大约十多年前，在我退休前后，我在学校不同年龄的老师中间，做了一次规模不大的口述采访。虽然采访的人数不多，但这次采访先后进行好几年。大约是从2007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
在采访中，接受采访的老师基本都是一直在北航工作的，有的是从读书开始就来到了北航，后来留校担任了教师。但是有一位老师情况有点特殊。他是一直在美国读书而且拿到博士学位的。而且他也不是从大陆去到美国留学的，而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但是他在七十年代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北航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而且他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位老师就是李椿萱教授（这里我还是愿意称他为教授，而不想称呼他院士。院士的称呼太容易让人感觉陌生和疏远了）。
1970年年底，台湾报纸披露，美国把琉球群岛的管制权交给了日本，但美国还把本来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也十分无理地交给了日本。美国的这个恶行引发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当时在北美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李教授当时作为热血青年，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之中。
由于过去台湾长期进行反共教育，所以很多旅美台胞，也包括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青年留学生，都视大陆为洪水猛兽。美国媒体对大陆的报道也完全都是负面的，因此广大旅美台胞对于大陆、对于中共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共、恐共心理。关于钓鱼岛被美国硬送给日本，由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非常软弱，不敢提出任何抗议，而中国政府则坚决反对美国的错误行为。参加保钓运动中的一些积极分子，看到这样的情况，对台湾当局非常失望，同时也产生了要了解中共、了解祖国大陆、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强烈愿望。1971年，五位参加保钓运动的留学生积极分子，在两岸隔绝22年之后，来到大陆访问，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跟这些来访者谈话，从晚上十点一直谈到凌晨四点。他们还没回到美国，台湾《中央日报》就刊登了他们到大陆访问而且台湾方面还吊销了他们护照的消息。这等于给他们做了宣传效果最好的广告。这些留学生回到美国之后，到各地做报告，宣传大陆之行。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对一部分台湾留学生、学者专家有很大吸引力的地方。周总理也接见过几个保钓运动的代表团。团员之中有的当面要求到大陆定居工作。周总理说要做两三年的准备，才能让海外的台湾学者专家到大陆工作。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周总理的这个愿望在他生前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到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只批准了十几位海外的台湾学者专家到大陆定居工作。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后，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着手引进海外台湾学者专家。从1978年到1980年，到大陆定居工人物台湾学者专家人数最多，有100多人。保钓运动高潮时，想到大陆定居工作的台湾学者专家估计有一两千人。但事隔多年，他们中大多数在海外已经成家立业，也就不想再动了。
李椿萱教授是1980年回到祖国大陆的。他回来后一直在北航工作。他在美国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学的专业就是航空航天。
我问李教授，为什么他会想着要回到祖国大陆来工作。李教授说，他读过的中国近代史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在台湾、美国生活了二十年，参加过“保钓运动”和“统一运动”（后面这个统一运动我没有听说过）。他也看了不少社科人文类的书籍，对西方式民主和社会主义都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虽然在美国工作的收入要比国内高出很多，生活也很富裕，但是总觉得那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李教授深情地说，我无法剪断自己和祖国的纽带，所以就回国了。
道理很简单，语言很朴素。当年的李教授，比起今天那些一说话就洋洋洒洒的公知来，他的见识不知要高出多少倍。198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如果那时的中国真的是百废待兴的话，那么那些准备回国的海外留学生还会真的认为，社会主义的祖国会对他们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 他们身在海外，而美国的、西方的、还有台湾的媒体几乎没有一个是说中国好话的。但是，我们确实就有些长期生活在海外的青年学者，恰恰会认为自己与祖国之间有一条割不断的纽带? 这其中的道理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某些人们深思吗? 当然，如果真的是所谓百废待兴，而他们还是表示要坚决地回来，那么这些海外的留学生更是表现出一种要报效祖国的强烈热情与胸怀。
前不久，我在一所中学的学生党校讲党课，提到了李椿萱教授的故事。在八十年代，很多大陆的学生学者，都认为能到美国是一件幸运的事，而我们的李教授，却反向而行之。他从一个生活相当富裕且非常发达的国度，毅然回到还相当贫穷的祖国大陆。谁不想过好日子，谁不想住着舒适的大房子，天天都能吃香喝辣? 然而像李教授这样的人，却能够心甘情愿地抛弃这一切，为了就是心中那一点不能舍弃的情怀。
八十年代有不少中国学生和学者，非常向往西方发达世界，反而对自己的祖国表现出某种厌弃。今天也还有这样的人总是口口声声地说，出国之后，无论是回国还是不回国，都是人家自由的选择。选择自由，多么冠冕堂皇！这类所谓自由的宣示，在实质上又有多么虚伪！而像我们的李教授这样的人，做出的选择方向，与那些人所选择的恰恰相反。更重要的是，李教授回来之后，一心一意都扑在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和教育事业上，从来没有动摇过，也从来没有选择回到祖国反悔过。在八十年代末，他的不少海外亲友都在集中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尽快出去，离开北京，离开祖国。而李教授对那些亲友的回答是，我觉得现在很好，很安全，没有必要出去。李教授对祖国的热爱和自信，不知道会让多少人自惭形秽。当然，没有脸皮或者脸皮极厚的人，不会有什么羞惭。
李教授回国后这几十年来，除了对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之外，还对于我们在学校工作上的缺点，在教学工作上的缺点，对学生自身存在的缺点上，都毫不留情地提出严肃的批评。他的批评都是很直接、很尖锐，也是很不留情面的。这更是体现了他对祖国的爱，对祖国教育与科研事业的爱，对我们的学生的爱。大爱无私，这正是对李教授一片赤诚之心的恰当体现。
老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富足的西方回到还相当贫穷的祖国，是不是一种由奢入俭? 或许这样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但毕竟是从一种富足舒适的生活环境来到相对艰难简易的生活环境，这需要一种勇气，也需要一种胆略，更需要一种热忱。这样的精神境界，太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了。
五十年代，从海外回国的留学生一代，如钱学森、邓稼先那一代老科学家，也是不顾一切阻挠，毅然决然坚决要回国。到了八十年代前后，像李教授这样的在海外工作多年的学者，还都是在台湾与美国生活过的，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坚决要回国工作的勇气也完全能和钱学森那一代人相媲美。相反，后来那些着急忙慌一个心眼奔向美国而且绝不回头的人们，与这些当年能够毅然回国的人们相比，会给人们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反差? 今天，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门前，据说还是天天都有排着队等候签证的长龙。或许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但这一道独特的景象并不那么简单和纯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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