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11日，15岁的尼兰德随着一声枪响结束了罪恶的生命。
这起案件被称作苏联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的案件。这起死刑判决虽然赢得了苏联绝大部分老百姓的拍手称快，却也引来当时西方社会的抨击。
阿尔卡季·尼兰德出生于苏联一个普通家庭，儿童时期遭遇了父母离异，母亲带着他改嫁，酗酒的继父经常殴打尼兰德，这迫使尼兰德小小年纪经常离家出走并且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习惯。
因为偷窃同学钱物，12岁的尼兰德被学校开除，其后，抢劫、入室盗窃几乎成了尼兰德的家常便饭。
1964年1月28日，尼兰德15岁生日前一天，他计划“干一票大的”庆祝自己的生日，在入室抢劫过程种残忍杀害了一位母亲和她3岁的儿子，凶器是一把斧头，而那位可怜的母亲足足被砍了15下，她早已失去呼吸的儿子也被砍了8下。杀掉母子两人后，尼兰德坐在案发现场平静地吃了早饭，然后打开了煤气才离开。
被捕后，尼兰德对于自己的残忍行径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意，甚至很自信地协助警察还原了作案过程，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苏联，死刑并不适用于未成年人。当警察询问他为什么连3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时，尼兰德竟然说：“孩子一直在哭，很烦人。”
的确，按照当时苏联的法律，未满18岁的人不会被判死刑。当这起案件的细节被公之于众后，苏联民众愤怒了。他们组织了集会，呼吁政府对尼兰德进行严惩，有报纸不断发声，要求枪毙尼兰德以伸张正义、震慑犯罪行为。
群情激愤的现实，最终惊动了赫鲁晓夫，他站出来支持对尼兰德的死刑处罚，并要求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对此进行决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最终于1964年2月17日颁布决议，“动用了”法律溯及力对尼兰德作出了死刑判决。
这一判决立刻遭到西方社会的抨击，苏联国内也有人给赫鲁晓夫上书，称“溯及力”不合法，但赫鲁晓夫仍旧固执己见。
赫鲁晓夫以及当时的苏联政府之所以在这起案件上如此坚持，一方面是因为案件确实引起了非常大的民愤，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上世纪60年代苏联青少年犯罪率持续攀升的事实，苏联政府试图通过这起特殊的判决震慑并遏制这一趋势。
然而，这次“特殊”的严厉判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据苏共中央在一项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决议中的统计，未成年人犯罪在过去20年时间里几乎持续增加，1987年苏联共发生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7万起，比1967年增加了一倍。
据当时的专家分析，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因素，有学校因素，也有家庭因素。
上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扩大了苏联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方面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文化传入苏联，导致物质欲和消费主义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式主义和空话盛行，老百姓见识到苏联特权阶层的纸醉金迷之后，越来越不满与现实脱节的爱国和革命传统教育，怀疑一切、否定崇高的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外，因为苏联特权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分化不断拉大，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家庭悲剧发生，这导致“问题少年”在苏联越来越大量地出现。
而苏联的教育部门同其他的官僚部门一样，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官僚主义，并没有对所谓的“难教育学生”采取足够精细、足够耐心的教育与关怀，而是将他们粗暴地推向了社会——上世纪60年代以后，集体主义氛围在苏联社会越来越淡漠，这种做法对于“难教育学生”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
没有谁是天生的罪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前苏联未成年人犯罪率之所以持续攀升，未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趋势显然不是一两例“重判”能够遏制住的。
比起前苏联最后三十年间，未成年人犯罪率攀升的速度，苏联解体、全面私有化，被新自由主义“洗礼”过的俄罗斯，更加令人震惊：
俄罗斯1998年下半年的犯罪统计结果表明，每年的少年犯罪数量相比80年代末增长了10倍！而经济不平等所导致的贪财型犯罪占到3/4，其中22%的少年犯罪是偷窃、40%是暴力抢劫、29%是其他抢劫；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数量也非常惊人，强奸及强奸未遂的未成年犯罪人数竟然比成年人多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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