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彻底否定”到“污毛化”
当年曾经兴起了一股“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的风气。不过那个时候邓小平比较理智，他知道人民拥护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把毛泽东同志彻底否定掉，无异于让共产党自绝于人民。所以他们还需要毛泽东这杆旗帜，稳住民心，从而稳住国内大局。
这些人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政治阳谋没有得逞，转而便转换策略走起了阴谋“去毛化”的路子，企图通过不间断地往毛泽东同志身上波脏水的方式，来不断削弱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力。从此“污毛化”行动，在某些当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认下，长期进行、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公者千古，毛泽东同志如果怕身后这点骂名，他也就不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同志本人已经逝世近50年了，这个社会好不好还能影响的了他本人吗？显然这个社会的好与坏，已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老人家已然化作历史中的一座丰碑。真正能被这个社会影响的，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民！
那么在长达五十年的“污毛化”过程中，中国的政治走向又如何呢！一分为二的来看：
第一站在人民角度，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形象不仅没有因为“污毛化”而削弱，反而正因为“污毛化”使得那些原本躲在暗处的敌人反而明朗了起来，人民意识到了“污毛化”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威胁“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削弱毛泽东同志，就是在削弱人民。更值得一提和足以告慰毛泽东同志一点的是，今天的人民已经成长起来了，不再是当年那个只会拿着“红宝书”跟着毛主席喊口号的一群人了，因为我们成长了，我们有知识文化、有思想有独立主见了，再也不是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和任人拿捏了！
第二站在政治走向角度，党和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严重退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受到了严重挑战。我说的这个退步和挑战，不是理论上子虚乌有的揣测，而是由这个时代出现“新四害”作为事实来代表的。这“新四害”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专家利用政策对人民的残害、官僚利用权力对人民的压迫、国内大量的公知走狗持续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日渐发酵。接下来我们来逐一分析。
新四害之国家政策方面：荒唐的专家荒唐的政策
国家政策桩桩件件与国家发展方向相关，与人民利益切身相关，并且这种政策往往具有“影响范围广”、“不可逆转”的两大特征，在这个“牛鬼蛇神又重来”的时代，荒唐的专家荒唐的政策层出不穷。
董郁玉，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硕士，光明日报社评论部副主任，声言老百姓在田间地头焚烧秸秆造成了极大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环境和空气质量，结果最后被证明他的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一名日本间谍！且不说这个人是如何窃居高位的，党内是否还有这样的人存在，光是说他所制定的一些政策，难道不需要任何审查，光是提案就直接通过执行？
许宪春，高级统计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他的奇葩观点就是低收入群体可以自己开私车拉活，闲置的房子可以出租出去。私车拉活我忍了，有些人没什么钱，因为工作的缘故，可能打肿脸充胖子买辆便宜的车代步，在不考虑平台剥削和油价昂贵的前提下，却是可以利用私家车赚外快。问题是闲置房子出租什么鬼，既然前提已经定了是“低收入群体”，中国的“低收入”群体就是有车有房，并且房子还不止一套，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95%以上连低收入群体都够不上。难道是我跟这位专家活在平行空间的两个不同的中国？
王福重，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北航国际贸易系主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如今吃到的粮食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现在种粮太容易了，农民太幸福了，都是机械化，建议农民不要用收割机割麦，会污染环境。”就是这位专家的“精屁”观点。这位专家长期脱离实际，幻想天气一年到头都是风调雨顺、市场上农作物价格一直稳定，农民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可以回家躺着睡觉，等到植物长成就可以直接收割，赚钱发财不要太轻松！
赵燕菁，赵燕菁，男，博士，教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规划委员会主任等职。“将生育与社保挂钩，惩罚那些不生孩子的人，奖励生孩子的人，这样可以刺激生育。”这样罔顾老百姓的收入，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本着解决不了问题，就转嫁风险给人民的原则，提出这种猪狗不如的理论，虽然后面可能碍于社会影响，出来澄清和道歉，然而人的第一反应是真实的。
像以上这样的专家理论，天天年年都会蹦跶出那么几个，将这一类人和他们的政策划分为当今时代的“新四害”之一，大概没有是个人都不会反对吧！
新四害之人民权利方面：官僚主义对人民的压迫
“权力”和“权利”分开来看，中国人民有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也有享受作为人民大众的权利。当然考虑到社会主义还处于发展阶段，我们要如何具体的去“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还需要更加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暂时放下“权力”二字不说，作为基础的群众，基本的人权这项基本“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吧！然而官僚主义却不这么想，秉承着“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传统观念，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享受着官威带来的快感！
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普遍性”和“造成极坏影响的个案”两个方面。
首先是“普遍性”，执法人员在长期的执法当中，不尊重老百姓的最基本权利，长期的“执法过当”、“钓鱼执法”、“暴力执法”甚至是“知法犯法”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尽管党中央一再下发文件一再明令禁止，然而这种滥权行为，依旧是屡教不改、屡禁不止。搞笑的是，自从有一次执法者欺压百姓，最后官方出通告说是“临时工”之后，“临时工”背锅已经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甩锅风气了。不过锅是甩了，可是“啥事都是临时工干，正式工干嘛去了”的问题，却又成了自相矛盾的新问题。
接着是“造成极坏影响的个案”，这类主要指的是个别官员利用手中权力，欺压百姓，造成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遭受重大损害的案件。
赤峰市古鲁板蒿镇康家营子村村主任康中。非法四届当选村主任，家族五人参与黑恶组织，欺压百姓，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工程项目中，凡是在村里修建工程项目，康中以项目质量不合格为由，向多个施工企业索要费用竟达30多万元。政府对村里的危房改造过程中，康中以各种理由不给村民办理相关手续，不给康中“辛苦费”，村民就不能拿到危房补贴款，村民先后付给康中“辛苦费”6万多元。只要村民办事盖章，就需要给康中“好处费”。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副区长的曹颍章，在阜阳市双清路扩建拆迁过程中，超越职权，擅自强行拆除群众房屋，造成两名群众财产受损，其中一人服毒自杀形成植物人的严重后果。
山西吕梁市常务副市长张中生，在张中生任副县长时，他让县长没办法；当他任县长时，他又让县委书记没办法。正因如此，在后来新任市委书记聂春玉刚到任初期，曾被张中生排挤和架空。中生便利用手中的权利，一边极其贪婪地恣意受贿贪赃，一边又大肆霸占国有或民营煤矿资产，使其财富迅速累积到极其惊人的程度。在中阳的几十家煤矿中，张中生实际控制的竟然高达七八成，而剩余的不被 其控制的煤矿老板，则要时常向张中生送礼纳贡，逢年过节更是要送几百万的豪礼，以换取得张中生的关照。
这样的案例说是造成极坏影响的“个案”，实际上这个“个”的意思指的是由“个人导致”的，而非“个别现象”，实际上结合习近平同志大范围打苍蝇打虎的成果来看，这些情况在全国大部分范围，同样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明明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共产党全体官员不过是“人民公仆”，他们的力量和政权合法性均来自于人民，为何造成如今“奴大欺主”的现状，我认为执政党要深刻反思，作为监督的人民力量，同样也要反思！
以上所说的“四害”中的两害，还属于我们政权内部自身出现的问题，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讨论，威胁我党和人民政权安全的两害——大量的公知走狗持续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日渐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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