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感受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
——节选于1962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内容
林帅讲得很精辟，也很实在。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在不断证明林帅这个论断的正确性。例子有很多，只举两个典型例子——研制原子弹和搞人民公社。
我们先来讲原子弹研制。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讲道：
“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中央正式立项研制原子弹。
1959年苏联专家撤退，我国自行独立研制原子弹。
1961年原子弹研制进入关键期，国内经济陷入困境，遭受重大挑战。
此时，党内高层对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进行激烈讨论。
刘少奇、邓小平等高级干部主张，当前国家经济困难，原子弹研制非常烧钱，对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不大，建议先暂缓研制，等咱们经济好转了，重新开展研制也不迟。
周恩来、林彪、陈毅、聂荣臻、贺龙、叶剑英、张爱萍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主张继续搞下去，研制原子弹不能半途而废。
张爱萍将军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棒。”
陈毅元帅说：“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林彪：“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
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
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原子弹是继续搞下去还是暂缓研制？是上马还是下马？最后由毛主席裁夺。
当核心团队产生重大分歧时，领袖的洞察力、预判力和决断力非常重要，短期看只是决定一件大事的始终成败，长期看可能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
毛主席观点鲜明，态度坚定地说：“勒紧裤腰带，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
根据毛主席卫士回忆，国家困难时期，为了研制原子弹，毛主席连最爱的红烧肉都不舍得吃，每顿饭都是素菜，由于长期不吃肉，身体缺乏营养，导致浮肿。
在毛主席坚定支持下，原子弹研制工作得以继续开展。
为了坚定科研工作者的信心，毛主席指定让周总理牵头负责，出任原子弹研制工作小组组长。
有了定海神针，科学家们才得以安心研究。
工作组及广大科技工作者，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于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全世界。
如果按照刘邓的暂缓方案，把研制原子弹的经费省下支援经济建设，那么原子弹研制工作就会立马搁浅，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还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研制成功。
运10大飞机下马，就是最好的诠释。
如果不是毛主席力挺搞原子弹，那么聂荣臻等人就顶不住党内的巨大压力，原子弹研制项目就会在当年下马，新中国也不可能短时间内恢复大国地位，更谈不上受人尊重。
在毛主席坚定支持下，在周总理和聂荣臻等人协调下，在广大科学家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按预期成功爆炸。
没几年，又成功研制了氢弹、东风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大幅提高了我国地缘政治安全，为新中国尖端科技翻开崭新的一页。
正如林帅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言：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
再比如红军长征。
长征前期，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红军损失惨重，差点被老蒋包了饺子。
长征中后期，毛主席的意见开始受尊重，工作意见不受博古、李德等人干扰时，红军才逐步跳出老蒋的天罗地网，才有飞龙升天。
林帅的话，不只是代表自己，也说出了军事干部的心声，顺便也道出了史实。
再来说说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发展史，就像长江黄河一样，有曲折、有迂回、有直线，总趋势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人民公社，孕育于大跃进时期。
在毛主席看来，人民公社是从高级社（高级农业合作社）转型过来的，人民群众基础不错，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可惜，事与愿违，事情并没有毛主席想象中的顺利。
人民公社，当年就遭受“一平二调”、“四高五风”以及自然灾害等多重打击，部分农村闹出大饥荒。
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情，一是因为广大干部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出现蛮干的现象；二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很多正确意见都被过滤了。
毛主席一看，人民公社过“左”了，同自己理想中的人民公社，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了纠偏纠“左”，为了优化调整，为了搞好人民公社，毛主席决定自己亲自抓一抓人民公社，于是乘专列到地方去搞调查研究。
毛主席一天只有二十四时间，不可能每个乡镇、每个村庄都跑，只能去到一个省市，召集地方各级干部开会，通过会议的方式来调查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毛主席从北京出发，沿路经过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地，一路开了不少重要会议。
比如“第一次郑州会议”、“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八届七中全会(上海会议)”、“广州会议”、“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等。
会议期间，毛主席每到一个省市，都会同地方各级干部详细交谈，调研询问当地农业、工业发展情况，其中重点调查了当地人民公社，看看还有多少“一平二调”和“四高五风”情况。
毛主席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华北、华中、华南、华东等地区的省市都走了一遍，对大部分人民公社都摸了个底，掌握了人民公社的本质问题，也找到了优化和整顿方案。
毛主席治国，犹如名老中医治病，诊断辨证，对症下药。
这个处方不简单，整整有60味药，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农业六十条”，又名“农村六十条”，为后续人民公社走向稳健打下基础。
其中，有两点内容很关键，一是“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二是“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
生产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社员可以搞副业，多劳多得，旗帜鲜明地反对平均主义，即反对吃“大锅饭”。
在毛主席的努力与推动下，“农业60条”得到高效落实与贯彻，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人民公社也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全国各地农村再一次恢复了蓬勃生机。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人民公社走上正轨之后，给农村发展带来了巨大隐形收益。
一个是乡村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另一个是社队企业的蓬勃发展。
教育是上层建筑，要有经济基础，才能有长足发展。当年乡村教育的进步，完全受益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支撑。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49-1985年》统计显示：1959年，全国小学学校数量为737445所，在校小学生为9117.9万人；全国普通初中学校数量为20835所，在校初中生为774.30万人，在校高中生为143.57万人。
到了1976年，全国小学学校为1044174所，在校学生为15005.5万人，多个省市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高达80%以上。
全国普通初中学校数量为192152所，在校学生数为5836.58万人，其中初中生4352.94万，高中生1483.64万人。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1963年至1976年间全国基础教育得到快速发展，这里面教育增量部分，大部分是来自乡村基础教育的贡献。在人民公社的加持下，全国80%以上的乡村都有了自己学校，构建了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基础教育体系。
全国乡村基础教育的蓬勃发展，侧面佐证人民公社经过毛主席调整优化之后，逐渐进入发展佳境，农村经济集体有了长足发展。
另一件事就是社队企业蓬勃发展。
到了70年代，人民公社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富盈起来，出现农民吃饱没事做的情况。
有些省市的人民公社，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底子打得比较好，具备了发展地方工业的客观条件，于是毛主席又适时鼓励人民公社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此举，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又大力促进了乡村工业发展，大幅缩减了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平衡发展。
1965年后，部分富庶地区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内部有了一定的积累，加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溢出，促使部分公社开始创办企业（“小五金”加工厂），来提高公社和社员收入。
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社队企业调查组统计显示：
1975年全国90%的公社和60%大队都有自己的企业，总计818000多家，产值215余亿元。
以河南省巩义市回郭公社为例，1976年回郭公社社队企业达83个，职工人数达4843人，工业总产值2060万元，成为全国各地人民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标杆。
毛主席仙逝之后，华主席继承了伟人衣钵，沿袭了人民公社的发展路径，全国各地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处处充满生机朝力，此时的中国城乡处于均衡发展的良性状态。
到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大约有152.4万家社队企业，总产值为493亿元，占当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9.7%，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8.5%。
这些社队企业，都是后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由此可见，乡村基础教育的长足发展与社队企业的蓬勃发展，都能佐证人民公社的历史功绩，尤其是经过毛主席优化之后的人民公社，让农村各项事业进入了快车道，开始为农民提供隐性的社会公共福利。
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了。
原则上，保留了人民公社的经济组织，但实际上随着“包田上户”政策推进而瓦解，全国55600多个人民公社，只有极少部分得以幸存。
对于广袤而贫困的农村而言，“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瞬间从云端坠落到泥淖，重蹈贫富分化的历史轨迹。
人民公社的发展史，让人想起林帅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精辟发言：
“我深深感受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
在时光的侵袭下，这段讲话，越发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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