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决议”）做出定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一位美籍华人说：“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有自己的判断法：文革是整走资派的，也就是整干部的，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复辟，防止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如果否定了文革，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大面积回潮现象，干部队伍变好了，就说明文革错了;如果否定了文革，出现了资本主义疯狂复辟，干部队伍变坏了，那就说明文革对了。”如此判断非常简单可靠。
从“十八大”至2024年7月底，竟有117名将军落马：上将12人、中将22人、少将77人，占现役将军的三分之一强（2024年7月底，现役将军326人，其中：上将27位、中将129位、少将170位）。近年来，军队已有1.3万人因违法违纪被处分，相当一个师的兵力未打仗就败在了金钱、贪欲、美色之下，此情此景，让人触目惊心。
2024年10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4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70.3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75.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58.4万件。立案64.2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58人、厅局级干部3263人、县处级干部2.6万人、乡科级干部8.9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7.7万人。处分58.9万人，其中党纪处分46.1万人、政务处分17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53人，厅局级干部2779人，县处级干部2.1万人，乡科级干部7.4万人，一般干部8.4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40.7万人。
2024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147.9万人次。其中：
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88.2万人次，占总人次的59.6%；
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49.2万人次，占33.3%；
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5.1万人次，占3.4%；
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5.4万人次，占3.7%。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行贿人员1.9万人，移送检察机关2972人。”
中纪委国家监委的数次通报，无疑是对老人家晚年光辉论断的最好注脚。
“联想”事件引发热议后，全国人民对改革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和国家控制权丧失问题高度关注，迫切需要对“原罪”是否存在及是否追责问题进行一锤定音。但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的“体制”却选择了三缄其口。
2023年下半年，魏加宁、陈永杰、蔡继明等人极力鼓吹“消灭剥削不等于消灭私有制”，鼓动党和国家“告别革命，政治转型”，“全面推行私有化”，受到了全国人民广泛的批评与坚决抵制，面对如此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反动言论，令人非常不解的是“钟声”、“任仲平”、“钟华论”、“何振华”等重量级喉舌却统统噤若寒蝉。
老人家晚年究竟错了没有?这个结论不应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力”的人去评判；也不应由“自己就不读书、也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的人去评判；也不应由疯狂敛财9000多亿的人去评判；也不应由许家印式的“人民富豪”们去评判；也不应由高喊“农民无用论”的公知们去评判；也不应由高喊马云为“马爸爸”的小资们去评判；而应由时间、历史、实践和人民去评判。
周恩来总理曾经深情的对薄一波说：“一波呵!有好几次我们都觉得主席错了，可后来事实证明主席是对的，又有那么几次，我又觉得主席错了，但最终实践又证明主席是对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怀疑过主席”。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王震将军发自肺腑地说：“现在，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
太阳的光辉是遮不住的，真理就象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第二个决议”关于那场“大革命”的定论，显得是那样的肤浅和短视。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鸿鹄又岂知鲲鹏之意?!一代伟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不计身后名，冒着随时准备跌的粉碎的巨大政治风险，发动了那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这是防止和平演变、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总预演，是对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的无私捍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光辉理论的再坚持、再发展、再动员，老人家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镌刻在衷心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数中国人民的心中，并将世世代代传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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