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了一份资料，是博古（秦邦宪）向共产国际代表传达的叛徒段良弼借富田事变污蔑毛主席的报告。段良弼先否定了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认为：“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例如放弃东固。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万人同红军一起走了。”（《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但是，正如主席所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严重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除了诱敌深入，没有其他任何正确的办法——否则我们红军就会全军覆没。段良弼对主席正确战略的污蔑、否定，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舍不得自己家里的坛坛罐罐，再加上赣南闽西苏区反“围剿”用诱敌深入的办法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所以农民产生不满情绪、不理解主席的正确战略，也属于不可避免的现象。
但是在后面，段良弼的汇报中竟然有一句惊人的话，也就是“空前未有的饥荒……”（《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我当时极为奇怪：饥荒无非来自严重自然灾害和国民党反动集团对苏区的洗劫。既然数万农民已经跟随红军转移，怎么会出现所谓的饥荒？第三次反“围剿”打了40天，比第一次反“围剿”打的时间也就是21天还要长，就没有产生所谓的饥荒，苏区人口在胜利后还由于领土的扩展得到了大幅度增长。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毛泽东传》：《第12章、打破三次“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毛泽东传》：《第12章、打破三次“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次反“围剿”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饥荒”呢？由于博古向共产国际代表别斯帕罗夫汇报的这篇报告是段良弼在富田事变之后诬告毛主席的报告，其中关于红20军叛变原因的描述都充斥着对主席的污蔑、说成是主席逼迫下反水。实际上是李韶九搞的扩大化。联系到前文段良弼对主席诱敌深入战略的污蔑，可见段良弼的意图就是想给博古和共产国际制造这样一个印象：“因为红军诱敌深入放弃一部分地盘，那部分地盘就陷入国民党抢掠下的饥荒了。”进而诱骗博古他们以及共产国际否定主席的正确战略。那么，所谓的饥荒真的存在吗？这就需要详细考证了。
红军诱敌深入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唯一选择。主席深刻指出：“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如果不丢弃一部分领土、不诱敌深入，就会严重损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就会最终导致红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只有牺牲局部，才能保护全局。
在诱敌深入之前，红军也做了充分的群众政治工作——号召群众撤离和隐蔽。“军队和地方的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在干部、战士和人民中进行政治动员，说明诱敌深入方针的必要性，解除群众特别是干部中的种种顾虑，号召军民团结一致地对付敌人‘围剿’，树立必胜的信心。”“在苏区内建立人民武装的统一指挥机构和各种战勤组织。在敌人可能进占的地区，组织人民实行坚壁清野，部署游击战争，肃清暗藏的敌人，纯洁内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91页）可以说，即使是上帝视角开天眼，这也是最正确的办法了。但是，一部分群众难免由于毫无经验以及不舍得个人财产暂时的丝毫的破坏的小生产者情绪，而抵触和不执行红军的正确路线。正如主席所说：“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无疑导致了一部分群众撤退和隐蔽的不及时。这件事，实在怪不上主席和红军，因为主席和红军给了这部分群众正确的办法，但是他们不听。当时军情万分紧急、战机稍纵即逝。战争是最危险的事业——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这一敌我差距最悬殊的革命战争，稍有不慎我军就会全军覆没！所以，为了保护更大多数人民、为了革命的力量不到全军覆没的地步，红军当时除了及时撤离东固、迅速执行命令，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有的人可能会说：共产党如果不和国民党打仗，会不会就没有国民党对根据地人民的迫害了呢？我只能说这种人的思维是流氓思维。国民党统治时代压根不是人可以过日子的时代：晚清到民国104年，中国人口只增长了1亿、人均寿命才三十五岁，民国时期的26年，发电量的话，“旧中国1948年比1923年只增长6.98倍”（王立华：《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与革命要求》）。这种烂透了的日子，谁也不想多过一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时代短短26年，中国人口就增长了4亿，从5亿增长到9亿，人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长到了六十五岁，整整增长了三十岁，发电量的话，毛泽东时代26年，“从1950年到1975年26年间，发电量增长42.57倍”（王立华：《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与革命要求》）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快的发电量速度，没有之一。没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话，人民永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国民党的存在就是犯罪。
由于一部分人民对红军正确政治动员的不配合、在撤离和隐蔽方面的工作做的不及时，他们受到了张辉瓒匪军的残酷迫害。“此次‘进剿’东固的时候，张辉瓒命令部下‘东固已匪化，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40里内，凡10岁以上的男女者少，格杀勿论。不论民房公房，草屋士屋，在部队撤退前，一律烧光!凡可携带之物资、食物，全部带走。’”（薛庆超：《光荣与梦想:中国共产党1921-1949》）于是，东固地区不仅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也出现了蒋匪军杀害群众的严重局面。这不仅仅是饥荒，而且是蒋匪军对人民群众的屠杀，更是蒋匪军的极端残酷性和群众毫无经验、对红军正确政策不理解不配合以及军情紧急形势下红军必须以执行保卫根据地大多数人民这一最重要任务为三个因素先综合作用下根本不可避免的结果。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是完全正确的、红军的政治动员已经做到当时条件下的极致了，而段良弼对撤离地区的粮食严重短缺和群众遭到张辉瓒残酷杀害等严重现象的产生不实事求是的归因于蒋匪军的暴行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却归咎于毛主席的正确战略和红军的正确政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经历了第一次反“围剿“，接受了血的经验教训，群众觉悟大大提高。正如主席所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于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敌我差距远远比第一次反”围剿“悬殊的多、敌人远远比第一次反“围剿”强大的多，由于群众在血的教训中明白了毛主席、共产党、红军的正确，比较顺利的配合了红军组织他们进行的隐蔽工作和撤离工作，也就极大减少了像第一次反“围剿”那样由于张辉瓒暴行导致的严重损失。
第一次反“围剿”，敌军10万，我军4万，我军仅仅以伤亡2000的代价就歼敌15000。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军大捷、东固光复之后，“经过一番研究，确定1931年1月28日由江西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张辉瓒的罪行。这一天，革命根据地有3000多人参加大会。会场就设在小山坡。”“在人民群众愤怒的声讨声中，张辉瓒被判处了死刑。”（薛庆超：《光荣与梦想:中国共产党1921-1949》）张辉瓒残酷屠杀人民群众、抢劫人民群众粮食和财产，不杀张辉瓒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必杀张辉瓒的原因！根据地人民从此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了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之下，夺取了一次又一次辉煌胜利。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干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干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诗词鉴赏》：《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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