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崇的是哪个洋、迷的是哪个外？——“日耳蛮种姓体系”
毛主席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某些人所崇拜、所迷信的显然不是一切外国——他们历来很瞧不起第三世界的绝大部分，并且经年累月地在群众中散布了花样繁多极其负面且不合实情的刻板印象，谈东南亚，他们说是猴子，谈中东，他们说是恐怖分子，谈拉美，他们说穷得只能踢足球，谈非洲，在他们口中那更是原始而猎奇的存在。
某些人所崇拜、所迷信的显然也不是一切发达国家及其一切居民——他们对美国的黑人、拉美人、犹太人，对西北欧的中东人，对英国和加拿大的南亚人，以及对这些国家的白人性少数群体，则情不自禁又不约而同地附和白人极右翼势力炮制的各种污蔑言论；他们甚至不顾事实地把贫穷、懒惰这种帽子扣在几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南欧国家上，而他们心目中北美、西北欧的“洋主子”可没少买南欧的各种奢侈品。
某些人对于他们所崇拜、所迷信的人群，从不谈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他们对于有争议的事物，也要求照抄照搬；甚至对于已被多数群众否定的事物，要求照搬不成，比如说“白人饭”，他们也自知难吃，不去吃，但也会鼓噪话题，以显得自己高人一等。
某些人对于他们所崇拜、所迷信的人群，甚至不惜杜撰优点或好事——《美国幼儿园起诉案》（另题《一个字母的官司》）、《地震中的父与子》（美国）、《一定要洗七遍》（日本）、“德国火车准时”……
某些人对于他们所崇拜、所迷信的人群，劣迹都能颠倒黑白当好事吹——他们大肆贩卖“殖民有利”“侵略有功”这些谬论，哪怕他们的洋主子学界早已深刻反省，转向了“文化多元论”“殖民原罪论”。
某些人言必谈“面向世界”，但他们的思维怪象恰恰极大误导了人民群众对世界的认知和批判地学习！
这一怪象不能用简单纯粹的阶级观点分析——英国已经有不少南亚裔富豪和政要，但是某些人显然没有就此认可英国的南亚人；中东、拉美、非洲、南亚确有不少地主或资产阶级文人，但极少见这种怪象。
这一怪象也不能用“买办思想”这类经济动机分析——当买办只是损人（人民群众）利己；某些人则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地为读英国、澳洲、新西兰等国的本科或硕士花大钱，哪怕学不到多少真本领，哪怕无意申请就读国的工作或居留许可，读完就回国。
有了“日耳蛮学”的“种姓论”，这一怪象就迎刃而解了：某些人所崇拜、迷信的是西北欧、北美、南太平洋的日耳蛮白人族群，他们要嵌入日耳蛮白人的“种姓天梯”，即使日耳蛮白人从未真心接纳他们，甚至乐于坑害他们，他们自知“梵化”无望，只配当“达利特”，也要接盘日耳蛮质次价高的商品或服务（此时不是“梵化”道具，而是“领班”证），羞辱、贬低国内人民群众，以当“达利特领班”为荣；某些人有时也会吹捧其他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2014年以前）、波罗的海三国（2021年以后）等，共同点是，这些地区被认作诚服日耳蛮嵌入“日耳蛮种姓天梯”的次级模范“首陀罗”，前几年越南也被他们吹过，但察觉越南并非如此后，就没再吹了；爱尔兰确是和平发展的典范，但不诚服日耳蛮，是游离于“种姓天梯”的“化外”，他们就从来不提，只是实在抓不到爱尔兰把柄，才未加以诬蔑。
“日耳蛮学”的“种姓论”还可以顺带解读一类更广泛的怪象：国内某些行业、地区或民族的某些网民认为自己有某些特点，因此凌驾于其他群众之上，用这些人的话说，就是“（国内）洼地的（德行）天花板”。本质是因为他们想象出了自己的“种姓天梯”：日耳蛮>别的什么外国>国内这些行业、地区或民族>国内其他群众，并自认为这种想象使拥有某些与日耳蛮共轭特点的自己有所“梵化”，不至于和国内其他群众一样“洼”——这些人做梦都不敢自居天梯顶端，不愧是更广义的“达利特领班”。
另外要注意，日耳蛮的类种姓体系和印度不同，印度传统的种姓体系显然不会往死里坑低种姓。
用“赛道论”照出21世纪爬行主义的丑态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早年的爬行主义，指的主要是贬低、排斥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盲目排斥国产，高价引进外国设备，当“冤大头”浪费宝贵的外汇，也导致“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自研长期被忽视。这种情况被民间长期批判，在形势变化后也已成为过去了。
这些年，某些人迎合日耳蛮的奖项，拍丑化中国人民的电影，群众不买账还表示强烈义愤，但他们照拍不误，连利润都不考虑了；某些人迎合日耳蛮的学术评价体系，导致广大科研工作者不得不发英文论文，学术成果不仅无法面向人民群众，反而成了对日耳蛮学术体系的贡品。
这三种问题显而易见，但过去也没有批深批透，自从有了“日耳蛮学”的“赛道论”，一切就可以寻根究底了。某些人究竟跟着什么爬行？跟在日耳蛮开创的赛道后面。
美国日耳蛮白人的游戏界（“3A游戏”）、影视界（好莱坞大片），历来有一种倾向，力图用逼真的画质和炫目的特效掩盖其简陋的剧情与贫乏的内涵，“力大砖飞”。国内游戏界的某些人历来唯“主机”“3A”是从，很瞧不起其他各类游戏的玩家，认为群众不买日耳蛮的高档硬件就不配玩游戏；《原神》既有特效和画质又有剧情、玩法和世界观，扬名中外，可是某些人对《原神》深恶痛绝——认为人民群众不配开创新赛道，也不配青出于蓝胜于蓝，只配跟在他们后面爬行，严禁僭越，《原神》没跟着爬行，就不配叫“3A游戏”。
爬行主义甚至可以适用于“元宇宙”这种纯属日耳蛮虚构并吹嘘的赛道。美国的Meta公司投入百亿美元的元宇宙游戏《Horizon Worlds（地平线世界）》，一面世就成了笑话，投资打了水漂，国内有群众更是直言这还不如2008年问世的网页游戏《皮卡堂》。某些人对于这种虚构的赛道，也不辨别就要求跟进，国内很多大学当时不是成立了“元宇宙研究中心”吗？大部分到现在也没撤掉。
“日耳蛮学”的“赛道论”准确指出，一旦日耳蛮人发现自己的赛道没有好处或者被中国人超车，就会试图拆掉赛道，早年日耳蛮鼓吹“5G”（第五代通信系统）概念，可当中国人在5G上领先后，日耳蛮就不正面宣传5G了，反而炮制“5G有害论”，某些人只是传声筒，日耳蛮宣传什么他们就跟着说什么。现在中国人在“AI”（人工智能）领域逐渐占据上风，不出“赛道论”的预料，日耳蛮也不公开宣传AI了，反而在暗中传播“AI有害论”，不久后，某些人大概又要附和。
揭开“日耳蛮赢学”，砸烂“机械唯物论”和“唯生产力论”
日耳蛮的“赢学”，其逻辑内核是非常主观灵活的“闭环赢学”：美国日耳蛮白人认为黑人“蠢”，又认为亚洲人“聪明但书呆子”，仿佛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好的；早年日耳蛮认为高楼大厦是发达象征，“赢”，在其他国家大建高楼大厦后，日耳蛮就改口“乡村大民居”才好，继续“赢”；谈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矿业发家理所当然，谈及俄罗斯、沙特、阿联酋，又改口靠矿业是虚假发达……——而当日耳蛮遇到实在没法“赢”的话题，就集体沉默回避。“赛道论”的“拆赛道”，也是日耳蛮“闭环赢学”主观灵活的表现。
日耳蛮的“赢学”，从外在表现和时间段看，可分为“大乘赢学”和“小乘赢学”两种。前者是美国日耳蛮白人带着欧洲部分国家、日本、韩国等跟班，打着“市场经济”“现代化”“自由”“民主”“发达国家”等共同旗号，一起对另一些国家“赢”，是之前多年的情况；后者则是美国日耳蛮右翼白人（以“红脖子”为主）对着美国驴党“赢”，欧盟、日本、韩国等则被视为美国驴党的海外布局，也成了“赢”的对象而非同伙，这是近几个月的新情况。
日耳蛮大乘赢学和小乘赢学的本质机制其实相通，优先满足美国日耳蛮白人“赢”的情绪价值，然后顺着“日耳蛮种姓天梯”，下级被上级“赢”，又合伙对更下级“赢”，把情绪价值“赢”回来，比如说日本对盎美只能“输”，又想象和盎美一起对华“赢”，找回情绪价值，这叫“共轭赢学”，可以解释，为何日本内宣涉华只提坏事，哪怕是大米涨价，也要设法怪罪中国。区别是，这两种日耳蛮赢学设想的种姓天梯有出入，日耳蛮大乘赢学天梯是盎美、欧陆日耳曼>东欧部分国家>俄罗斯，以及盎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朝鲜，小乘赢学天梯则是盎美右翼>俄罗斯、欧陆新右翼>美国驴党、欧盟、乌克兰、日本、韩国、中国…——这次切换的本质是，美国日耳蛮白人再也不必照顾昔日“盟友”，反而能对他们放肆“赢”。
“共轭赢学”也很能解释国内某些“公知”“殖人”狺狺狂吠的丑态，因为他们被天梯上级的盎美“赢”了太多情绪价值，若不鼓吹“共轭输学”羞辱、诅咒国内人民群众来找补，就无法反衬出自己多么高明、多么“共轭赢”——至于其他许多国家的亲盎美文人为啥没有这样？因为这些国家不在日耳蛮预设的“种姓天梯”底端，甚至干脆游离在外，总之不是日耳蛮“赢”的对象。
这还可以解释美国日耳蛮的很多行为，他们经常说“中国产品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其实是指威胁了他们的“闭环赢学”——中国居然能造出高科技产品，不符合“天梯底端”“大输特输”叙事；特朗普一伙宣扬的“MAGA”，也不是真要在客观层面使美国复兴、再次伟大，而是要切换成小乘赢学，以修复日耳蛮白人的闭环赢学——刚上任没几天，美国白宫网站就公开贴出“无尽地赢”口号，美国政坛画风也越发向某些人素来所鄙夷的“朝鲜”看齐；特朗普一伙对多国大加关税，也是因为日耳蛮白人眼中“赢”的情绪价值远胜于物价这类物质利益，哪怕物价大涨，大不了归咎于驴党残余势力的暗中破坏。
美国日耳蛮从大乘赢学切换为小乘赢学，在其内部看来已是不小的转变，在外界看来那就更是有如变天了——这正是我国人民群众得以抓住破绽，成功发起“日耳蛮学”大讨论的客观外界条件。
过去日耳蛮大乘赢学迷住了国内很多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许多人天真地以为，市场化、多党政治、经济发达、“与国际接轨”……就能被认可接纳进“发达国家”阵营，但在日耳蛮放弃大乘赢学的当下，这些幻想已经成了十足的笑话；当然，现在的日耳蛮小乘赢学在国内也有一小撮坏人响应，这些人崇拜特朗普一伙，成了美国白人右翼的跟班和应声虫，对这些人，需要坚决揭露其本质。
过去国内很多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严重高估了人类社会的唯物程度，许多人天真地以为，只要经济、科技发达了，社会就自然而然进入新阶段，群众就自然而然坚决拥护，为此要“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至于路线什么的，早抛到九霄云外了；最近在“日耳蛮学”的大讨论中，大家才深刻认识到日耳蛮社会运作的唯心色彩，“理性人假设”全然失效；我们先前也揭露了马斯克一伙的实质——有“引领技术发展”等光环，但本质却是“小舰队”式高科技精英阴谋集团。
因此，在揭露、批判了“日耳蛮赢学”以及某些坏人强加于人民群众的各类“共轭输学”后，必须坚决深入批判“机械唯物论”与“唯生产力论”，才可以治本，使“共轭输学”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
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
（本段引用较多，故设色区分）
许多参与“日耳蛮学”大讨论的群众把矛头指向新文化运动，认为这一运动导致国人拜日耳蛮。他们的直觉部分正确，确实应该揭开新文化运动的盖子。但也有些人提出了尊孔崇儒的主张，这就有问题了。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十七年文艺黑线，又顺藤摸瓜批判了“三十年代文艺”。“他们以‘教育者’自居，总是强调‘教导大众’，‘启蒙大众’，甚至有人认为大众化的任务就是和工农大众的愚昧无知作斗争。这样，他们所谓的‘大众化’，实际上仍然是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去‘化大众’。这种所谓‘大众化’的文艺路线，实质上是‘化大众’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路线”（摘自《破除对“三十年代”电影的迷信——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句话本是对“三十年代电影”的批判，但用于批判《新青年》杂志的某些文章，也出奇贴切——因为“三十年代文艺”恰恰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延续！
“在三十年代，诚然有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他们曾经努力于探索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同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主流不是鲁迅，而是这样的货色——“《铁板红泪录》描写两个雇农向一个富农女儿夺爱，中间又插进一个恶霸和他的姨太太，以至造成情杀事件。《三个摩登女性》描写的是：一个醉生梦死的电影明星，追逐于三个不同类型的‘摩登’女性之间。如此这般的电影，有哪一点可说是反映了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呢？又有哪一点可说是表现了工农群众的思想和感情呢？”
不能否认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有革命的一面，但也决不能忽视“严重错误和历史局限性”的另一面，这种两面性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质决定的——其实，如此评价《新青年》杂志，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也很贴切，因为后两者的主导力量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新文化运动的部分重要成员后来公然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30年代起胡适成了臭名昭著的文化买办，周作人则投靠日伪当汉奸，实在是偶然中的必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引进西洋思想，不免有人居高临下地用西洋思想“教导”“启蒙”大众，这一部分人如果不能深刻改造自己而真正与工农大众结合，那么迟早要走向工农大众的对立面，有区别也无非是明着当文化买办、汉奸，还是暗着炮制“三十年代文艺”。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起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不容否认的历史贡献。但决不能忘记，《新青年》早期鼓吹军国主义，中期介绍了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等思想流派。
1916年秋刘叔雅先后发出《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与《军国主义》两文，大肆宣扬军国主义。吴虞则在次年初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开篇扬言“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吴虞反宗法家族不是为了反专制，而是想代之以彼时欧陆的军国专制。
1919年4月胡适发表《实验主义》，是年底起，《新青年》杂志连载了《杜威博士讲演录》译文。
新文化运动期间也有许多知识青年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新青年》杂志没刊登无政府主义文章。彼时宣扬无政府思想的主力是刘思复、郑彼岸、郑佩刚等人创办的《民声》杂志（初名《晦鸣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革命的一面，由他们介绍各种西洋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批判旧思想、文化、制度的反动之处，引发新文化运动，诚然有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鸣、放之后总要有结论，后期《新青年》杂志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之余也确实批判了军国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第七卷第一号《本志宣言》），但放过了一种危害很大的倾向。
新文化运动终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导的运动，注定有其局限与偏误的另一面：对中国旧思想、文化、制度的批判并未限于反动之处，相反，逐渐演变成一种全盘否定本民族文明、大肆吹捧西洋、贬低我国人民群众的倾向，并影响了许多知识青年，日后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明自信。
光升的《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一文公然宣称：“是故西方国民，自古罗马之世…人民之要求自由者，不绝于史…以有今日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吾民则数千年来，托政府为恩主，以盲从为义务”，这就一笔抹煞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替当时欧洲隐去了世界大战下的国家专制。
《新青年》杂志翻译西欧、北美的文章时不鉴别、考证，采信了日耳蛮自吹自擂的某些东西，例如，陈独秀翻译《科学与基督教》，“保守的罗马教，与进步的新教悬隔日益甚”，而我们现在知道，历史上以宗教狂热著称的恰恰是基督新教，而罗马教廷对哥白尼不但没迫害，反而给了支持和鼓励。陈独秀本人也一度被此文带偏，之后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写道“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有种种原因……上列十种原因当中，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的错处多，外国人的错处不过一两样。”
钱玄同、陈独秀更是一度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扬言彻底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况且近来之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如译Republic为‘共和’，于是附会于‘周召共和’矣……所以即使造新名词，如其仍用野蛮之旧字，必不能得正确之知识”“新学问之输入，又因直用西文原书之故，而其观念当可正确矣”虽然钱玄同、陈独秀后来抛弃了这些观念，但文章既已刊出，影响了大批知识青年。
这种倾向并未被后期的《新青年》杂志批判，于是成了日后文艺黑线、教育黑线的根源，也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拜日耳蛮思想腐蚀大批知识青年（许多成了日后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起点。
毛主席曾经指出：“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可忽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敌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力批判了三十年代文艺、十七年文艺黑线、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得好，但未能触及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这就谈不上追根究底，实在是历史的遗憾。八十年代起、世纪之交尤盛的右倾翻案风和文艺黑线回潮，其思想根源正是逃过批判的新文化运动另一面。要缴某些人在思想上的“械”，不仅必须运用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经验，不仅必须运用好“日耳蛮学”，还必须彻底揭露新文化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质，彻底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局限与偏误之处。同时，绝不能对以尊孔崇儒面目出现的另一种右倾翻案势力放松警惕——切记，国内拜日耳蛮的源头并非新文化运动，至少能上溯到晚清的儒；民国的儒更是大规模勾结满清余孽与日伪。
结语
我们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好“日耳蛮学”这一新的理论武器，继续深入批判形形色色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机械唯物论”“唯生产力论”，深入批判文艺黑线和教育黑线。也要坚决批判“新反动主义”、军国主义、尊孔崇儒等形形色色的新老逆流。我们认为，这次“日耳蛮学”大讨论，哪怕有一些次要的偏误之处，主要方面无疑是革命群众在思想战线的伟大胜利。对于受这种或那种逆流蒙蔽的群众，我们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帮助他们擦亮眼睛，认清方向，使他们真正回到革命的路线上。总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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