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个甲子前，先贤们寻求西方先进思维来改变中国。而开先河的当属梁启超，他认为国家生命力在于人民性。此后依人民性来溯源，先贤们寻找到救国真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三条渠道进入中国:
1. 日本为中介
2.以十月革命的俄国
3.勤工俭学的法德通道。
而第三最后并入苏联通道。从最初的引导、资助和组织方式来说，苏联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力最大。
列宁突破教条，成功的领导了十月革命。但此后的苏联，僵化保守，把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教条化。1924年以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领导阶层，在哲学上偏颇，对中国革命进行了错误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不断排除苏联教条和错误干扰，才使得中国革命成功。《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取得政权前，毛泽东排除干扰的哲学体会。
这是针对三个问题:
1. 革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随之即是武装夺取大城市。这个论断失败后。
2. 又认为抗日战争必须依靠官僚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抗战时期，王明路线能继续干扰中国共产党决策的理论和组织依据。
3.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抗战后的解放战争的干扰。
第一点和第二点来源于经济决定论，或者是生产方式决定论。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工业现代化出现，大量产生工人才是革命的前提。他们不了解，革命是解放劳动者，劳动者的身份包括农民，不止是身份固定在工人身上。从陈独秀后，选取领导人重视工人身份，结果他们连续当了叛徒。从思维意识上坚信劳动创造学说，远比身份更可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工业基础薄弱，工人占人口不足百分之一。不依靠农民劳动者，就没有革命成功的可能。
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寻找到了真理的形式，也愿意为此奋斗。但他们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缺乏哲学理性和科学认知，没有认知到真理的本质和真谛。
而毛泽东以其敏锐的哲学感知，一点一滴的突破教条，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开端，为中国革命独特的实践开辟了道路。革命认知不是书斋的讨论，必须是结合社会现实，是以理性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过程，是在拯救民族，解放劳动者的前提下的实践和总结。实践和理性认知相辅相成，瘸腿的实践是旧的农民革命，瘸腿的理论导致书生的教条和盲动。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认知论才是真理认知途径，该认知论指导下的实践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才是马克思辩证法。
把唯物认知论当做辩证法，虽说矫正了思维意识的原始性，但没有历史的说明认知来源与物质劳动创造，而是偏离到物质一般运动本源上。错误的主体和本体论，没有正确说明思维意识与人的劳动创造活动的关联，这样的唯物认知论在社会学上必然产生唯心主义。把这样的一元论推理当做马克思辩证法，还没有超脱古典理性思辨的范畴，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解。黑格尔辩证法是认知论缺乏与劳动创造实践的结合，是瘸腿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辩证法是不以人做主体，不以劳动创造为本体运动的认知论，同样不能作为马克思辩证法。
毛泽东《实践论》总结的核心两条：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性和实践创造性。这两条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劳动创造学说的血缘关系。真假马克思主义，用这不能分割的两条标准衡量就足够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十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毛泽东对民族文化的要求，第一是科学的 第二实事求是 第三理论和实践一致。这与《实践论》的观点一致。由于对象是民族大众，不是先锋队---共产党员，更因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没有提及理论的阶级性。
而实践的主体是千百万革命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革命主体不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明确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主体到底是那些阶级，以‘千百万革命的人民’来代替，这是其回避实践的主体，不同时期的变化。马克思的实践是从劳动创造学说演变而来，也是延续了古典哲学的术语。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也是实践的，其主体是资产阶级。而劳动创造的实践无疑是属于劳动者。没有明确的实践主体，就不能说明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确定革命的主体含括那些阶级。主体学是辨别马克思主义与他者的重要工具。
实践本体论两个缺陷，第一没有明确主体 第二切断了与劳动创造本体的联系，其在主体论和本体论上都存在重大缺陷。鉴别马克思主义与他者区别，除了主体论还需要本体论工具。俄国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获得成功，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他们都是劳动者的解放，是劳动创造的发展，本体论上是一致的。单从主体论上鉴别，固化革命的身份为工人，必然导致中国革命的曲折和失败。这就是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失败的哲学根源。教条主义对于本体论没有认知，所以形成固化的主体论，照抄书本。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十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使劳动者‘思维与物质劳动的自由结合’，即劳动者的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这是在《共产党宣言》里阐明的宗旨。其余是政治经济论断都是马克思哲学的延伸，具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必须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在革命实践中恰当的统一。
《实践论》开篇第一句：“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毛泽东以其哲学敏锐性，看到了马克思哲学与唯物论的差异。他强调人是哲学主体，本体是生产和阶级斗争，说明了文明前后的社会历史，人的本质运动。从主体论和本体论这两种工具去比较，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劳动创造学说契合。唯物论的认知论与马克思的认知论的差异：割裂了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分析到了马克思对唯物论的超越，对其认知论的超越。
社会学的真理，需要以主体来辨别。文明社会后，存在阶级、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一个阶级的真理必然为对立阶级否认。所谓客观，指同一的阶级的共同认知。主观则指该阶级的不切实际、照搬书本的理性思维。这个主观与客观有着阶级的限定语，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以不依赖于人的物质运动为标准。换句话说，社会学的主客观带有阶级的主体价值观，与自然科学的人类客观是截然不同的标准。否定了主体的阶级价值观，也就失去了马克思哲学的特征，也没什么客观可言，变成了随心所欲的社会学。这就是唯物论进入社会，变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唯一论》的客观真理，没有明确的实践主体，没有阐明本体论，混淆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的界限，形成了自以为是的真理。看上去客观，实质上是论者的自我社会猜想，社会学的主观随心所欲，任何阶级只要自称是革命的，都可以应用这种万金油实践理论。
之所以说本体论工具同样重要，就是在当代很多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没有深厚的哲学素质，很难鉴定真假马克思主义，很难鉴定社会学‘真理’。在这方面，中国人应该像伟人毛泽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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