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时候，出现了浮夸风，到处放卫星，这股风也影响到了诗歌，叫什么诗歌“卫星”，写得没边没谱。
毛主席是个诗人，他对诗有着独到的见解，也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对于诗歌放卫星现象，就像他对于经济浮夸风一样，显然是不赞成的，持有的是批评的态度。1958年11月10日，他在主持郑州会议的时候，对诗歌的吹牛现象就提出了批评，他说：
“大跃进搞得人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尽是写诗，报纸上都是诗。诗也是一个严肃的东西，要字斟句酌。有人说‘诗无达沽’，这是不对的。诗有达沽，是可以解释的，达即是通达，沽即是确凿。”
毛主席对诗是严肃以待的，这可以追溯到他的年轻时代。
毛主席在长沙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所记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对“诗”有许多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诗”的推崇和敬畏。他怎么认识“诗”的呢？看看他的笔记可知一二：
“诗者，有美感的性质。”
“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
“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截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于律也。惟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
“文以理胜，诗以情胜。”
“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
他在写给朋友湘生的信中，从梁启超的治学经历，认识到词章文学的重要，认为文学为百学之原，他说：
“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从字里行间，可见湘生是一个坚持写诗的人，而且写的挺好，令毛主席深深的叹服，“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当时毛主席有个很要好的朋友易昌陶因病去世，他很悲伤，写了一首挽诗，让湘生看一看，“吾挽以诗，乞为斧正。”可见毛主席对诗的自我要求也是很高的，以求字斟句酌。
1938年4月28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邀请毛主席去讲一讲艺术方面的看法，对艺术观点，他以新月派著名诗人徐志摩的一句诗为例讲道：
“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
毛主席所主张的是鲁迅那样的现实主义，不赞成艺术至上主义，他用大师傅做菜来比喻二者的区别，他说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而艺术至上主义者呢？“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 但他同时也强调，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
在这次关于艺术的讲话中，毛主席对艺术主张总结了三条：“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他认为三者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要做到这三点，毛主席指出的最好的办法是到群众中去，他说：
“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毛主席提到的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是另一个新月派胡适的文学主张，共有八条，分别为：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滥调；不 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毛主席对胡适的这些文学主张，也是有不少认同的。
1950年3月14日，毛主席复信早年好友蒋竹如，对蒋竹如寄送自己的诗作感到很高兴，在信中还谈起了对律诗的看法，他说：
“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而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制，尚是很有用的。弟于律诗不会作而好读，前复东园兄信请他抄其旧作寄我，未见寄来，却似乎因此引出了吾兄寄来的许多大作，使我非常高兴。”
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准备筹办一份诗人自己的刊物，取名《诗刊》，主编是著名诗人臧克家，编委会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毛主席的八首诗，于是他们以编委会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附上拟发表的八首诗的抄稿，请毛主席订正。1957年1月12日，毛主席给臧克家及编委回信，信中说：
“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1957年1月14日，毛主席与诗人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歌创作问题，他说：
“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练，(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诗必须有诗意，要含蓄。我写词，因为词比较自由，句子民短不等。不要在青年中提倡旧诗。现在看到的有些旧体诗较好，并不都好，有些不好。有些诗不好，在于需要注解，诗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鲁迅写了新体诗《野草»，不流行。他的旧体诗却流行很广。因为旧体诗的形式容易背诵记忆。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明诗别裁》有些好诗。明朝的诗里面，李攀龙、高启等人有些好诗。全集是没有看头的，有许多诗是不好的，如李白、杜甫、李义山的全集，没有多少好的，但少量的诗非常好。对作家要安排，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
1957年3月7日，毛主席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谈到教材的内容以及课程的安排等问题，谈到语文课，他说：
“‘关关雎鸠’这几句诗一点诗味也没有，《楚辞》、《离骚》没有人懂。”
1957年3月8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同文艺界代表进行了谈话，对于文艺批评，指出要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鉴别力，他说：
“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 《楚辞》 是不是也有草木篇？ 《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选出了唐宋及明朝人写的若干有关四川的诗词印发参会人员，期望形成一种敢说的气氛，“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副书记以上约一万人的范围内，把沉闷的空气冲破一下。”他还说：
“我们这次印了一些诗净是古董，我想搞一点新的民歌，对立统一。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一点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
1958年11月23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讲到作假问题，他说经济工作要跟作诗区别：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眼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1959年4月26日，毛主席会见智利作家罗哈斯，罗哈斯说他的学生读过译成英文和法文的毛泽东诗词并进行过讨论，毛主席谦虚地说自己对诗词是外行，“是业余搞的”，自己更喜欢教书，他说：
“教员与诗人是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1959年9月7日，毛主席致信胡乔木，希望他将自己写的《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两首诗送郭沫若“加以笔削”，他说：
“主题是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1960年12月24日，毛主席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指出要充分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他批评了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存在的拼命抄袭西方的现象，他说：
“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 在这方面， 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1961年12月26日，毛主席复信臧克家，对臧克家来信提出的诗歌问题，他说：
“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耐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
1963年11月24日，毛主席会见莫桑比克民族主义政党会议秘书长桑托斯，桑托斯表示要学习毛主席的诗，用诗表达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回答说:
“你二十四岁，很年轻。我学打仗就是你这么大。打仗会有失败，经过成功和失败最后取得胜利。如写诗一样，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
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召集一些理论界人士谈哲学及其他问题，对《诗经》发表看法说：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首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
在老一辈领导人中，不少都是诗词大家，陈毅是其中一个，他喜欢写律诗，曾经把自己的诗作送给毛主席修改。1965年7月21日，毛主席给他回信，并谈了一些对诗的认识，他说：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 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 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 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 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 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 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 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1965年9月5日，毛主席致信胡乔木，就胡乔木的词二十七首修改问题作了批注，他说：
“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
1975年5月29日至9月中旬，毛主席患眼疾不能看书，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读古代文史著作，主要选读《二十四史》、《昭明文选》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鲁迅的文章，期间，毛主席问北京大学开不开诗词曲赋课，芦荻回答说这些课都不开了，毛主席说:
“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
毛主席一直关心着中国的诗歌发展，他在一次关于文艺政策方面的谈话时抱怨说：“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他要求党的文艺政策要调整，不能表现为神经衰弱症，不能求全责备。1975年9月19日，毛主席对山东省章丘县侯家学校谢革光建议《诗刊》复刊写给《红旗》杂志杜的信做好同意复刊的批示，1976年1月，停刊十年的《诗刊》重新出版发行。
诗人毛主席，他关于诗的理念不但是自己创作的原则，而且对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不仅是古典诗，还是现代诗，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带动作用，他的“诗论”里，诗是严肃的，诗是美感的，诗是性情的，诗是识见的，诗是有着远大理想的，因为此，他所留下的诗词里，有大气，有大美，有大理，有大道，有大爱，有大情。
毛主席虽然一直说自己的诗词是“业余搞的”，但他的诗词及对诗的理解水平都达到了时代及历史的巅峰，他对中国诗词的发展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所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无可比肩，堪做后来人最棒的老师，他的“诗论”也是诗坛的净化剂，让那些所谓艺术至上的、虚无缥缈的、难以理解的、极不严肃的、低级趣味的、远离老百姓的这体那体的诗，没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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