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安徽歙县人，1902年7月生。1920年2月，在著名教育家、歙县同乡陶行知的帮助下，先后到南京中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在南京高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并结识陈独秀；8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成立团小组；10月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丁玲等是同学，认识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任课老师。1921年5月，与刘少奇、杨尚昆等由上海启程，到俄罗斯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1922年1月，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到列宁并与之握过手，后来由于邓培牺牲、张国焘叛党，柯庆施成为中共党内唯一与列宁握过手的人。1922年夏回国，不久经张秋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
1923年被陈独秀派往安庆，建立安庆、芜湖青年团组织。1924年春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由林伯渠介绍加入国民党，冬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1926年初回国，不久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他利用合法身份，与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默契配合，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和武装斗争。1927年春在武汉举办安徽革命干部学校，8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28年夏回上海，接替康生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被派到鄂东南参与组织大冶兵暴取得胜利；12月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秘书长，曾担任策动和接应程子华大冶兵暴的任务。1930年6月，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1931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2年2月，在“临时中央”康生任部长的组织部工作。
1933年4月，在时任全总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斡旋下，到张家口任中共前线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冯玉祥部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武装斗争，随后将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阎红彦等调入抗日同盟军，将《抗日阵线》更名为《老百姓报》，任命陈伯达为主编；8月,抗日同盟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柯庆施、吉鸿昌、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任常委，柯庆施任书记，吉鸿昌任总指挥；8月因工作冲突开除张慕陶、王霖等5人党籍；9月，与吉鸿昌率抗日同盟军攻占怀柔、密云，直逼北平，后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而失败，兵败后返回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天津。1934年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冬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去东北未成，留天津任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3月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5月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与高文华、李大章、陈伯达、蒋南翔等一起领导“一二·九”运动。1936年4月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后，所任职务由彭真接任，仕途从此坎坷。
1937年7月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38年9月，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明任部长）兼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延安整风审干期间被污蔑为“特务”挨整，新婚妻子于1943年1月投井自杀，后在毛主席干预下平反，时任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曾道歉说：“把你搞错了。”
1945年9月—1947年11月，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干部学校校长，10月任晋察冀边区政府民政处处长兼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晋察冀分会副主任。1947年1月任晋察冀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晋察冀分会副主任，7月任晋察冀财经办事处副主任，11月任石家庄市市长，张春桥时任《石门日报》（即《石家庄日报》）主编。1949年5月任南京市副市长（当时南京由中央直辖），1950年5月任南京市长，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1952年9月，南京市、苏南行政区、苏北行政区以及原属山东辖区的徐州市、新海连（连云港）市合并为江苏省，1952年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954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1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6年9月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5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副国职；11月兼任上海市市长。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4年3月因病住院，4月做手术，术后到北戴河、广州等地养病，从此再没回过上海。1965年1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列第六，在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人之前。1965年3月，与贺龙、聂荣臻同机飞往成都，视察“三线”工作；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享年63岁。
柯庆施有如下特点：
一是资深党员。柯庆施在建党前入团，20岁入党，是最早见过列宁并与之握手的中共党员；早年又曾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中央秘书处、“临时中央”组织部等中央机关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红8军政治主任等要职，资历并不比刘少奇、任弼时、杨尚昆等人差，只是后来仕途受挫，连续10年担任副职，直到1947年11月才出任石家庄市长。
二是紧跟主席。柯庆施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他坚决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挥，是党内公认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最深、践行最好的高级干部之一，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多项工作中受到主席好评。
三是素质全面。柯庆施曾到苏联留学，又做过统战工作、兵运工作、经济工作、地下工作、军事工作，在中央、地方、军队、国外工作过，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素质全面、很有思想，绝非庸碌之辈，如1959年2月，在《红旗》杂志发文，率先提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得到毛主席和总书记邓小平的肯定。
四是工作勤奋。柯庆施是典型的工作狂，他白天开会办公，晚上在家看书、批阅来信、找人谈话，从不吃喝玩乐，也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曾跑遍上海大多数中等规模以上企业，而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等打一种叫“捉猪”“捉羊”的扑克游戏。
五是艰苦朴素。他生活简朴，不太讲究吃穿，平时脚穿布鞋，身穿中山装，除喜欢抽烟、偶尔喝几口老酒外，没有更多嗜好，不像有的领导喜欢讲排场、摆阔气，喜欢四处宴请，下乡时则大吃大喝。他对当时上海市委机关流行的交谊舞深恶痛绝，曾在党员干部大会上严厉批评：“有些干部做工作没有心思，热衷于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严禁上海市委机关跳舞。
六是心系群众。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走进群众嘘寒问暖，在农村蹲点与百姓一样吃萝卜干，身患数种疾病坚持与农民割稻打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解农村真实情况，每到一家都要揭开锅盖察看；为了解工人生活，他曾把自己的住房搬到工人新村居住，与建国后某些领导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形成鲜明对比。
七是清正廉洁。他严于律己，曾骂走送猪腿的某局长：“你给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吓得这位领导跌了跟头。由于柯庆施不喜欢拉拉扯扯、请客送礼，大家对他敬而远之，到他家串门的人很少，导致文革后为他说话的人不多，一直惨遭抹黑。
八是非常务实。一些文章把柯庆施丑化成“极左”典型，但其实柯庆施非常务实。如在“反右”运动中，针对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指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还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强调：“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柯庆施明确提出“不能套比例”，违反了某中央常委的指示，在当时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由于他严格把关、手下留情，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上海市科委系统、上海市外事系统没有1个“右派”分子，整个上海市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173人，作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论的2225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289人，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在“大跃进”中，柯庆施还要求《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上海党报，尽量不要报道上海粮食高产方面的新闻。由于上海在“大跃进”中实事求是、措施科学，所受冲击并不大，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1965年曾公开表扬上海：“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
九是政绩卓著。柯庆施见多识广，长期在国统区和城市做地下工作，从政经验丰富，每到一地都成绩斐然。任石家庄市长时，大力推行教育和植树工作，积极改善市容市貌，经常深入工厂、店铺了解经营情况，推动工业经济良性发展，上任不久，遭到战争重创的石家庄就焕然一新，呈现“环境优美、经济发展、秩序井然”的态势，获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广泛好评，为他后来的仕途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到上海后，柯庆施于1956年7月制订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方针，改变了“一五”期间上海维持、紧缩的常态，扭转了工业总产值增长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的落后局面；1958年提出了上海工业产品要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1963年提出了将上海建设成为中国先进工业、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柯庆施主政上海10年，在上海大力支援全国建设、经常对外输血的情况下，上海的综合经济实力仍然跃上新台阶：1965年，上海的钢铁产量比1957年增加3.7倍；发电量增加1.5倍；自行车产量增加1.4倍；上海全市工业产值从1956年的113.92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230.77亿元；群众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秩序大幅好转，受到群众的衷心拥戴。
十是德高望重。虽然柯庆施比毛主席小9岁，但由于他不苟言笑、比较严肃，加上走路蹒跚，背有点驼，毛主席称他“柯老”，这在党内比较少见，从侧面说明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周总理与柯庆施工作中配合默契，生活上互相关心，关系融洽、情深意重，如1964年3月29日，柯庆施因病住院，4月17日周总理专程到上海了解他的病情；4月19日总理又专题参加柯庆施术前会诊；20日晨手术时，总理在医院守候3个小时；当晚，再次在百忙中看望尚未苏醒的柯庆施。柯庆施逝世后，社会各界50000多人参加吊唁，其中，朱德、董必武、贺龙、李井泉、聂荣臻等领导人在成都向遗体告别；当骨灰从成都运到北京时，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等领导人到机场迎灵；6月13日公祭时，首都各界13000多人参加，由刘少奇主祭，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陪祭，邓小平致悼词，董必武的挽词是“长才未益寿”，陶铸的挽词是“世有良材天不永！”。总理在他逝世后惋惜地说：“现在缺少这么一位像柯老这样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邓小平曾评价他：“柯庆施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后有人提出批判柯庆施，被小平同志否决。
十一是惨遭抹黑。柯庆施心系群众、素质全面、政绩斐然，理应得到褒奖和尊重，遗憾的是，他在文革后却被肆意抹黑，如有文章说：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这个段子广为流传，但事实上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毛刘周三常委对柯庆施任职有看法，那他不可能得到提拔；而且，“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并非原则性、根本性的大问题，让中组部长或华东局书记一类的领导提醒一下即可，没必要、也没时间由日理万机的毛刘周三常委和总参谋长聂帅联合发电。可见，这是有人在胡编乱造丑化柯庆施。
有人说“柯庆施1965 年就勾结‘四人帮’”，并把他列入“五人帮”。这种说法纯属事后猜测，既缺乏历史根据，又经不起推敲，因为如果柯庆施真的身体健康，那么后来有没有“四人帮”尚未可知，何来“五人帮”之说呢？
还有人说柯庆施之所以官运亨通，是因为他善于窥测风向、逢迎主席，这其实是对毛主席和柯庆施的双重抹黑，因为毛主席绝非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糊涂，仅会使用拍马溜须的奴才，而柯庆施也并非曲意逢迎之辈。事实上，柯庆施紧跟并坚决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是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品质，也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表现，根本不是“曲意逢迎”的问题，按照这些人的逻辑，难道每个领导都要目无中央、自行其是，甚至与中央对着干？至于那句“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是受到毛主席批判的李锐传出来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遍查资料，根本找不到出处，这很可能是李锐故意捏造的，其他人又以讹传讹。
总之，抹黑柯庆施的段子、故事很多，其原因如下：一是柯庆施是唯一与列宁握过手的中共党员；二是他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三是他提拔的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等后来被彻底否定；四是他脾气较差，工作中确实得罪了部分人，因此，柯庆施被当作影射列宁、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工具，长期遭到丑化抹黑。（20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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