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要编3本书让他们读。第1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
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
子。第2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
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3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
话说1959年6月27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韶山，乘专列飞驰在湖南的旷野中，行至一山峦处，他吩咐列车停下来，下了车，凝神四望，向着一个小石岗走去。
铁道路基下有一条小路，毛泽东没有走那条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向那座石岗走去。前面出现了带刺的荆棘，走在后边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走上了小路。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卫士和胡秀云犹豫了，他们怕弄坏裤子。胡秀云说：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
毛泽东头也不回地说：
“路是人走出来的。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只好自己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望望她的背影，又望望身边的卫士，问：
“你们怎么办？”
卫士们说：
“我们跟主席走！”
毛泽东把大手一比划，说：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
说罢，他带头前行。过了那座石岗，他对从小路上过来的人们说：
“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
到了长沙，毛泽东给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
“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
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
6月27日晚，毛泽东让华国锋把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程潜、曹曲球以及他的老同学周世钊接来，请他们吃饭。李淑一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主席，你还记得我？你给我的《蝶恋花》我可忘不了。”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对身边的柯庆施、华国锋等人说：
“她就是李淑一，是开慧的好朋友。她前年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写了《蝶恋花》这首和她，完全是按她的意思和的。”
吃罢晚饭，李淑一说：
“主席，我们合一张影么。”
毛泽东说：
“那好么，一起照个相吧。”
李淑一等人分站在毛泽东左右，毛泽东朝周惠等招招手，说：
“一起来。”
周惠便拉了罗瑞卿、华国锋等人过去，一道照了相。
6月27日夜，毛泽东到了武昌。
6月28日，毛泽东再一次畅游了长江。
这天下午，毛泽东从汉口乘“江峡”号轮船离开武汉，驶向九江。毛泽东在轮船上召集上庐山开会的各协作区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人谈话，
提出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4个问题，要大家议一下。这14个问题是：1、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党的政策》和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2、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3、今年的工作任务。4、明年的工作任务。5、4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6、当前的宣传问题。7、食堂问题。8、综合平衡。9、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10、国际形势。11、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12、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13、粮食三定政策。14、如何过好日子？
这天晚上，轮船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11点半了。
6月29日一大早，毛泽东一行乘车和迎接他们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及夫人水静，开始上庐山。
庐山南接江西省九江市，东临鄱阳湖，北濒长江，共有99个山峰，其主峰汉阳峰又叫大汉阳峰，海拔1474米。苏轼的著名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道出了庐山的雄奇秀丽。庐山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凉爽宜人。
毛泽东是第一次到庐山，虽然一路风尘，但毫无倦意，情绪很好。他在山下眺望着巍峨的山势，欣赏这“匡庐奇秀甲天下”的无限风光。他身边的一位也是初来庐山的工作人员好奇地问：
“到处是云彩，山在哪里呢？”
毛泽东笑着吟诵道：
“山在云雾飘渺间。”
他又转对杨尚奎和水静说：
‘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解放后，庐山上新修了公路，长约30余公里，汽车只可单行，依山环绕，盘旋而上。毛泽东乘车行了1个多小时才到了山腰，稍事休息，继续上山。
毛泽东在中途登上了含鄱口，瞭望鄱阳湖。大家要给毛泽东照相，负责保卫工作的沈同，给毛泽东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此时，有人正在拍照，毛泽东一看照相机的镜头还没有揭下盖子，就说：
“你看，她的盖子还没有揭开嘛。”
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工作人员说，今天的风这么大，该选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就好了。毛泽东说：
“不对，你就是喜欢日暖风和的日子，好来游山逛景。温室里的苗苗经不起风吹日晒。在狂风烈日下登山观海，可以锻炼身体，开阔胸怀，长人志气，这也是练兵嘛。这和人们每天要吃饭睡觉和参加文娱活动是一个道理，都是为了强健身体，磨练意志，增长知识，好养精蓄锐，振作精神，继续为人民服务嘛。”
上了庐山，毛泽东下榻于180号院。他坐在柳条椅上，凝视群山，颇有感触。当晚草成《七律·登庐山》一首。
6月30日清晨7时许，毛泽东吃过早饭后，在180号院的阳台上和工作人员聊天，他对水静说：
“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帮帮忙吧？”
水静说：
“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呐，都长得这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转向封耀松问，他又对水静说：“帮他找一个吧，你这儿的老俵很多么。”
叶子龙、李银桥也跟着起哄，他们说：
“好啊，江西老俵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水静想了想说：
“你们180号楼里的小郑好不好？她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也很好，水静，你就当个红娘吧。”
他又交代封耀松说：
“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后来封耀松还真的和小郑谈成了，在1961年结成了伉俪。
且说毛泽东见余三保来了，就叫他坐下来聊一会儿。余三保是庐山的一级管理员，负责毛泽东的生活接待。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庐山的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他说：
“庐山不仅是天然避暑胜地、疗养区，还是著名的风景区，名胜古迹多达200多处，而且还发现有铁云母、石英等10多种矿藏，前几年曾炼出不少钢铁。”
毛泽东笑着对余三保说：
“庐山是个宝贝，你在宝山工作，应该叫‘宝山’。叫‘三保’没什么意义。”
余三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就欣然接受，改名为余宝山了。他接着向毛泽东介绍起庐山名称的由来。他说，庐山又叫匡庐，是因“周文王时有匡姓7人，在此山结庐隐名”而得名。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余保山的介绍，二人不知不觉谈了1个多小时。
6月30日，毛泽东同周小舟谈话，他问：
“周惠那个农业会议结束了没有？”
周小舟说：
“今天结束。”
“叫他马上来庐山。”
“他感冒了。”
“感冒死不了人。”
毛泽东叫来秘书徐业夫，说：
“你给湖南挂个电话，叫周惠上山，通知江西省委接一下。”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起床后见到余宝山，对他说：
“你昨天讲的周文王，我看是周定王吧！”
余宝山听了不禁一愣，他回去查阅《庐山志》，果真是周定王。余宝山没有想到，一个人民的领袖对这些细微末节的事情，竟然也调查研究得如此认真准确。
7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改就《七律·登庐山》一诗。据随身人员记述，毛泽东在诗前曾写有小序云：
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一种说法7、8两句原来是：“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后来在发表时改为陶令句。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刚毕业不久，要结婚了。可是，没有布票，没有工业券，再加上没有妈妈给她操心，毛泽东又不在家，她和未婚夫孔令华不知道该准备什么。罗光禄的爱人刘若风叫李敏跟爸爸说说，李敏很懂事，她说：
“小事情不要麻烦爸爸了。”
可是，李敏左等右等爸爸就是不回来，就给爸爸挂了一个电话。毛泽东说，现在回不去。李敏急了，就在电话中说：
“你那么大架子，请不回来，我们不等了。”
据李敏回忆说：毛泽东为这事几次让卫士长李银桥打电话给她说：婚期要推迟，一定要等爸爸返京后举行。毛泽东还亲自写信给她，要她注意身体，说会议结束后即刻返京。
7月2日下午4点，毛泽东约上了山的周惠谈话。周惠来到毛泽东的住室，报告说：
“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正在吃饭，说：
“噢，来得好，来来，一道吃饭。”
“主席，我吃过了。”
“噢，我这个时间跟你们不同了。不吃饭就喝点酒。”
“我不会喝，一喝就上头。”
毛泽东说：
“你呀，是个老实人。说说吧，湖南的会开得怎么样？”
周惠“嗯”了一声，说：
“这次会开得还可以。我们也是先议了议形势，要求大家讲实话。这样算下来，去年还是估产过高了。报增产一成，谭老板给我们插了白旗，有些干部沉不住气，说报低了通不过。”
毛泽东说：
“谭震林没种过地，工人出身。”
周惠说：
“今年也报高了。上海会议加到450亿斤，大家议论，实际能争取300亿斤就不错了。”
毛泽东说：
“在韶山我问小舟，湖南提什么口号？他说：‘苦战3年，改变湖南面貌’。我说你30年也改变不了。那里的梯田，一季五六百斤就不得了，每年增产100斤，30年也没有万斤田呀。”
周惠说：
“郑州会议以后，形势逐渐好转。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完。”
毛泽东说：
“就是去年那七八个月，特别是北戴河会议之后的3个月。到11月开始纠正。”
周惠说：
“虽然是3个月，影响怕长得多，也许要3年。下面的干部都反映农民怕变，怕再刮‘共产风’。现在多数公社还是大食堂，供给制。农民并不自愿，但上面不讲话，下面不敢动作。劳动积极性不高与供给制过大有关。湖南的意见，现在的条件供给制不能再搞了。去年没搞的公社，今年不能再搞。去年搞了的，今年要缩减。大办食堂这个提法不能再讲了，浪费太严重。”
他说罢，将带来的材料递给毛泽东，接着说：
“主席，这是大家对食堂的议论，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主张自愿为主，不能再硬性规定，强办下去。”
毛泽东“唔”了一声，接过材料，放在一边，说：
“公共食堂要自愿参加，但也不要一哄而散。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要团结，不要过于看重1个指头，2个指头，3个指头的问题。”
他放下筷子，又说：
“就这样吧。这次上庐山，要读书，不要事务主义。要看大局，算大账。”
7月2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江西省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1次庐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张闻天、罗瑞卿、陆定一、陶鲁笳、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曾希圣、周小舟、周惠、杨尚奎、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李锐等。
彭德怀是在这一年的4月24日至6月13日率领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50多天的访问，他原先不准备参加会议，毛泽东打电话要他来，他就只好上了山。
毛泽东在会议上首先就将要讨论的14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在讲话中，在原来提出的14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5个：1、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2、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3、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政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4、协作关系问题。5、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会议决定：庐山会议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19个问题，尔后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会后，毛泽东在6月29日来庐山途中和在这次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去掉了国际形势部分，这就成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8个问题。毛泽东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全文如下：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3至6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3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3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3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3本书大体10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4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4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4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400万吨，是1700万吨。后年再增加400万吨。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1964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1962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1700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1300万吨，比去年多400多万吨。后年2000万吨，大后年2100万吨到2300万吨，可以赶上英国。1962年2500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2800万吨，少了到2300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3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30%至50%，将来达到80%。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3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7月3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服了安眠药，半靠在床上批阅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他在上面加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7月3日，庐山会议进入分组讨论阶段，与会者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6个小组。大家在小组会议上摆情况，谈意见，发言十分热烈。
被分配在西北组的彭德怀住在河东路176号院，刚离任的驻莫斯科大使张闻天住在177号院，两院相距不过50米。彭德怀下去散步或者到会场开会，常常碰到张闻天，两人免不了要聊上几句。
“你们那组讨论得怎么样？”
张闻天这一次问起了西北组的讨论情况。彭德怀浓眉紧锁，阴沉着脸说：
“唉，还不是遮遮掩掩不痛快。裤子要自己脱，不要人家拉嘛。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67%。脱了外裤留了衬裤，不肯脱光，自己给自己找被动！”
张闻天说：
“我们那边会议压力大，柯庆施护得利害，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彭德怀说：
“我们西北小组情况还好。”
张闻天说：
“1958年小土群炼铁，浪费人力物力太大，影响秋收，结果是丰而不收。”
彭德怀说：
“炼土铁，我看是有得有失，或有失有得。”
张闻天摇摇头说：
“你的估价还比较高。我认为是得不偿失或损失很大，今年钢产量定1300万吨很难完成。”
彭德怀没有吭声，张闻天又说：
“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开法？主席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有些方面跟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主席爱讲历史，他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说：
“上海会议毛泽东批我。他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被胜利冲昏了头喽！骄傲嘛！”
7月4日晨，毛泽东指示杨尚昆将两份材料印发会议，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一份题为《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
7月4日，毛泽东在李先念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上又加写和改写了两段文字，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策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7月4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刘建勋谈话。他从明代杨继盛的两句诗说起，他说：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是椒山先生的名言。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地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中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7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
7月5日晨，毛泽东在李先念为报送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所写的一封信上写了一个题目叫《粮食问题》的批语，他写道：
此两件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3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
1、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2、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3、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4、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5、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1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以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1亩田1头猪。1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1亩田1头猪。
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7月5日上午6时
毛泽东同时批示将戚本禹7月1日写出的关于他在四川新繁县亲自种植试验田结果的报告和《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印发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戚本禹等人在春节过后就去了新繁县，他本人种植的早稻经过半年的精心管理，亩产500多斤，不到600斤。他在《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中也如实报告了他所做的调查研究的详细资料。《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去年中共新繁县委整理的关于选派罗世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笔者注）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材料上说，罗世发领导的那个管理区水稻平均亩产量是1929斤（以稻谷计算，市斤制，下同）比1957年增产214%。今年3月，罗世发在省万人生产动员大会上说，他们管理区去年水稻平均亩产量经过地委、县委反复查仓核对的结果是1304斤，比1957年增产112%（见1959年3月25日四川日报）。但是，这些文字都不真实。实际上，去年水稻平均产量远远没有这么高。今天他谈出真心话。他说，就他自己在小队里参加收打的情况计算，水稻的平均亩产并没有突破千斤关。真实情况是：双季稻：两季加起来，平均亩产有1000多斤；中稻：一二等田，平均亩产量有700斤；三四等田，平均亩产量只有五六百斤；有一块最好的上等白鳝泥田，亩产量是900多斤。他们去年双季稻的面积占水稻面积的30%。这样，早、中、晚3季加起来拉平计算，平均亩产量大致在750斤—800斤左右。罗世发认为，‘就按上述真实产量数字，去年的农业生产还是大跃进，成绩是很大的，是谁也推不翻的。’”“罗世发说，‘毛主席讲得硬是对的，一亩田能增产个二三百斤就算成绩很大了。不讲去年跃进数字，今年谁真正做到平均亩产800斤，都是应该得到金牌奖章的。’他又说，‘事实上去年真正能产上个八九百斤，都是不简单的，我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在一起讲私房话，全国最有名的劳动模范陈永康种的水稻，平均亩产只有800斤，报的却是2000斤，这是私房话，不能追究，追究起来，开起会来要整死人。’总的说来，罗世发是一位风格相当高的农民党员。但是他和我们谈水稻真实产量时，思想上还是有矛盾的。他说：‘产量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说不对，否定了大跃进。右派才否定成绩，我们怎么能否定成绩!’有时他又说：‘我是共产党员，当不当全国代表不要紧，要紧的是国家。你亩产七八百斤，却上报2000斤，国家说打个折扣吧：一千四，征购400斤，给你们剩1000斤，几百斤做口粮，几百斤做牲畜粮，留几十斤做种子，几十斤储备粮，多余的还可以再卖点给国家。这个账不是很对吗？好！400斤征购粮真交了，就露相。’‘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听了很多报告，你虚报这个跃进数字，国家计划就要受影响，更严重的是社员吃饭问题，这是个大事情，如果交了粮吃不上饭了，怎么办？我着急啊！’‘主席讲得对，要说老实话，农民听了都赞成（按：他们公社向农民讲述了毛主席要讲真话通信的精神，但没有详细传达毛主席的通信），去年报这么多，今年怎么办？我们当干部的心焦啊！’‘当然我们这个队不能代表人家，人家也许有先进的。’‘刚才说的这些话别人来了我不能说，参观团，记者来，领着他转，什么也看不出来。报2000斤，我也能报，抽查也抽查不出来。你们来了我得说真话，说真话，对党有好处。’‘别人来我也不敢说，说了背时，开会一追，是否定大跃进！’”
毛泽东在印发了戚本禹的报告之后，又找来李井泉谈话，问四川粮食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在事实面前终于向毛泽东认了错。
7月5日是星期天，会议休会一天，由于天气晴朗，与会者纷纷出游。
7月5日晚上，毛主席突然问封耀松：
“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
封耀松算了一下，报告说：
“主席，是7号、9号。”
毛泽东没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关这件事情的经过，有几个人作了基本相似的记载：7月7日，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要他的夫人水静去南昌接贺子珍上庐山。（李敏在她的记述中认为：爸妈在庐山见面，可能与商量她的婚事有关。）
7月8日下午3时许，贺子珍和水静离开南昌，直奔庐山而来。到庐山牯岭，住在28号房。
7月9日晚，毛泽东在180号院住处接见了贺子珍。当时曾陪同过贺子珍的只有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和水静两个人。
据封耀松记述：“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院楼下台阶边。当时，主席在2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一起，把她扶进1楼的卫士值班室。我马上去报告主席：
‘水秘书她们来了。’
主席说：
‘好的！’
然后看了看表，站起身来，好像要到楼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先下去了。我拿过藤椅，在主席对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后泡了杯茶给那位女同志，又给主席的杯子添了水，并为主席放了烟在桌边，回到了卫士值班室。”
据王行娟在《贺子珍的路》一书中记载：“她来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坝，汹涌澎湃，再也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
‘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他问道：
‘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说：
‘我好多了，你身体不如以前了。’
毛泽东说：
‘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地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说了。毛泽东听了，轻轻地叹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哽咽着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泽东也谈起了这些年的情况以及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毛泽东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问她同意不同意娇娇的婚事？贺子珍回答说同意，她已经见过了。毛泽东说，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她举行婚礼了。”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对我说：‘我们两个人谈得不错。贺子珍不讲话，只是哭。我怎么劝她她都不讲话，不讲话怎么能谈下去呢？没办法，我只好说，那你休息吧。我还问过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也不讲话。’”
据封耀松回忆：“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子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我回到值班室，水静同志问：
‘小封，他们还在谈吗？’
我说：
‘是啊。’
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水静同志说：
‘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
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
据王行娟记载：“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你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
封耀松回忆说：“我与水静继续谈着，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对水静说：
‘主席要你去一下。’”
据王行娟记载：“水静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身穿粗条子的睡衣，吸着烟，面部表情有些愁苦。他见水静走进来，对她说：
‘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所答非所问。’
他还说：
‘她拿走我3瓶安眠药，这种药很厉害，千万不能让她多吃，最好把药拿回来。’
毛泽东接着说：
‘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封耀松回忆说：“毛泽东还对水静说：‘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水静上去只一会儿，就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着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
‘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一行，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
‘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
主席让我再下楼为他去拿香烟，主席是离不开烟的。我拿烟上来，看了一下，主席显得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
‘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我马上下楼去与水静通了电话。因为主席的安眠药有3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
次日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说：‘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贺子珍在第3天回了南昌，毛泽东没有与她见第2次面。贺子珍事后对水静说，她把安眠药拿走，是不想让毛泽东吃这种药。
再说在7月9日那天晚上，毛泽东送走贺子珍以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看了一夜的材料，一直到黎明前，才让封耀松为他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他上床。他躺在床上还要看《楚辞》。后来终于将手中的《楚辞》置于心口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封耀松在床侧的凳子上继续静坐片刻，才悄悄地立起身，轻手轻脚地往外走。出于习惯，他迈出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毛泽东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声息，眼角熠熠地闪出光泽。再仔细一看，不由得惊呆了，毛泽东的眼角沁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不知是由于家事的烦扰，还是国事的烦难？抑或是屈原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对这位老人家的感染？
疲惫的封耀松没想到拂晓前又发现，本来已经睡了的毛泽东又起来了。他斜靠在床栏上吸烟，要思考7月10日的发言内容了。
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古人今人后来人，人人如此。
欲知庐山会议后来的情况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提出的要讨论的14个问题，后来在会议上增加到了18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读书问题。他还提倡编写《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文件汇编3本书。自此以后，“好人好事”这个口号响遍了中华大地，成为最时髦的流行语。人人争做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真可谓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开创了一代史无前例的社会新风尚。这种新风尚克服了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的利己主义，发扬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一直沿袭了近20年，的确是盛况空前！
另：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分组讨论阶段的一段对话值得研究。张闻天说：“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开法？主席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有些方面跟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主席爱讲历史，他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德怀则说：“上海会议毛泽东批我。他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被胜利冲昏了头喽！”本传前边已经交代过，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为了继续纠“左”，但他哪里知道，党内早已是暗流涌动了！张闻天、彭德怀的那些话，不正是后来会议由反“左”转变为反右的一个重要诱因吗？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又一次严重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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