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画《焦裕禄》,2009年,毛本华、王刚、鲍璐、郝米嘉
民国九年(1920)5月11日,费庆章出生在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一户贫苦农民家里。
八岁那年,父母双亡,哥哥又小,难以支撑门楣,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没办法,哥俩各自到地主家,当起了“半拉子”。
所谓“半拉子”,就是未成年长工。扛半拉子的工钱,一般相当于整劳力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有的仅能挣口饭,就不错了。别看挣得少,实际上却拿你当全工,一旦误工,还要被多扣工钱。搞不好一年下来,活不少干,一算账,还倒欠老爷的。

土改成果展览会上的“地主的家”。
当年东北有句老话,叫“穷放猪,富读书。”
贫雇农家的孩子,从小哪有读书的机会,八九岁就给地主家扛半拉子,放猪往往是开始。别看地主自诩“仁义”,好像这些穷孩子是他们养大的,实际上哪个不是剥削、压迫和打骂中长大的?
八九岁赶着二十来个猪,顾不过来,猪羔子往回跑去,地主藏起来,让你去找,找不到就是一顿打骂。下雨天,嫌猪在家里“埋汰”(东北话:脏、不干净),给个破麻袋片,不让回家,淋得没法,冻得直哆嗦,也不敢回去,怕挨打!

土改工作队访贫问苦。
大了点就放牛,放牛不比放猪轻松。起早放牛,近了放不饱,远了不行,地主说耽误活儿。有年下大雹子,自己跑回家丢了牛,人家立逼着去找,趟着二尺多深的雹子,扎得骨头疼,不小心掉到深坑里,“没了顶”,幸亏邻居穷人救上来。掌柜的才不管呢,只要牛没事就行,半拉子死了,再找就是了。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遍地都是?
就这样,费庆章在地主家扛了两年多半拉子,挨打挨骂还受气,实在忍不下去,听人说“北大荒的日子好过”。就辞了工,跟亲戚到吉林勃利“草帽顶子”(今黑龙江省勃利县吉兴乡),讨生活。

土改,向贫雇农分配大牲口。
人生地不熟,一开始只有讨饭,到了十五岁,虚报为二十六岁,才有位李甲长肯收留他,在家里扛大活(长工)。
从安东的半拉子,到勃利的大活,生活有所改善吗?
天天五更起,半夜回,到山里运木头。
这里的冬天,严寒刺骨,温度都在零下40度左右,真的是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常常是带点苞米面饼子,就是一天的全部吃食。即便踹在怀里,到地方也冻成冰坨坨了。多少年后,费庆章同志还记得,群众管这种状态的饼子,叫“摔硬”。就是摔地上,都不带碎的,硬的刀砍斧凿都解不开,跟人打架,能把人砸死那种!

雇农羌玉春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吃的时候,必须点着柴火,烤化了,稍稍软点,才能吃。
有天,李甲长家的一匹马病了,快要死的时候,把马杀了,叫费庆章去剥皮,一下把手碰破了而感染,没有注意,后来这个手烂的连饭碗都不能端。地主不但不给治病,还把他辞退了。
就这还说,没倒扣你误工,已经不错了,哪说理去?
这时候,还是穷亲戚仗义,本地有个姐姐,不嫌弃他病了,不嫌弃他穷。大半年时间,吃饭由姐姐喂,拉屎拉尿脱裤子也靠姐姐,看病抓药也是姐夫承担,从没一句怨言,慢慢地才把伤养好了。

分到土地的雇农冶财,发自肺腑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姐姐、姐夫也是穷苦人,费庆章待不住,心里着急,为了生机,更为了不添麻烦,在身体还很虚弱的情况下,又找到户地主家扛活,当了赶车的。
好景不长,有次运粮途中翻了车。
那时候,都是泥土路,一遇雨雪就翻浆,坑坑洼洼,很难走。车上装满了两干斤粮食,突然一下翻了,两条大腿都被压断了。地主家给的工钱,连治腿都不够,没有办法,还是姐姐、姐夫,供养他养伤。
就这样,苦日子熬着,一天又一天,直到抗战胜利,来了我党领导下,从关里来的八路,勃利的天,才亮起来了!

土改工作队张榜书写《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6年12月,吉兴区土改工作队进驻草帽顶子村。
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集中力量斗争地主阶级。为了发动群众,工作队深入下去,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吃住在贫雇农家里。
草帽顶子号称富庶,吸引了不少外来移民,可实际上富庶跟穷苦人,有什么关系?地都是地主的,穷苦人只有出卖劳力为生,多数人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过着糠菜半年粮,朝不保夕的生活。

分到耕牛的老牛倌
费庆章的姐姐、姐夫本来就穷,再加上两次养病欠下的“饥荒”,穷得就非常显眼了!
工作队的同志一来,先住到他家去,和费庆章交朋友,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帮他算一算地主的剥削账,到底是你欠地主的,还是地主欠你的?启发阶级觉悟,使他认识到社会财富都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咱们穷人吃不饱穿不暖,是受地主富农剥削的结果。今后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实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收归农民所有,实行耕者有其田,进而实现工业化,这样国家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的孩子,才有希望,有未来!

人民政府是贫雇农的坚实后盾。
当时,党的活动尚未公开,组织上就在斗争中发展党员。费庆章同志就是这时候,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也是最早作为草帽顶子贫农协会成员,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的。
1947年1月,老费入党后不久,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由于群众威信高,又吃苦耐劳,很快就被调到区里,担任区委副书记。
共产党来了,不但让他翻了身,全家分了地,分了牲口,无数穷哥们的生活,实实在在得到改善,党还这样重视他,培养他,这让老费作为苦出身,在旧社会受尽侮辱和损害,新社会受到尊重,成为一个区的领导者之一,不由得不去想,要为党,为人民,为跟先前的他和他全家一样的劳苦大众,做些什么,就是让他去死,此时此刻,他也愿意!

土改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
多年之后,费庆章同志说那时,每天所想的就是:怎样把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做好。白天黑夜都到群众里去,不懂的事就去找工作队,组织上分配的任务,都认认真真地去做好。
形势向前发展很快,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到了1949年2月,勃利县委根据上级部署,决定选拔一批干部,南下进关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
“南下干部”这个词,熟悉革命史的朋友,估计不陌生。
所谓“南下干部”,就是指解放战争期间,我党为顺利接管广大南方新区而派出的干部队伍。

山东南下干部
这些以北方人为主的南下干部群体,进入新区参加接管与建政工作,不仅保证了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扎根当地,推动了南北融合和文化交流,为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和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都是南下干部,费庆章也是南下干部中一分子。
县里通知下来,老费二话没说,参加了进关干部大队。

东北南下干部
什么人能被选拔为南下干部呢?
要面临解放的新区情况复杂,国民党经营了三十多年,加之官僚、买办资本家、恶霸地主阶级有深厚的统治基础,甚至有的地区,匪患和黑恶势力盘根错节。彻底打破这种局面,带领群众翻身,得到最广泛人民的拥护,从而建立新政权,想想就不容易。所以,必须选拔政治可靠,经过战争或土改的实际斗争考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同志。
简单说,就是精兵强将,要上马能打仗,下马能建政。

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吉林通化杨靖宇烈士陵园)
入关之前,在哈尔滨集中学习,还专门组织大家参观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革命先烈的遗容遗物、革命斗争与遇害经历。进一步认识到胜利来之不易,坚定了无产阶级立场,振奋了革命精神。
多年之后,费庆章同志还记得,当时讲解员同志曾经多次强调的,列宁同志的那句名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1949年6月,费庆章被分配到江西省宜春县西村区(今宜春市西村镇),担任第一任区书记。

河北企之县南下干部(为纪念抗日烈士郭企之烈士,我原先写过)
从天寒地冻的白山黑水,在盛夏季节,来到炎热的南方,第一个困难就是水土不服,真是听不懂话,吃不惯饭,连睡觉要进蚊帐,也感到不习惯。
但我是共产党员,我来这里,就是要扎根这里,为这里的群众做工作的,作为一个革命者,不存在习惯不习惯的问题,党和人民的需要大于一切。
下车伊始,费庆章先把一些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讲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安定一下人心。开完会,就一个人下乡到群众中去,白天下乡,晚上回到区里。

深入群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老费的榜样,就是当年来到草帽顶子的工作队,只是当年那是一队人,今天他却是“单枪匹马”。
这又有什么?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群众举拳拥护土改章程。
这话是教员同志说的,无数个“费庆章”,他们的一生,都以自己是教员的学生为荣,自觉用一生的时间,去努力实践毛泽东思想,得到群众的认可,人民的拥护,从而改天换地,再造山河。
老费也是这么做的,他穿草鞋背步枪,棕蓑衣披身上,竹窝棚里千稻草铺床上,找老表交朋友,发动群众。
开始群众并不搭理我们,别的不说,你说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你听不懂,怎么办?

参加群众大会的妇女同志。
从学习掌握当地语言,说一口老表基本听得懂的话开始,费庆章先交了两个扛长活的穷朋友,由他们带路,天天在农民中间访贫问苦,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和农民一起下田种地,慢慢的,认识了很多农民,群众就越来越靠近了。
有天在路上,一位老表偷着告诉费庆章说:“你要小心!”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老表悄悄说,当地有个土匪,说要打死你。
一方面提高警惕,一方面老费照样到群众中去,他相信群众是他最大的靠山,很快就摸清楚了情况。原来有个国民党留下来的中统特务,叫彭从高,表面上伪装进步,实际上想把费庆章搞死。

土改斗争中,群众怒斥坏分子。
情况属实,老费没跟特务废话,当夜踹开彭从高的门,用枪逼着,绳捆索绑,抓了起来,交到县上。
彭从高还有同伙不死心,要给报仇雪恨,杀了老费再上山。可跟踪了老费几天,发现根本动不了手,群众和他那么好,走到哪里,都有群众,这可不好惹,真杀了老费,还不得被群众当场用锄头杀掉?
不等这些家伙想出办法,群众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民兵,把他们抓了起来。
区政府内部也混进了坏人,后来发现有个区干部是叛徒,被清除出去。

斗地主。
坏人清理干净了,费庆章又得了疥疮,总之一个困难又一个困难,在不断解决困难之中,工作也打开了局面。
由于工作出色,群众拥护,1952年4月,费庆章同志调任宜春县委组织部长,9月就被选为宜春县长。后来,又相继担任宜春县委书记、宜丰县委书记。
到县里,当了“大领导”后,老费仍然保持了老的工作作风。除了日常工作,看文件,就是下乡到群众中去。让他回家里看看,处理点私事,他总说没时间,时间都在工作上,都在群众里了。

群众分得斗争果实。
大跃进闹“浮夸风”的时候,有些干部为迎合上级,不惜多报产量,以求政绩。有人也劝他,说:“你多报一些,不然的话会坐冷板凳的。”
老费说:“宁愿自己坐冷板凳,也不能让群众吃虚碗!”
在费庆章同志看来,群众的认可,才是真正的政绩。用今天的话,这就是树牢正确的政绩观,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那时那干部,不管是焦裕禄,还是谷文昌,亦或是费庆章,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么干的。

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
费庆章同志在县里任书记,总是和群众在一起,下基层从来不坐专车,一走就是几十里路,有时一天走百八十里路,也是件平常的事。
为什么不坐车?会不会耽误工作?
老费说,坐了车,就不方便和群众打成一片,听到群众的心里话,群众会觉得你高高在上,好像八抬大轿里的县老爷,怎么会和你说知心话呢?
他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一分子,组织上要他担任书记,他就和群众一起把这个县的工作搞好,把生产搞上去。有什么问题,就和群众一起商量解决。

焦裕禄与“焦桐”。
在宜丰的时候,有次下乡到棠浦,四十里路,费庆章同志一路上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老表下地种田,有说有笑。
老表看到他的头发长的太长,劝他理一下发,于是在田边,他请老表用田边的水,给他理个发。
就这样,费庆章用脚步丈量大地,走遍了工作所在地的山山水水,连山沟里没有几个人住的地方,他都要去走一走。
1961年,宜丰县和全国各地一样正处于困难时期,费庆章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到农村去作调查,找农民谈心,找一找缺吃少用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能解决的当时就解决,问题绝不过夜!

焦裕禄同志
1962年,费庆章调任丰城县书。一上任,就先同群众一起担土,抢修被洪水冲毁的大堤。过几天又穿上布衣服,系上腰带子,戴上草帽,下乡去了。
有次他走了一百二十里,在一个老表家吃酒糟当饭。这里的群众都很受感动,有个老表说:“费书记真是党的好干部。”
那时的干部,不管你是谁,都要“搞点”。就是在工作地,选一个困难的地方,作为剖面,先进行调查研究,访贫问苦,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困难解决困难。费庆章搞点的地方,工作没有做好,他绝不离开。

在外地学习中的焦裕禄。
在丰城,县里的每个区、乡、村他都去了。哪里生产低,哪里粮食不够吃,他就住在那里,一直到把这里的生产搞上去才离开,群众说就像第二次翻了身!
为了群众经济大翻身,费庆章自己的身体,却顾不上了。
有次在丰城县的淘沙乡(今淘沙镇)搞点,不知吃了什么,他突然昏倒在住处门口,被群众发现,乡里请来医生,一看脸都出现了猪肝颜色。县里让老费住院,老费不答应,说不是啥大问题,吃吃药就好了,工作要紧,群众的困难不解决,我怎么安心住院呢?病情稍微稳定,老费又下乡去了。
一年365天,在费庆章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层群众中,是真正做到和群众打成一片了。

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治理风沙灾害。
此后,费庆章相继又调任上高、新余等地的县委书记,不管走到哪里,还是离不开基层,离不开群众。
有天在田里,老表看他身体不好,让他休息,他不听,老表就把他“关”起来,让他休息,他又偷偷的走了。
儿子劝他:“爸爸天气太热了,就少下去点吧!”
老费说:“天热时,要想想烧锅炉的;天冷时,要想想东北站岗的。”

焦裕禄在兰考沙区现场组织抗灾。
曾几何时,这些话成了“大话”,可那时那干部,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践行的。费庆章同志,在生活上,始终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每天吃的都是些萝卜、白菜、豆腐等,群众吃啥我吃啥,绝不搞特殊化,脱离群众。
你问他为什么?
他说:“你想想群众,我吃的就行了。”
对群众胜似亲人,但对自己的家人,费庆章同志的要求,总是严格的,从不以权谋私。

挖沟筑“台田”,治理盐碱地。
他的爱人籍惠斌,从东北到江西,一直当电影放员,直到退休,也没在丈夫的一亩三分地,当个什么长。三个子女中,女儿费建华是个汽车修理工,儿子费占江是个轧钢工人,费占海是大货车司机等。
对于费庆章同志,南下干部的老战友,曾有人评价他是“江西焦裕禄”。
相较焦裕禄同志,费庆章同志参加革命的时间,要晚一些,成绩可能也没有前者那么大,声名和宣传,就更别说了。

焦裕禄的妻子和孩子。
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正是无数个“焦裕禄”、“费庆章”,这样的党员干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勤勤恳悬,忠诚老实,历经艰难险阻,披星戴月,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坚守并践行了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才有了这105年的不懈奋斗,才有了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从基层革命史的角度来说,这些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焦裕禄”,就是105年不懈奋斗历史上,不知疲倦,永不枯竭的笔锋,有了他们,我们党才得以书写了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未来的路还长,希望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普通“焦裕禄”和“费庆章”,把中国人民认可和拥护的功业,不懈地永远地,书写在中华大地上!

为人民服务
又:本来该明天出稿子的,但是想想今天这个日子,实在特殊。作为上个世纪末入党的党员,也作为基层革命史研究者,同时也是我家第三代党员,我觉得我应该写点什么,来献给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想来想去,我想写写焦裕禄。
首先,我曾经工作的老单位——郑州团市委,解放初期,焦裕禄同志曾在这里工作过;其次,我家跟焦裕禄同志,也算有渊源。焦裕禄同志是南下干部,我家也算是,更巧的是我家有位亲戚,我祖父发展的党员,抗战参加革命的同志,解放战争时期,跟焦裕禄同在河南尉氏,开辟新区。解放后,我家亲戚在开封地委、专署工作,跟焦裕禄也走得很近。
所以,了解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焦裕禄同志的情况。
但是,这些东西,有的不适合外面说,我只能说,焦裕禄同志比宣传的更伟大!
不过,今天我想通过基层革命史的角度,讲讲焦裕禄现象背后,那代教员同志所在时代的干部,一大群普通“焦裕禄”,是怎么成长,怎么工作的。
从传统史家的角度,这也算是一种“微言大义”吧?
好啦,终于这篇写完,配完图,但是由于掌握的史料有限,九十年代之后,费庆章同志的资料,我就看不到了,估计早就故去了吧?希望他的后代,能过得好一些。如果他的后代中,有人看到,也欢迎提供史料,我会在后来版本中补充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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