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反腐倡廉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不仅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营造了世间罕见的清廉氛围，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毛泽东同志认为，腐败分子是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
毛泽东同志指出，腐败现象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他还多次讲到腐败会“亡党亡国”，一直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细则》，并明确规定“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今天，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领导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战略思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毛泽东同志熟读中国历史，清醒地认识到，历代王朝的衰亡基本上都是由于统治集团生活腐化、不思进取导致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对腐败十分憎恶，发誓不做李自成，也不允许下属学刘宗敏。在他眼里，丝毫容不得党内存在腐败，一旦发现腐败分子，毫不留情、严惩不贷。
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功不抵过，罪不否功。
1932年，因贪色贪财致死人命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被判处死刑。这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
1934年，又对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三个贪污分子判处死刑。
毛泽东同志此举严惩腐败，执法如山，受到了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捍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1937年10月发生在延安的“黄克功案件”，是一件惊天大案。黄克功时年26岁，少年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担任过旅长等职，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被害人刘茜16岁，早年在国民党统治的太原求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后在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期间与黄克功谈过恋爱。后来，刘茜发现自己与黄克功在经历、性格、情趣等方面差距较大，决定中断恋爱关系，但黄克功却纠缠不休，并于1937年10月5日傍晚在延河岸边将刘茜枪杀。案发后，黄克功被开除党籍。但要不要对他判处极刑，党内军内有争论。毛泽东同志断然拒绝了包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内的许多人的说情。他说，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赏罚严明，功不抵过，罪不否功，并于1937年10月10日给雷经天写了424个字的复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黄克功案
1940年，劳苦功高、身上有80多处战斗伤疤的老领导—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公然贪污3000多元大洋。案发后，军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肖以功臣自居，写信向毛泽东同志求情。毛泽东同志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后，对带信的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说：“忘不了!”毛泽东同志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同意法院的判决。”
“谁搞腐败我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如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这句话的起源，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民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然而，某些领导干部却丧失了革命初心，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滋生腐败现象。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同志深感忧虑，他痛心地指出，腐败是“人民的敌人”，它会腐蚀党的肌体，危害国家利益，最终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毛泽东同志把反腐败当做“打老虎”，主张“大老虎”“小老虎”一齐打，并指示“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
毛泽东同志为指导1951年12月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即“三反”运动所写的指示、批语、书信等各种文稿多达300余份。他特别注重抓大案要案，敢于碰硬。他主张对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消除，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重惩处。
“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如何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问题上的一次可贵探索。通过“三反”运动深刻地教育了党员干部，清理了党和政府机关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曾有人以刘、张都是有贡献、有影响的领导干部为名替其说情，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正因为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理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1952年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判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两人被判处死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决，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
这是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事后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至少20年的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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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魏岳江，人生难能可贵的是讲真话听实言——重温毛主席说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中华魂》，2020年第10期
12、驻京某部机关纪委书记魏岳江，带病退休，人走查不凉，着陆并不安全，我和我的祖国，2021年12月27日
13、魏岳江，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惩与治并用，发挥“救”的效能，金台咨讯社，2023年3月22日
14、魏岳江，有的干部被倒查20年，“让子弹多飞会”，死亡的违法公职人员也逃不掉，我和我的祖国，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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