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火不仅点燃了田契，也点燃了整个东方。”
译者按
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龙华就义，年仅33岁。今天，是彭湃殉难九十七周年。谨以本章的翻译与整理，纪念这位从海丰地主家庭走出、亲手烧掉自家田契的“农民运动大王”——他用一生中最决绝的一次焚烧，把“田仔骂田公”的童谣变成了中国乡村的现实。
本章译自意大利学者费尔南多·加尔比亚蒂(Fernando Galbiati)的《彭湃与海陆丰苏维埃》(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海外首部以彭湃与海陆丰苏维埃为专题的研究专著：作者以海陆丰的区域社会为底色，以彭湃的个人轨迹为主线，从海陆丰的山海风土与宗族世界写起，追踪彭湃留学日本、创办农会，直至1927–1928年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建立与失败的全过程，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共产主义何以在中国乡村扎根。本号正陆续译出全书，本文为第二章。
本章叙述彭湃从1917年赴日留学到1922年夏创立海丰第一个现代农民协会的五年。前四节是背景与思想的展开：负笈东瀛(成城、早稻田、建设者同盟、赤心社、五四游行与“毋忘国耻”)、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粤人治粤”、财政与通讯现代化、香港的经济支配)、无政府主义思潮(克鲁泡特金、《闽星报》、陈炯明改名“竞存”)，以及归国青年——“新同志”——的意识形态与《新海丰》杂志(《告同胞》是25岁彭湃的思想宣言)。后三节是行动：彭湃任海丰劝学所所长(1921年10月–1922年5月)期间的教育改革与“五一”示威、被旧士绅排挤下台;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1923年初下野;彭湃转向农村——从赤山约的碰壁到“得趣”别墅外焚烧田契，1922年7月29日与张妈安等五人创立六人农会，到9月会员逾五百人，协会以“新旗”姿态在乡村确立权威。作者强调的关键转折：彭湃从“教育入手”的幻想破灭，在农民面前完成了从地主到“他们中的一员”的自我改造。
体例说明：本章原书尾注共188条，正文文字层可见注码标记126处，其余62处(主要集中于本章末节)损坏丢失，译文按“可见标记序列+注文内容交叉”定位，存疑处置于文末「译者注」一。注码在正文中以红色上标呈现，注文按所属节段附于各节之末。专名按威妥玛拼音还原汉字，核实情况见「译者注」三。
CHAPTER TWO
新乡绅，新同志
彭湃，摄于20世纪20年代。 图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
一、负笈东瀛
1917年，彭湃启程赴日，动机既出于理想，也出于个人抱负，还得到一位世交老友的鼓励，他说服了家里放行。林将军雕像事件之后，离开县里一段时间似乎也正是时候。
海丰学生自1900年起就不断赴日，事实上，在日本的广东籍中国学生比任何其他省份都多。大多数人只待三到六个月，之后就能拿到一张花哨而昂贵的文凭，获得“留洋学生”的光环。面对这种风气，值得注意一位观察者的评论：“学语言要两年，接受像样的教育至少要五年。”1直到1911年革命之后，这种“知识游客”才逐渐被更认真的学生取代。不过，即使在1911年之前，在日的中国学生也面对日本和西方著作中译本的大潮，这些译本介绍了各种当代思潮——其中社会主义占了很大分量。到1916年，据估计中国所有杰出人物中有三分之二是留日学生。
日本有吸引力，原因很多。它近而便宜;与中国有文化相似性;西方的重要著作在那里已有译本;而且1905年它战胜俄国，显示了现代化也能为中国带来什么。
彭湃不太可能是由陈炯明出资送去日本的，尽管有相反的说法;彭家财力足够供他留学。他出国前很可能在广州读过一段时间书。当彭湃开始他四年的留学生涯时，他发现中国学生组织得很好。他遇到了已经在日本的海丰学生，其中有杨嗣震。其他海丰同乡后来也加入了他，包括李国珍、林苏、林铁史，以及他的哥哥彭泽。他在日本期间最好的朋友是来自潮州府的李春涛，两人分享许多理想。李和彭在后来的人生中一直关系密切。
彭湃先进了东京的成城学校(Sejō gakko)，在那里寄宿。纪律严格，大量时间用于学习日语。尽管如此，他还是抽出时间参与在日中国学生的政治活动。1918年5月彭湃从成城学校毕业后不久，学生群体陷入一场危机：新闻报道说日本正在压迫中国签署一项反布尔什维克军事协定。在日中国学生反应愤怒，当局禁止他们集会抗议。他们无视禁令，5月5日在东京秘密集会。彭湃和另外两人——都是热忱的爱国者——散发了一张棺材的照片，代表拟议的协定，照片上写着：“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葬礼照片!看看它，感到复仇吧!”会议决定，所有学生应在5月20日前回国，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国利益出卖给日本。5月16日还有一次秘密会议——那天首相段祺瑞签署了协定;这一次，46名学生领袖被警察发现，遭到殴打和逮捕2。
5月16日被捕的人中没有彭湃，尽管他可能仍在日本。无论如何，他很快加入了回国的3000名中国学生的行列，因为我们接下来在上海找到他：他协助创办了《救国日报》，并为《国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归国学生泣告同胞宣言》，呼吁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彭湃随后经广州回到海丰，在当地学生中组织团体，宣传抗日。当北京政府在暑假后命令学生返回日本时，彭湃发现自己上了警察黑名单，受到持续监视。尽管如此，1918年9月30日，他进入早稻田大学，就读于专门部(Semmombu)。他主修政治学与经济学，保证人是广东政府在日的学生监督洪退3。
大正时代的早稻田大学旧校门。彭湃1918年进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 图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
早稻田大学是一所独特的学校：它提倡独立精神与批判性方法的学习，欢迎创造性甚至叛逆性的活动。它由私人创办，明确目的是在官僚秩序之外造就精英，以对其进行制约。彭湃在1919年4月课程改革实施前开始学业。早稻田以新闻和法律著称，校友中有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它在农业问题方面也很强，最终培养出全国许多最优秀的农业领袖。
彭湃进入早稻田时，正值日本历史上的关键时刻。第一届政党内阁执政，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正在巩固布尔什维克革命。威尔逊总统的民主原则是日本进步人士的灯塔。当东京帝国大学的吉野作造教授发表他的“民本主义”宣言时，知识界的反响巨大。社会主义刊物纷纷出现，1920年12月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联盟，其中有两个主导群体——工团主义者?(Anarcho-Syndicalists)和布尔什维克。战后通货膨胀导致劳工骚乱和工会发展，贫富差距巨大4。
在农村，农民运动于1916–17年开始，到1920年已有408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超过3.7万人。更好的教育、政治意识，以及对自身苦难和权利的新认识，促使农民加入协会。例如1917年，佃农在歉收后以退佃相威胁，成功迫使地主减租。农民协会能够解决50%的地主与佃农纠纷，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学生站在每一场社会运动的前列，传播思想并提供实际援助。1918年11月，一个新的激进团体“新人会”(Shinjinkai)在东京帝国大学成立，以国际主义为口号，思想来自俄国革命和威尔逊式民主。早稻田仿效之，于1919年2月成立“民众同盟会”(Minjindōmeikai)，成员包括民主派、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较温和的分子最终分裂出去，成立“建设者同盟”(Kensetsushadōmei)，领导人是和田岩(Wada Iwao)，经济学教授北泽新次郎(Kitazawa Shinjirō)任顾问。建设者同盟采取温和而现实的路线的，展望一种既非共产主义也非激进工团主义的理性社会民主，并认为劳农工会是变革的力量5。彭湃后来在给朋友李春涛的信中回忆起他加入和田领导的建设者同盟的经历，称和田为“它的创始人，阶级战争中我们的战友，尤其是农民运动的推动者和领袖”。
尽管在日本，占主导地位的激进信条起初是工团主义，但到1919年，共产主义者正在得势。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会社、刊物和活动开始出现。1919年11月，帝国大学庆祝新人会成立一周年，举办了关于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列宁、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讲座。在早稻田，新的“晓民会”(Gyōminkai，“人民黎明社”)构成了日本第一个共产党的核心。但这是日本激进运动思潮交汇的时代。无政府主义者起初为俄国革命欢呼，后来又因其方法和很快显现的专制而与之决裂。
建设者同盟在1920年和1921年举办暑期讲习会，以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废除资本主义、培育理性社会的发展。它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总口号下赞助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到人民中去”。新人会也变得更加激进，敦促成员更多地参与人民的事务，并与工人互助组织“友爱会”(Yūaikai)合作6。
彭湃加入了友爱会的一个小组，非常活跃。他与李春涛和杨嗣震一起，为同学们创办了“赤心社”，并出版了同名刊物;共产主义文献得到大量讨论。彭湃还听了日本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讲座。1920年11月，赤心社成员加入了一个由日本人和韩国人创办的“宇宙俱乐部”。这个国际俱乐部的宗旨是讨论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解决办法。它受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影响，受到特别警察监视。
建设者同盟成员也受到当局监视，彭湃被盯上了。后来的一份秘密报告把彭湃列为建设者同盟成员，并补充说：“那时淀桥警察署已将他列为特别监视人员。”然而，同盟中只有少数成员能回忆起彭湃的活动，这可能表明他参与不深。一位叫清家(Kiyake Shoi)的成员记得他经常参加“读书会”。
建设者同盟关注农业问题，和田岩对农民问题极为关切。1920年，他回到家乡岐阜县，那里一名从西伯利亚归来的退伍士兵领导佃农与地主对抗，迫使地主减租。学生们开始了一场在关东地区组织农民的运动。彭湃花了十天或更长时间协助这项活动，但正如他后来写给朋友李春涛的，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他不眠不休，回来时筋疲力尽、身染疾病，几乎对生活绝望。建设者同盟成员从早稻田毕业后，与农民的接触加深了，部分原因是，作为激进分子，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北泽主张“到农民中去”，创造一场真正的运动。他认为1922年4月在神田YMCA成立的日本农民组合只是一个基于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福利组织。1922年10月14日，在建设者同盟(关东支部)的赞助下，另一个独立的农民组合成立，其宗旨是把农民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彭湃不可能不受周围所有这些事件和思想的极端激进影响。但在寻找“理性社会”的过程中，他也成了一名基督徒，相信中国的救赎在于基督教。然而这种希望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后来不遗余力地让人相信基督教毫无价值，基督徒是落后的人，因为他们宣扬爱与顺从。为了加快社会变革，他决定信任社会主义，全身心投入研究。他的朋友李春涛和他的哥哥彭泽证实了他在日本的基督教时期7。
一次与警察的冲突把彭湃变成了国际主义者。在一所近1.3万名学生的大学里，他是200名中国学生之一。他反感被一个日本同学仅仅因为他是“中国人”就告发。他告诉哥哥，只爱自己的国家是不够的，实际上会导致伤害其他国家。因此，虽然他加入了“爱中国”运动，但他特意也积极参与“爱韩国”运动，并参加东京的五一节庆祝活动。他加入宇宙俱乐部与他的国际主义一致，国际主义也在无政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支持。
尽管如此，在日本期间，彭湃一定经常为祖国的问题而烦恼——这正是他身在日本的全部原因。正如他所说：“一个中国人的第一义务……就是拯救他的国家。”8李春涛声称，正是这一点使彭湃鄙视日本对华政策。那里的其他中国学生也有同样的感受，1919年5月凡尔赛和会决定把青岛交给日本时，他们更加感受到祖国的屈辱。他们立即在东京组织大规模集会抗议，并到相关使馆请愿。集会借用中国公使馆场地，公使馆不置可否。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后，学生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举行集会;27名学生重伤，35人被捕。彭湃被列为第18号伤员：“头皮、手臂和腿受伤出血。”到5月21日，除两人被判刑外，所有人都获释。日本人坚称，他们是应中国代理公使和中国学生监督的请求袭击学生的。
对彭湃来说，这次事件和他的伤是骄傲的资本。他给海丰学生联合会寄了一块布，上面用他自己的血写着“毋忘国耻”四个字。这幅血书被贴在中学的公告栏上——学生联合会总部就在那里。彭湃再也无法忍受东京，5月下旬回到上海，加入了五四运动引发的爱国运动。他回到海丰宣传反军国主义、反军阀主义，并在海丰和汕尾组织学生团体抵制日货。直到秋天，他才再次离开去日本。
回到日本后，他投身于建设者同盟内部的激进活动。那些不得不忍受日本同学辱骂自己国家的中国学生，在与激进日本学生合作中找到慰藉——这些日本学生对自己政府的怨恨与他们的懊恼不相上下。不知道彭湃是否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占多数的晓民会，其领袖高津正道(Takatsu Seidō)也是“支那协会”(Shina Kyōkai)的成员，这是一个校园组织，成员中有几名日本激进学生。
彭湃的毕业证书于1921年7月28日签发，总评在“B平均”以下。他读了三年：第一学年1919年7月结束，第二学年1920年7月，第三学年1921年7月9。他回国的确切日期不确定。一位同时代人说，1921年年中他回到海丰参加祖母的葬礼。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年五一节他在日本，因为他对五一节的描述出现在一份不起眼的刊物《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Critique)上，那是江苏无锡的一份出版物。另有资料说他访问过俄国，这似乎不太可能。
〔1〕CKC:37-38; Hou Feng 1959:4—5; Pang Yong-pil 1975:303.
〔2〕Sanetd Keishi 1960:544—45.
〔3〕Wang Feng-gang 1931:136-37.
〔4〕Saneto Keishi 1960:283; Wang Tsung-sheng 1922:11; P.C. Huang 1972:42- 44; Gray ed. 1969:24; Hackett 1949:134—69.
〔5〕另见 Galbiati 1981:171, 注53。
〔6〕Sanetd Keisha’ 1960:65,495; Fu Chi-hsiie 1972:vol. 1,311; Wang Kung-pi 1955:108—23; Li Ch'un-t’ao 1924:3; PC:6.
〔7〕Wang Kung-pi 1955:111-13; Li Chien-nung 1956:517; Chow Tse-tsung 1960:79—80.
〔8〕PC:6—8; Li Ch’un-t’ao 1924:3.
〔9〕Hanseiki no Waseda (1932):305—6,507-17; H. D. Smith 1972:14,30.
二、陈炯明的广东
与此同时，陈炯明与孙中山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1920年8月，他终于同意了孙中山一再提出的讨伐桂系的要求，在“粤人治粤”的旗帜下开始向广州进军。海陆丰坚定地支持陈和邓铿领导的粤军：人们为士兵欢呼，提供挑夫。到10月底，军队进入广州。正是在这时，陈与孙在意识形态和目标上的根本分歧显现出来10。《北华捷报》精辟地概括了这些分歧：“孙要以宪政为名实现解放。陈则鼓吹自治、省自治，以及自治省份的联合。”11经过左翼领袖汪精卫和廖仲恺的调解，陈于1920年11月1日成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孙于11月28日获准返回广州。《北华捷报》评论道：“孙以解放者身份回到广州，陈以征服者身份回到广州。”12
陈炯明，1920年。《新中国》第2卷第5期所载照片。 图源：Wikimedia Commons(原载《新中国》1920年)
1921年4月7日，尽管陈反对，孙仍当选非常总统。结果，陈愿意给他一次机会。5月5日，孙提议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11月孙到达桂林时，陈采取中立立场，保持超然，并确保国库资金仍在他的控制之下。
在广州，陈再次推行他的现代化计划，并邀请陈独秀主持新的广东教育委员会。这位新任委员长把他著名的刊物《新青年》搬到广州，还忙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工作。当陈炯明得知此事时，他微笑着说：“外国人一听到'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词就容易有点歇斯底里。”13
英国外交部门确实对广州到处都是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物”大为惊恐，这些出版物来自香港;其他材料在汕头散发，“显然来自陈炯明的衙门”。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陈“思想极端社会主义”，自福建时期起“事实上几乎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的热忱赞助人”。广州总领事报告说，一名日本顾问正在协助陈“建立地方苏维埃”。处于成就巅峰的陈自信满满，身边有能干的助手14。廖仲恺恢复了城市财政，工商业得到发展，省财政收入从1920年的1800万元上升到1921年的3180万元。广东正在慢慢成为华南的样板省。
香港自然对大陆的所有重大事件感兴趣，有时殖民地的势力甚至大到足以左右权力斗争的结果。1920年代初，香港社会动乱和劳工骚乱不断，人们求助于陈炯明从中斡旋。作为回报，陈在巩固广州权力方面得到间接援助。“香港已经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总部，”鲍罗廷后来说，并补充道：“广州，事实上是整个广东、汕头、湖南南部，以及至少一部分广西，在经济上都向香港倾斜。它是它们与外部世界和外国帝国主义接触的联络点。”他把殖民地比作一只巨大的蜘蛛。“广东及周边省份都处于这个英国小岛都市的经济奴役之中。”15
的确，陈的追随者和海陆丰的新贵们把钱存入外国银行。他们还偏爱外国奢侈品和服饰。1913年，一位传教士观察到“洋装正变得普遍，夏戴草帽，冬戴呢帽”。绅士“有他的硬领和袖口、领扣和袖扣、鞋子和袜子”。彭湃后来注意到开会的地主们戴着“金丝眼镜、金表和金链”。他自己的家族也自豪地拥有一台留声机——“一只带着大喇叭的大箱子”，当时花了约35两银子。其他家庭会有钢琴或香港市场上最新奇的小玩意和器具。
1921年，陈开始建设覆盖整个广东的通讯系统，配有无线线路：1922年他宣布了新铁路计划，同时启动一个大型公路网。1884年以来，广州、香港和上海之间已有电报，到1908年，广东已有一千公里电报线路16。1911年的一份报告称海丰有“一个电报站”，而汕尾可以夸耀一个邮局，“局长会说英语”。汕尾1923年用上电灯，海丰装上电话，五年后才通到陆丰。1924年，海丰至汕尾、后来又到公平的公共汽车开通。陈已经为当地工业引入机械化，并建了一座兵工厂。“司令官邸”在河边有自己的发电站，不过海丰城还要再过几年才告别油灯。陈在1909年创办了海丰第一份报纸，但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一份更好的《陆安日报》(Lu'an jih-k'an)，还有本地印刷厂出的其他杂志。
国外的影响通过移民和归国移民而加强。这些人有正当的移民;但也有逃避法律的坏人。海陆丰的经济社会状况有时使出国成为唯一的生存手段。人们前往香港、澳门和汕头，从那里可以进一步深入南洋(“南部海洋”)，常常被中间人剥削，其勾当被称为“卖猪仔”。
作为归国学生，彭湃享有特殊地位，有他这类人特有的眼界。根据1923年的一篇文章，从日本回来的学生——与一般自负的欧美归国学生形成对比——仍然是好的中国人：“可以说，从日本的中国学生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17从共和革命者、后来共产党的招募名册看，有理由认为留日学生对激进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号召更敏感。因此，有理由假定彭湃和其他人一样，深受他所遇到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影响，尤其是投身农民事务的建设者同盟。虽然1922年的一篇文章指责日本农民运动雷声大雨点小，但它仍然“精神可嘉，值得称赞和全心全意的拥护”。文章指出，农民必须依靠自己，而不是知识分子的空谈，土地国有化是解决他们问题的关键。这篇文章主张在中国采取类似措施，堪称行动蓝图。《东方杂志》刊载了一篇重要的补充文章，涉及“农民教育”。正是这一点给了日本运动以“自发性”，因为它培养了“阶级意识”。既然中国的农民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受过教育，要让他们取得成功，就必须弥补这一缺陷18。
一份国民党文件《告农民书》两年后断言，以日本为例，帮助农民需要政治意愿和适当的立法。文件指出，在日本，尽管有合作社和信用社，但在没有政府援助的情况下，改善农民境遇花了40年。显然，社会权力来自政治权力。
1920年代初的归国学生意识到，他们不能“等待天使来拯救中国”。日本已成为“当时远东激进运动的源头，既有无政府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急剧的左转，改革的需要变得刻不容缓19。当彭湃回到家时，他是一个坚定的激进分子和一个自愿的革命者。然而，日本的经历虽然有影响，但并不是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唯一因素：他自己先前的文化背景不容忽视。在这一点上必须说，彭湃从未公开把后来计划或做的任何事情归功于他在日本的岁月。日本证实了他的激进主义，因为海丰及其独特的环境已经把他造就成一个革命者。东京的文化世界提炼了他在海丰吸收的一切。珍视的理想、选择的志业，在民族事业中结晶，即使流血也在所不惜。
〔10〕Akamatsu Katsumaro 1952:177-79; Asanuma Tsuit6 shuppan hensht1nkai ed. 1962:147—49; Totten 1966: 32-33.
〔11〕Aoki Keiichiro 1948:6—12; Wu Chiieh-nung 1927:96-100,102-6; Yamamoto Hideo 1968:100; Dore 1959:69-73.
〔12〕Kitazawa Shinjiré 1969:75-117,123-24; Kikukawa Tadao 1947:28,38—52, 66,73,81; Chi Shen-huan 1922:105-10.
〔13〕Li Ch’un-t'ao 1924:29.
〔14〕Yung Ying-yue 1971:38—40; Kitazawa Shinjir6 1969:111-12; WK:93. “It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however, that this was a period of great flux and con- fusion for the Japanese radicals. To attemptany rigorous demarcation of ideological positions would be very misleading” (Scalapino 1967:11).
〔15〕Beckmann & Okubo Genji 1969:18—26; H. D. Smith 1972:27-28.
〔16〕Li Chun-t'ao 1924:3-4; PC:11. On Kawakami Hajime, see Bernstein EO7Os131 22.
〔17〕Eto Shinkichi 1961:167,n.23; Pang Yong-pil 1975:320,n.5; H. D. Smith 1972:560-57,97-
〔18〕彭湃独自加入“友爱会”(Yūaikai)。
〔19〕PC10; Li Ch’'un-t'ao 1924:3-4.
三、无政府主义思潮
作用于彭湃身上的这些影响，在海陆丰也有类似的力量与之平行，因为陈炯明本人就给了它们放行的机会。海丰的社会世界被“新士绅”肆无忌惮鼓吹的新式价值观突然闯入。无政府主义一时风靡。它于1903年由一本同名小册子首次传入中国——中文叫“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源于这样一种信念：人性本善，如果任其发展，人将建立一个公正美好的社会。强制性权威和国家或其他划分阻碍了这一过程。吸引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不仅包括纯粹的个人自由，还包括彻底的集体主义。巴枯宁(1814–76)和克鲁泡特金(1842–1921)——后者著有《互助论》——给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们着迷于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建立的共产主义秩序的愿景。
彼得·克鲁泡特金，约1900年。其《互助论》等著作对20世纪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影响显著。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 Nadar(公有领域)
陈炯明全心全意拥抱新理论，醉心于他发现的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竞存”(“为生存而斗争”)。朱执信是他的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思想导师;在他的教导下，陈成为一个生活方式全新的人20。正如《北华捷报》1922年所描述的，他沉默寡言，严肃认真，忠于家庭和职责，不事奢侈，没有个人资本或私人财富，因为他不为自己着想。他不喝酒，反对鸦片和赌博——简言之，一个坚定信奉无政府主义信条的改革者。他的是一种“强度与实际可能性成反比的激进主义，无能为力的激进主义”21。他成为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团体的保护人——“鸡鸣社”和“心社”——他本人还学习世界语，这是该运动的语言。不久，广州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中心，《民声》杂志充满工团主义思想和克鲁泡特金的译文22。
后来在福建，陈身边又聚拢了旧日的无政府主义伙伴。在他创办于漳州的《闽星报》创刊号的前言中，陈展示了他的思想脉络。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将带来一个日益进步的社会，直到进化的连续体抵达乌托邦。最终胜利更来自互助，而非个人的生存斗争。1920年代初，上海的革命者谈到福建时，说那里是欢迎新思想、新作品和新人的地方23。当时全国主要知识分子都是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毛泽东也认为克鲁泡特金优于马克思。一位评论者说，学生们深信“世界上没有比无政府主义更高的政治学说”，它成为“中国新知识界的宗教”24。
无政府主义也在劳工运动中扎根，1920年10月广州发起成立“互助社”，还有一个受工团主义思想启发的广州茶馆劳工工会。陈炯明本人推行进步但非激进的劳工政策。
1922年，人们认为陈的政府对劳工阶层心慈手软;据说广州正在迅速成为中国最危险的地方。《北华捷报》的标题写道：“陈炯明与共产党人的调情。”25他在1921年就曾被描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当年晚些时候，共产国际早期特使斯内夫利特(马林)访问他时，陈正在考虑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实施他的联邦主义思想。他似乎还热衷于与苏俄达成某种协议，并为军队争取俄国军事顾问。他承诺可以在广州设立共产国际办事处。(我们已经注意到英国领事关于汕头布尔什维克文献的评论。)1922年，当陈与孙不和时，他因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态度而受到中共成员的赞扬。
陈确实符合所有这些描述。必须记住，与日本一样，在陈、他的崇拜者和批评者的心目中，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界限远非清晰。1911年之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把无政府共产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1921年之前，许多中国作家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派别，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支。一些中国社会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有两个分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体主义，以及克鲁泡特金式的共产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在日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组织被称为“社会主义研究会”，其宗旨是实现无政府社会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源于无政府主义，因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尚未得到明确证实。正如迈斯纳所说，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诞生……更多地归功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一传统的幻灭)，而不是更早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20〕Hansetki no Waseda (1932):49; PC:11; Li Ch’un-t’ao 1924:3-4.
〔21〕Li Ch’un-t’ao 1924:3.
〔22〕《彭湃同志“五四”…》(1964)……〔条目截断〕
〔23〕Cheng Po-ch't in Wa-ssu hsiao shuo. .. ed. 1961: 218-28; Akamatsu Katsu- maro 1952:52—-53; Eto Shinkichi 1961:167.
〔24〕Pang Yong-pil 1975:320,n.g; “P’eng P’ai liu-hstieh. . .” (1980):83.
〔25〕Li Ch’un-t’ao 1924:4; PC:12; Malukhin 1975:13-21; Wa-ssu shih-ch’1. .. (1959):vol. 2, 426-27.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Shuang-chou p'ing-lun, see Chow Tse- tsung 1963:95.
四、“新同志”与《新海丰》
1921年夏天，彭湃从日本回到海丰，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很快成为年轻精英的领袖。在他离乡的末期，这个精英群体在海丰没有特别活动的记录，只是许多青年加入了陈的军队，学生联合会也在五四运动的余波中在海陆丰成立。随着这场运动，激进主义变得体面起来，尤其是在海陆丰——那里长期的政治激进传统使地方精英特别容易接受它。
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是理解“新同志”心态和活动的钥匙。他们是关心国家命运的年轻新潮的一部分——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要求采取激烈措施解决中国的问题，确保国家摆脱外国统治的独立。一位现代中国作家指出，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1920年代，至少发生了两次代际更替：第一次是从1890年代和1900年代思想成熟的世代，到1910年代崭露头角的世代;第二次是从这个“中间世代”到1920年代的学生活动家。“这些学生领袖越来越怀疑1910年代先驱知识分子为中国问题开出的药方是否有效。”年长群体曾相信“只有治愈了中国人的精神痼疾，有意义的政治行动才有可能”。年轻人不耐烦，相信亲身参与和直接行动的功效，相信形势的紧迫。他们越来越多地谈论革命——这个词被他们赋予近乎神秘的意味。他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这是新士绅所鼓吹的一切的逻辑结果。然而，他们与新士绅的分歧越来越大，寻求在“新”海丰中作为“新”人获得自己的身份。他们给这种“新”赋予了自己特殊的含义，一种比他们年长的导师——1911年的“同志”们——革命成果所意味的激进得多的含义。因此，我们称他们为“新同志”。老同志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失败了：是时候尝试新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26。
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幻灭，它现在被视为一场烟火。“怀疑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杂的时代”结束了27。轮到马克思主义了——即便不是作为一种被完全理解的意识形态，至少也是作为一种政治学说。1919年底，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蔚然成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译本大量涌现;各地的杂志和报纸都鼓励这一趋势。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俄国人取得了革命成功，而答案，正如张国焘在1920年指出的，总是“社会主义”。陈独秀和李大钊——大体上负责把共产主义引入中国的两个人——在他们自己身上代表了运动的首要需求：陈是“传统的破坏者”，李则象征着“到民间去”的号召。
人们也非常钦佩俄国本身，因为它不扩张、不帝国主义，并能很好地抵御外部帝国主义的威胁。张国焘把列夫·加拉罕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对华宣言》视为转折点。俄国成为中国的朋友和榜样。两国之间的类比不断被提出。“民族解放”和“和平、土地与面包”这样的苏维埃口号，与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一样有吸引力28。此外，对将来而言，唯一确定的事情似乎就是行动的需要，这个因素再次把注意力引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似乎既科学又反西方，这种组合理想地适合时代的气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中国应当再次独立，并受到世界各国尊重。总的来说，人们渴望一种民族认同感，这种渴望连同为国家服务的传统和对资本主义的拒斥，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吸引力。
当彭湃从日本回来时，这些意识形态力量在海陆丰的年轻人中起作用，他也同样确信解决办法在于共产主义的革命。在1923年9月7日给温良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以前，我坚定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但两年前我开始信仰马克思。”29他此前与学生联合会的联系，加上他爱国英雄的光环和归国学生的声望，使他对联合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海陆丰学生联合会有全国性的联系，但与汕头分会特别亲近，那里的共产主义出版物需求尤旺。潮州学生联合会最初只面向该地区的学生，1920年代初把成员扩展到梅县、海丰、陆丰等地。其主要宗旨是抵制日货。这个组织异常强大，仅次于军队。有了这样的联系，当陈炯明移驻广州并采取更谨慎的姿态时，海丰的年轻知识分子继续沿着他们的激进道路前进。
如前所述，陈独秀1920年被邀请到广州主持广东教育委员会，此时他的《新青年》已使他成为全国性人物。他以前在安徽当过教育委员长。陈利用这个机会传播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思想。陈炯明对他非常敬重，请他设立一个“宣传讲习所”。
《新青年》杂志早期封面。 图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
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州建立了共产主义核心小组。它的书记是谭平山，组织负责人是陈公博，宣传负责人是谭植棠，成员中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这个小组每周出版《劳动生》周报，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陈还在广州设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SYC)支部，创始成员包括彭湃、罗绮园和阮啸仙30。有人认为彭湃从日本回来起就参与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必须记住，社会主义青年团本身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彭湃此时可能还不是党员：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成立大会上代表在日中国学生的周佛海说，除了他自己，“当时在日中国学生中唯一的另一个中共党员是孤身在东京的施存统”。根据彭湃给日本时代的朋友李春涛的信，1921年他到广州时，会见了来自海丰的主要人物，两个月里向他们宣讲无政府社会主义原则，掺以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张——正如他后来在《告同胞》中公开表述的那样。他们明白他的意思，但“宁愿保持沉默”，这是彭湃悲哀的评论。那些以前对他有好感的人对他的极端主义感到失望，抱怨他去日本“学了坏思想”31。
一位观察者记载，回到家乡后，他与中学的学生和昔日的同学重新建立了联系。彭湃乐于与他们在一起，重温他在日本享受的生活方式。他们之间没有代沟，“五四运动的回声仍然回荡在中国的这个偏僻角落，学生们可以读到《新青年》《创造》《新潮》等杂志，以及新小说和新诗”。彭湃自己从日本、上海和广州的逗留中带回了成堆的社会主义书籍。毫无疑问，他受学生欢迎：他的个人魅力很快使他成为他们当中可靠而受信任的人物。他处理事务和主持讨论的民主方式保证了他的领导地位。不久，他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社，设在龙津街(Luang-huo street)一座陈氏宗祠勉德堂(Mien-te-t'ang)内。70名成员包括海丰中学、陆安师范和蚕桑学校的学生，以及研究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如郑志云、李劳工、彭元章、陈桂亚、陈舜仪、林道文、杨望，以及归国学生李国珍和林苏。这些人将成为海陆丰的革命核心。是否是这个群体的压力为彭湃谋得海丰劝学所所长的职位不得而知，但值得注意的是，新会社设在陈氏宗祠之一内。彭湃此时还组织了一个工人友谊会，大概与他加入过的日本友爱会类似32。
一些传记作者把社会主义研究社描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掩护。钟贻谋——相信彭湃此时已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之一——说彭湃计划通过龙山山坡上一块大石头“仙踏石”(Hsien-t'a-shih，“仙人落脚石”)处的秘密会议，与亲信组建中共支部。钟补充说：“这当然只有少数人知道。”
彭湃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联系至少是确定的。其成员被描述为一群形形色色的不满者，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反军国主义者和反孔者。1920年8月，陈独秀(在另一位共产国际人士格里戈里·维经斯基的协助下)在上海创建该团后，其人数迅速增长。张太雷是与莫斯科国际青年组织的联络官。1921年11月，所有非共产主义成员被开除，各支部重新改组。作为中共的青年后备军，社会主义青年团仍被允许有一定独立性，自行其是。到1922年5月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已有17个支部、约5000名成员，年龄在15到28岁之间，比中共还大。张国焘认为，青年团成员是第一批对中国农民运动感兴趣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这是恰当的：广州支部在这方面特别活跃。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也被称为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者在1925年2月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成为正式名称。
一位外国观察者指出，“农村的共产主义青年大多是小康自耕农的儿子，尤其是小自耕农的儿子”33。海陆丰这些年轻人的抱负，远远超出了“新士绅”提供的教育所能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不断质疑长辈，指出新路，在长辈们看来，他们当下的政治成功就是社会失败。学生联合会决定在《新海丰》杂志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名称还是内容，都显示了“新同志”与“新士绅”及其早先《海丰自治报》在纲领和眼界上的差异。青年团的招生工作进展迅速，活动分子忙于争取新成员、供应共产主义文献。例如1921年在广州，正是一名海丰学生敦促他的老同学、在陈军中服役的邱国珍加入。
“海丰必须与万物一起改变。仅仅改变结构和外表是不够的：精神也必须改变。”1921年9月《新海丰》创刊号的头条文章这样写道。“新士绅”当年做了很多事，但现在他们的时代过去了，由于他们言行不一，不满情绪蔓延。李春涛记载，面对旧势力对他新思想的顽固拒绝，“彭湃也感到彻底沮丧”34。结构变了，但如果“外人无法在海丰看出任何新东西”，那么变到哪里、为了什么?事实上，这个地方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新杂志所代表的新的组织和文化运动，而“新同志”把功劳都揽了过去。他们还承担了改变海丰精神的责任：“因为我们是新的，我们来到新的海丰，创造新的生活，自由而和平……为此，海丰的一切都必须变新。”他们并不鄙视现存的海丰;他们与长辈保持思想和行动上不间断的传承，只是说这还不够，必须做得更多。同一期的第二篇社论赞扬了新闻界及其影响舆论、促进文化的力量。“今天，有些报纸和杂志掌握在官僚和少数领导阶级手中，他们作为走狗，利用报纸谋取私利、支配国民生活……其中一些报纸的功能就是给少数领袖歌功颂德，或为单个人发表意见。”35很明显谁是被攻击的对象：陈在海丰有他的《陆安日报》，在香港还有别的报纸。“旧海丰是过去和现在：新海丰是未来……新海丰社会必须摆脱黑暗、污秽、保守、阶级分化和萎靡不振的状态;它必须打开灯，变得干净和进步，必须有平等，必须挺直腰杆。”原则上，这与编辑们的前辈曾宣告过却又心安理得地遗忘的东西并无太大不同。因此，“《新海丰》是晨钟暮鼓，唤醒那些日夜沉睡的人”。文章以一声响亮的宣告结束，对新同志的真诚和决心没有任何怀疑：“我们愿借此机会为进步而奋斗。我们不顾痛苦和损失。我们不惧怕苦难。我们要把社会发展推向完美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出版杂志的目的。”36
这是酝酿中革命的开幕炮火，还是空洞言辞加上“明人必纳善言”的儒家信念?后者也许是实情;当时的青年杂志充满了豪言壮语，彭湃和他的青年学生朋友还没有准备好，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发动一场真正涉及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同代人没有多大区别——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敦促他们“到民间去”，但他们仍然停留在谈论，不愿行动。
我们也不能排除，在崇高的理想之外，“新同志”的立场还有别的心思。年轻毕业生确实感到被专横的长辈忽视和挫败，可能还嫉妒他们占着所有位子。“后此故因此”(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当然是一句太容易买到的智慧;但值得注意的是，《新海丰》问世一个月后，彭湃就被任命为所有学生为他争取的那个职位。
《新海丰》的目录介绍了这些青年作者的姓名。郑志云有两篇文章，他作为联合会的秘书，在编辑和出版中必然很突出。郑是一个有天赋的学生，曾在海丰高等小学和中学就读，后来成为海丰第六小学的教师，学校在林氏宗祠内，离他出生地很近。他生性腼腆，尤其不善于公开演讲，但彭湃器重他、极其信任他。据一位居民说，彭湃在教育局时，是郑帮他写文章;从他为《新海丰》撰稿的数量看，他是个主意很多的人。他最终成为中共海丰县委书记?(secretary of the CCP in Haifeng)，负责内部事务和地下活动。可以说郑与彭完美互补：彭冲动易感，郑冷静深思37。
郑志云的两篇文章之后是李国珍的《我的人生观》。三篇文章语气都非常严肃。接下来是彭湃的《告同胞》，一篇长而有力的论述，说明为什么必须激进变革。在似乎是“新同志”宣言的这篇文章中，彭湃展现了一种冲动、鲜明、透明的性格，厌恶折中和迂回：
需要用手术刀。这不是别的，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是运用“社会主义”治愈力量的工具。
社会主义有许多流派，理论和实践上都如此，但它们都有同样的两个目标：摧毁现存社会的压迫、苦难和无知，建设一个生活美好、人人幸福的新世界。社会主义的敌人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均分财富”，这是一种流行但错误的观念。均分财富意味着把每个人的私有财富集中起来，再平均分给所有人。这只是换了面貌的私有财产。而在共产主义中，社会中的一切归社会共同所有。人人尽力贡献，人人按需获取。我们重申，任何人，任何人都不被允许拥有任何东西，这就是对私有财产的致命一击。
难怪据钟贻谋说，陈炯明特别注意这篇《告同胞》38。其后是另一位归国学生彭泽的《寡妇解放》。再往后是《为什么要推翻政府》39——这个标题本身就够爆炸——以及《一个弃军的新兵车夫和一个弃军的老车夫》，可能是反对兵役之作。陈修(Chen Hsiu)贡献了《关于小学教师的研究》，这是学生可以声称深有了解的主题。《我的人生观?》和《我对穷人苦难的看法》接踵而至。女性解放进一步见于未署名的《我们怎样看待旧式妻子?》和蔡家邦(Ts'ai Chia-pang)的《女孩为什么要读书》。正文部分的结尾文章是《姓氏——合理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特殊处理方式》，以及钟贻谋的《我对新海丰的感想》40。
《告同胞》集中体现了“新同志”的意识形态立场，包含25岁的彭湃哲学的精髓。它是近期行动的计划，是学生干预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蓝图。不仅如此，它的清晰和感染力、它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成分、它启示录式的视野和激进的行动号召，使它从说明性散文升华为伟大的演说。
从内容可以清楚看出，《告同胞》主要针对海丰的局势，在意识形态上，新士绅的最后日子正在临近。他们鼓吹无政府主义，他们的孩子正在把这个逻辑推到实践的结论。“世界属于所有人，必须由所有人平分共享”是主旋律，这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包括孙中山——的共同口号。既然《告同胞》不过是文件所攻击的那些人长期鼓吹的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的延伸，地方当局别无选择，只能容忍它。“只有当彭湃敢于把这些他深信不疑的思想付诸行动时，他才惹上了麻烦，”一位同时代人指出41。
对彭湃来说，主要问题显然是土地问题，解决它将是他革命活动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确切指什么并不清楚，但他当然知道社会主义有几种形式，共产主义是其中之一。然而，他不遗余力地清楚区分“财富分享”和“财富公有”，而且他似乎确实在鼓吹共产主义革命。事实上，他对真正共产主义学说的捍卫，连同他对这些学说的准确理解，强烈表明他是一个深信不疑的信徒。
中国人尽管以耐心和务实著称，但也能表现出急躁和激进，这实际上常常在紧急情况下占上风。新同志分享了后一种特质——他们的大多数同代人也是如此——它表现为一位现代作家所看到的“一种过度自信，认为他们认为正确和好的东西，可以在短时间内在中国实现”42。对他们来说，渐进式和零敲碎打的改变已经出局。他们要在“眼皮底下”把事办成;事实上，他们自己就是办事的人。
〔26〕CNP:24-25.
〔27〕NCH (8 Jan. 1921).
〔28〕NCH (26 Feb. 1921):
〔29〕Chan & Etzold 1976:20-22.
〔30〕NCH (29 Apr. 1922). See also Li Yiin-han 1966:vol. 1,64; “Brief History” in Wilbur & How eds. 1956:50.
〔31〕FO 228/29990 (11,12 Feb. 1921; 8 Mar. 1921); FO 228/2999 (28 Dec. 1921); FO 228/3276 (11 Feb. 19213 24 Jan. 1922).
〔32〕W. Hsieh 1962:227—32; CNP:26-28; NCH (10 Sept. 1921).
〔33〕Fisher 1960:470.
〔34〕PEM 1911:10; PEM, Report (1913):29. 35- PP:44. Also TC (27 Sept. 1977); Chung I-mou 1957:20.
〔35〕〔注文条目与34粘连损伤：PP:44;TC(1977年9月27日);钟贻谋 1957:20〕
〔36〕Rhoads 1975:20; PL 106.
〔37〕《陆安日报》创刊于1921年8月5日(PL:102)。
〔38〕〔注文条目在文字层缺失〕
〔39〕〔注文条目在文字层缺失〕
〔40〕Wu Chiieh-nung 1927:111. A list of CCP leaders who studied in Japan is in J. Price 1974:55—56,139-140. For a list of Republican leaders who studied in Japan, see Rhoads 1975:102.
〔41〕“Kao nung-min shu” (1924):24—-28.
〔42〕R. Scalapino in Feuerwerker et al. eds. 1967:212-1 3,215.
五、教育局长任上
尽管当局容忍年轻激进分子，彭湃仍被任命为海丰劝学所所长(1921年时仍沿用此名)，这仍然令人惊讶。有人说他是陈炯明直接任命的——陈毕竟以前在漳州让无政府主义者管过教育，现在甚至在广州雇佣共产主义者陈独秀。当地知县翁桂清——一个世交——据说邀请他担任此职，当然得到陈的同意。钟贻谋则给出另一个合理解释：“1921年8月12日，一些学生表示希望彭湃出任劝学所所长。”43如果这是真正的原因，海丰学生联合会一定非常强大。事实上，学生们已经抗议在任者无所作为——在任者是陈炯岳(Ch'en Chung-yüeh)，陈炯明的一个留洋亲戚。无论如何，陈炯岳辞职并被调到广州接替陈独秀任教育委员长，彭湃正式上任。为什么在他已以激进著称之后，没有人举手反对他的任命，这仍然是个谜。也许答案就在于我们前面看到的：海丰的新士绅在晚辈的意识形态或行为中找不到真正不妥之处，他们只是延续悠久的革命传统。
到1921年10月1日，彭湃就任劝学所(Office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25岁成为衙门官员、陈炯明的下属。与历任一样，彭湃保持一栋别墅(名“得趣”)，符合他的学者身份。他很快开始把职位分给旧友和亲信。李春涛成为第一高等小学的教师，杨嗣震——也是日本时代的朋友——成为校长44。志同道合的李和彭都穿着剪裁合体的西服、日本夏帽，拄着手杖。他们每个周末在专用球场打网球，体现了年轻人所有的现代梦想。
委员彭湃更换了许多旧学校董事，很快在根深蒂固的士绅中树敌。在他认识的“进步”朋友中，他保留李月汀在中学，邀请陈桂亚、李国珍等人主持学校或在办公室协助他。另一个密友吴焕堂(Wu Huan-t'ang)被任命为第三高等小学校长，学校刚在刘氏宗祠开办。彭湃最早的公务之一是增加学校数量，从海丰城的第二、第三高等小学开始。他还在人口较密集的乡村地区开办学校，并在东湖社王氏宗祠建立了海丰第一公立女子学校45。
劝学所负责协调县内所有教育工作，所长由知县任命，但他可以选择本地人担任各学区的劝学员。彭湃还有权把社区财产转为公立学校系统的财产。用宗族祠堂作校舍没有问题。“学校的建立有赖于〔劝学所的〕努力”46，但财政生存和学校的存续“取决于他们征收地方附加税的意愿”47。海丰的教育经费来自数百亩学田的租金和专门的教育税，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身上。1921年，全国教育改进社年会决定“劝学所”这个名称不再合适，批准改为“教育局”(Chiao-yü-ch'u)。1922年1月1日，海丰与各地一样改称，教育局从地方士绅的领地变成由专业人员管理。
彭湃现在代表的这个教育系统，到1922年已发展到所有学校都能现代化的程度。组织已经成形。用彭湃的话说：
督学经常下乡听课，把孩子们和学究吓得瑟瑟发抖。最后，教育委员长用一名毕业生“教员”取代了学究，提高了学费，还加收“农产品税”。今天教数学，明天教普通科学，后天教历史、地理、经典和体育。野蛮的惩罚被更温和的处罚取代，比如面壁、记过和降级。看到面色苍白的孩子摆脱了啃宋代理学家著作和《诗经》摘选的负担，多么壮观!
彭湃就任时，海丰有一所中学、一所师范学校(陆安师范)、一所高等小学和几所普通小学，后者是义务教育。公立五坡岭中学自1916年以来服务海丰和陆丰，约有100名学生。专门学校如商业学校、工业学校和蚕桑学校都很小，市民医院的助产学校也很小。陈炯明支持所有这些教育机构。他送了许多学生出国留学，甚至资助了“里昂大学”——法国的一所中国学生学校——但从未充分发展。
蚕桑学校最终成为职业学校，采用“工读学校”的流行叫法。校长是梅陇区的郑树舜(Cheng Shu-shun)。汕尾地区有不少教会学校。汕尾长老会中学有300多名学生，提供四年制课程，每年10元学费。长老会多年来办了七所小学，有些很小，但有女生，还有一所高等小学;天主教会也有四所小学。1921年，长老会开办了一所正规的女子学校，有100名学生;1922年，天主教会开办了第一所中学，也在汕尾。后者招生约200人，每年开支2000元，但这所学校很快因缺乏资金而关闭。
1923–24年的一项全省调查显示，东江地区的公立中学不多。陆安师范此时有159名学生(男)，9名教师，12名行政人员。有四个班，年运营成本1.5万元。至于陆丰，几年后的一项调查给出公立小学男生1,040人、私立(家塾)小学566人、民众(乡村)学校784人，共2,390名男生。公立小学还有34名女生。运营成本13,360元。全县初等识字率估计为20%，但彭湃指出：“不到20%的农民能写自己的名字，其他80%连这都做不到!”48所有这些数字都不现实，就像“义务教育”的概念一样。1930年代，每县失学儿童可能约7万人，文盲率可能高达90%。
女孩在教育方面处于劣势，尽管汕尾有一些进步;即使在那里，这也不是“热情”问题。1916年，第一批女生(四人，其中一人是彭湃的堂妹)进入海丰中学。到1921年，学校里有更多女孩，彭湃可以“召集全县的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的男孩女孩”在县城游行。但1921年女孩的教育大概仍然是低优先事项，如《新海丰》上蔡家邦的《女孩为什么要读书》一文所示。
现行现代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一直持续到1922年，那时它被“发现有些方面不适合中国需要”49。《新教育》和《新青年》杂志上热烈争论教育问题，全国教育改进社也是如此。陈独秀在广东管教育，陈炯明大力推行改革。在他的赞助下，仅广州就建立了200多所小学和高等小学。全省1100所私立学校也由现代教育专家检查。改革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全国教育改进社决定1921年10月在广州召开年会。批准了一个全新的教育制度，强调需要创造“新精神”、培养民主观点和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用训练50。
农民“怕新学如怕老虎：一提起它就脸色大变。为什么?”彭湃当了教育委员长后找到了答案：教育变了，精神没有变。教育局仍然是一个“政府衙门”，不知道什么教育适合农民，农民想自己办学校时也不给他们建议。无论如何，农民没钱请昂贵的教师，孩子需要贴补家用，不能浪费时间上学。而且，义务教育或强制教育的想法吓坏了农民51。
1924年一份国民党文件直言“农民教育是不可能的”。农民的孩子纯从身体上讲可能也学不好，因为“他们营养不良，脸色苍白，眼睛发黄，没有力气学习”。彭湃常说“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大大小小的地主、土豪劣绅和地主亲属家庭”。民国在教育上并不平等。然而，是农民承担了资产阶级孩子教育的费用，彭湃声称。税收的绝大部分落在他们身上——“从50%到75%……尽管他们根本不知道教育是什么”。海丰80%的教育费用来自对农产品的税收和捐税52。
至于教师，他们不是一个特权群体，他们的不满在海丰培养年轻革命一代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现代学校毕业生只有有限数量的政府职位，教书是唯一的选择。旧经典教师到1920年大多成了笑话，被禁止进入学校，但这个职业的地位不可能更低，教书仍被视为“四旧”之一——另外三旧是贫穷、疾病和死亡。没有专业化的激励，有很多怨恨的空间。这样的人为任何革命种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53。
但有了至少环绕着他的专业化，委员彭湃感到更自由：他拥有优越训练带来的自信，出身富家，并得到当地知县翁桂清的支持。他到处“穿着像日本人，举止像官员，冬黑夏白。从不忘记他的手杖，像有权势的人一样昂首阔步”。人们嘲笑：“他要让每个人都知道他留过学日本。”然而彭湃只是在遵循海丰所有官员的悠久传统，很可能在他的傲慢和装扮中，他是有意戏仿习俗和传统54。无论如何，委员彭湃和他的家族确实似乎在出风头上过于张扬，因为龙山亭——一座八角大建筑，建在彭家宅邸一公里外——就是这时建起来的。它很可能由“彭明合”出资，是一座声望纪念碑。
另一个给家族带来巨大“面子”的项目是彭湃建立的一个剧团。彭湃显然是在讨好公众，同时也在嘲弄以前管理这些事情的旧士绅。他更进一步，想要一个风格和剧目都现代、能承载当代文化的剧团。他因此开办了一所戏剧学校，年成本可能达数千元。彭汉垣作为“彭明合”的管事批准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这是提升家族名声的机会。不久，“龙津剧团”准备在彭宅前的大草坪桥东埔(Ch'iao-tung-p'u)搭台首演。演出令所有人激动，服装尤其受到称赞。顺应新潮流，演出用白话。演员大多是学生，女角由男演员扮演，这是对传统的让步，彭湃在开场白中承诺以后不会再这样。彭湃亲自扮演一个日本女孩，穿着和服。演出持续数天，数千人观看。剧团还准备了两部戏，但保守派的抗议声太大，乡村巡演不得不取消，剧团很快被迫解散。一些士绅甚至向广州的陈递请愿书，要求彭湃辞职，理由是他扮演花旦——一个不光彩的男扮女角——有辱官体。“于是街头巷尾传唱：'彭天泉〔彭湃〕演花旦，青年摇头，老人掩面。'”彭湃走过时不得不忍受孩子们唱这个55。
尽管如此，彭湃继续推行注定惹恼旧士绅的计划。在戏剧壮举之前，他组织了全县运动会，地点在龙舌埔——海丰城附近因风水原因闲置的那块地。“体育场”——有场地、跑道和彩旗飘扬的看台——对海丰来说是一场奇观，尤其是全县最优秀的年轻运动员聚集在那里，然后游行穿过城镇56。彭湃还想拆除城墙。陈在这方面尚可理喻、做了妥协，彭则完全是另一种人。他似乎乐于且擅长羞辱敌人：“让他们等着瞧我是谁!”57——至少这是他对一位同时代人留下的印象。翁知县骑墙观望，知道陈的态度。年轻人并没有鼓吹什么惊人的东西：陈炯明已经在别处推行过此类革新，汕头正通过拓宽道路经历“巨大变化”。但海丰的城墙有了象征意义，年轻激进分子用他们的论据撞击着巨大的石块。厌倦了无休止的争论，也完全不敬畏旧士绅，彭和他的追随者决定城墙必须拆除，连同海丰迷信的堡垒城隍庙。但他们低估了反对力量：旧士绅组织了“护城会”，向陈迷信的母亲求助——她与陈开廷一起把持着司令官邸。城墙和城隍庙获得缓刑，新同志第一次不知所措58。
彭接受了教训。他意识到，拆墙之前必须先瓦解它们。因此他加紧教育下一代，尤其是目不识丁、迷信的穷人。为此，他在城里开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并在村庄里开设识字班。第三高等小学的师生自愿服务;不收学费，课本由教育局提供。彭组织的平民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附近孔庙的前殿，为此重新整修59。彭湃在海丰所做的一切与晏阳初1920年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一致，晏坚持“这个计划将会也必须来自中产阶级”60。在这个阶段彭湃的想法相同，尽管一位观察者说“他在任期间，彭湃确保人们学到了官方课本之外的许多东西”61。
委员彭湃在学生中如鱼得水，为改善他们的处境做了很多事。他习惯与他们见面交谈，很快赢得他们的信任;用现代的话说，他有“魅力”。他利用艺术天赋帮助传达政治信息：他在中学上美术课，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给学生看，然后开始讨论十月革命。参观他“得趣”别墅的访客可以欣赏到这样的对联：“自由种子从天降，坐看爆发”(“The sky rains down the seeds of freedom—watching and waiting for the coming explosion”)62。他不接待他认为反动或剥削的人，他和同事们从他讽刺他们共同敌人——坏地主和劣绅——的漫画中获得极大乐趣。彭湃还拒绝任何送礼或求情的人;但对教师和学生，他的门总是敞开的。这一切之下，他的敌人能说出的最好听的话是：“司令不会用人”;“委员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不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地位”。
许多学生很穷，彭湃开始对他们困境产生巨大同情和兴趣，尤其是乡村的学生。他开始穿归国学生朴素的新制服，一位观察者说，“他的生活比他刚从日本回来时更简单、更严肃”。有故事说他甚至理不起发;这似乎极不可能，所以长发一定是他自己的选择。作为委员，他是一个经常被谈论的公众人物，随着时间推移，评论温和了一些：“他看起来有钱，但心里很穷，”人们会说。他们开始叫他“铜面彭湃”，暗示他不顾便利、坚持正义63。这些故事很可能是杜撰的，但它们确实符合彭湃此时的心态：“我仍然梦想着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不断有人向陈炯明告他的状，1922年2月，领袖回乡，毫无疑问听到旧士绅的一片抱怨。但当他视察教育局时，他发现自己欣赏委员正在做的事情，因为彭湃抓住了许多人的想象力64。
〔43〕Chung I-mou 1957:15-17; Li Ch’un-t'ao 1924:4; P’eng P’ai in letters to his friends remembers Japan. ¢
〔44〕CNP:6—8; PEM, Report (1910):43; W. Hsieh 1962:2,10.
〔45〕Gasster 1969:158—62; Kropotkin 1955:5—6,223-25.
〔46〕CNP:3,14-15,18,40; W. Hsieh 1962:202-6. a7 INCH (ir Rebs 1993).
〔47〕〔注文条目在文字层缺失〕
〔48〕Scalapino & Yu 1961:1,36.
〔49〕W. Hsieh 1962:21 1-13,238.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Min-Asing pao, see Chow Tse-tsung 1963:66.
〔50〕Snow 1972:117; Mao Tse-tung t91g (MT: vol. 1,57—69).
〔51〕Tretiakov 1934:294—95.
〔52〕Chan Ming-kou 1975:42,50,291-95; Chesneaux 1968:203.
〔53〕NCH (8 Jan. 1921). See also NCH (4 Feb. 1922, 25 Mar. 1922).
〔54〕W. Hsieh 1962:214,252,n.105; Whiting 1968:116,n.21; Bing 1971:683; Chang Kuo-tao 1971:232. 55- Meisner 1967:13. See also Chow Tse-tsung 1960:245, note; Gasster 1969:187—
〔55〕〔注文条目在文字层缺失〕
〔56〕Chung I-mou 1957:9,14.
〔57〕Yip Ka-che, in Chan & Etzold 1976:96. See also Bianco 1971:52.
〔58〕Hsin Hai-feng (1959):vol. 3,442—44; Chung I-mou 1957:9,20.
〔59〕Chow Tse-tsung 1960:182.
〔60〕Ibid.:46—48,298—99; Li Yiin-han 1966:81-86; Bianco 1971:49; Chang Kuo- t'ao 1966:66—67; Meisner 1967:82-88.
〔61〕Chang Kuo-t’'ao 1971:121-22.
〔62〕Carr 1950:vol. 1,16-21; Harrison 1969:26-27,30-31; Schwartz 1952:29.
〔63〕P’eng P’ai [3],[4], in PW: 41.
〔64〕Chung I-mou 1957:14,45; FO 228/3276 (11 Feb. 1921); FO 228/3273 (24 July 1920, 7 Oct. 1922); MEP, Lettres (1923):go.
六、陈炯明下野与海丰政局
至于陈本人，“粤人治粤”的政策为他重新赢得了广东人的感情和商人的信任。在全国舞台上，普遍印象是“中国的所有希望都在陈身上”;但他对孙的忠诚誓言很快受到他们分歧的威胁，他自称的“学生身份”变得紧张。
1922年3月底，充当陈与孙之间某种中间人的邓铿被暗杀，他的死很快导致两位领导人公开决裂。4月，孙解除了陈的职务。4月22日，在孙预定到达广州前两天，陈带走了1万士兵和所有可用的武器资金前往惠州。马育杭被派往上海和北京重申陈的公开意图：绝不卷入北伐。吴稚晖、汪精卫和陈独秀的调解尝试失败，忠于陈的桂粤军将领向广州进军。6月5日，这些将领公开要求孙辞职、陈回归。6月15日，孙被迫登上军舰避难，他来自福建的支持者部队被击败后，再次流亡。8月15日，陈被他的将领叶举和洪兆麟邀请回广州65。
海丰一片欢腾：“老司令”战胜了“大炮孙”——孙中山因他的军事夸夸其谈而得此绰号。海丰现在处于全省最前沿，因为关键政府部门都由海丰人把持。例如，钟秀南掌管金库、造币厂和省军事总部;马育杭领导财政部和广东银行;陈大盛负责公共工程;陈延生是电政实业部长;陈炯岳和陈伯华领导教育部;钟声是省议会的领袖和法政学校校长。此外，十二个其他高级文职职位中有九个由海丰人担任。五名海丰军官指挥军队，惠州的叶举任总参谋长。反对者声称陈“眼里、耳里只有海丰”。他被描述为骄傲自私;由于他对省政的强烈而偏袒的把持，怨恨自然产生66。即使在海丰，也有人觉得陈和他的亲信变得太强大，比1911–12年更甚，都在争位子和大钱。彭湃回忆：“一夜之间，海丰在军阀、官僚、新官员、政客、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既是地主又是军阀)中急剧膨胀。”当地俗语说：“满街县知事，遍地将军狗”(“Of magistrates the streets are full, by generals the dogs are matched”)67。
那些日子，来自海丰是立即获得尊重的通行证——与昔日的轻蔑天差地别。在军队里，“将军家族”的成员打开所有门：他的堂弟陈炯光将军虽不到30岁，却手握大权。来自海丰的军官和士兵非常抱团，腐败盛行，军队被视为快速致富的途径。陈炯光买了一架钢琴摆阔，还曾因为剑上的镀金不够亮、不适合新年阅兵而换了一把。军需处长陈其英在海丰建了一座大宅，配有王侯规格的会客厅。陈炯明的所有爪牙拥有大片土地是常事。
对老司令的崇敬没有止境。在许多人的眼中，陈保持着早期清廉的形象，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从不抽烟喝酒，道德生活无可指摘。他是农民的偶像，农民自然认为他的好运会有一些落到他们头上：“最好他能登上王位!”人们又这样说他68。
除了新学校，海丰城还建了图书馆、公园和医院。蚕务局及其学校——为利用丝绸市场而设——也在这时出现，汕尾还有一座兵工厂。然而，尽管有这些改善，乡村仍受盗匪困扰，械斗无休无止。陈给县里带来的横财和荣耀只惠及少数特权者，而非农民;正如彭湃所指出的，“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在陈炯明的地方政权下，他们一点好运也没有”。
省内的动荡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同情孙的民军在乡村活跃。族群因素和地方利益在日益紧张的局势中很重要。汕头英国领事被告知，既然陈是客家人的捍卫者，客家地区的人们很高兴孙出局。相比之下，孙的支持者主要是广府人，他们觉得广东不再像1920年宣称的那样由广东人治理——而是“由海丰的福佬人”!69孙陈分裂还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后果：孙不得不重组他的革命党，他的左转可能就源于这次暂时挫折。至于陈本人，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地位多么依赖把他重新扶上台的将领。除了许崇智的敌军，他的政权还长期受到王达伟(Wang Ta-wei)和李福林(Li Fu-lin)的威胁。通过接触北方，出现了一阵旨在抵消孙及其党派影响、打破广州政府孤立的政治活动，但为时已晚70。据说，陈从来不太关心党务，但他确实不遗余力地执行禁烟禁赌令。这项措施让他失去很多好感，因为没有那项税收，就不可能满足军官们的高生活水准。然而他坚定不移：“粤军所到之处，不得赌博。”71此时，陈被视为“一个专横、自负、自视甚高的人”，许多方面对他批评强烈72。
到1923年初，支持孙的三支军队准备向广州进军：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都在西部)，以及许崇智的第二粤军(在东部)。陈无法筹集足够的钱来支付军队，这成为决定性因素，1月15日他辞去所有职务，经海丰前往香港73。英国领事的评价是，陈“终究不过是个二流人物”，应被视为“已确定地从地方政治中出局”。海丰人人焦虑，当波佐利主教来访问时，许多人已经因害怕孙的报复而逃走。但没有发生任何不祥之事。“海丰城，连同陈为自己及其军官家属建造的新宫殿，没有受到惊扰。”74
彭湃的敌人只等着他走错一步，他们没等多久。“1921年5月，我是海丰的教育委员长，”彭湃写道(把年份写错了)。“我召集全县的学生——男孩和女孩，大多是富家子弟——到县城，在海丰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五一劳动节示威。”75这次示威可能是为了配合广州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广州自1918年以来就举行类似的五一游行。但在海丰，“没有一个工人或农民参加”。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举着写有“赤化”的红旗游行76。整个事件由彭湃和他的朋友们精心安排，彭湃甚至为一首歌专门填词，在各校音乐课上教唱：
今天是什么?五月一日，劳动节。
我们纪念工人政党，
携手进行世界性罢工。
劳动是最神圣的现实：
社会主义革命时机已成熟：
兄弟姐妹们，永远不要忘记
“劳动”这两个字——劳动。77
在游行前的集会上，彭湃讲述了五一的历史和意义。孩子们大声欢呼，出发分发宣传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传单。彭湃举着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号角吹响，锣鼓喧天，学生们挥舞无数小红旗。一位目击者后来报告：“海丰从未有过这样的劳动节庆祝活动。地主、士绅和官员被彭湃描述为幼稚而有趣的示威吓坏了。”彭湃自己评论说：“这真是天真到了极点!海丰士绅以为我们要共产共妻，谣言像野火一样蔓延。”示威的影响“使劣绅和老夫子如此震惊，他们以为海丰马上就要'赤化'”78。
铺天盖地的抱怨涌向陈炯明和马育杭、钟秀南、钟景棠的办公室。《陆安日报》指责教育局的人利用教育传播卑劣思想。“我们被反复告到陈炯明面前，直到他解雇了我们。”1922年5月9日，翁知县接受了彭湃的辞呈。他担任教育委员长刚过七个月。“有新思想的校长和教员也纷纷下台。”对新同志来说，这是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在他们心中，陈炯明作为可信赖领导人的形象破碎了;对他们来说，“新士绅”与“旧士绅”已完全无法区分。并非彭湃的所有朋友都辞职了;李月汀和杨嗣震是两位留在岗位上并与彭保持联系的人。彭氏宗族丢了极大的脸，这可能正是他们的敌人所寻求的。
一位同时代人回忆，士绅官员和地主出于怨恨迫使翁知县对彭湃采取行动。李春涛说，广州一位“官员”的电报警告翁，如果彭湃不辞职，一定会有人能迫使他辞职。翁不得不照办，但他自己的位子也没坐多久，因为到1923年，县知事是李铁槌(Li T'ieh-t'so)79。“六叔”陈开廷显然在幕后促成彭湃下台起了作用。反对派的心态可以从一份文件的摘录中窥见：“天真的学生拥护他〔彭湃〕的'共产共妻'主张。县里的人浸透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思想;他们用语无礼，动辄攻击他人，干预政治，以各种可以想象的方式扰乱社会。”一位当地传教士也不以为然地报告说，彭湃满脑子布尔什维克思想，并把它们传给学生：“这种共产主义教导传播到其他学校，年轻人信奉他的思想。”80
尽管被免职，彭湃决心不给当地反动派任何喘息之机。意识形态斗争继续，新同志成立了“新生社”(Hsin-sheng hui)，并出版自己的杂志。(由于某种原因，《新海丰》已停刊，也许早在第二期之后。)彭湃描述了发生的事情：“这时，我们与《陆安日报》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战。我和李春涛同志出了几期《赤心周报》，自称是工农群众的声音，尽管我们连半个工人或农民的支持都没有。城里的工人和村里的农民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81彭湃沿用了他在日本创办的杂志和社团的名字，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变得更加清晰。杂志于5月14日首次出版，最初只是油印。它如此激进，以至于听了儿子的一篇文章后，彭湃的母亲“哭闹起来，要把他打死”。她问他：“这样下去，家不就要败了吗?”其他富户一定也问过同样的问题82。许多学生实际上越来越同情彭湃，他自己也越来越固执。《赤心周报》第四期(1922年6月2日)刊登了彭湃的一篇文章《谁有责任挺身维护社会主义?》，揭示了他公开采取的反建制立场，以及他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的个人理解。同时，正如李所指出的，它表明他越来越坚定地要通过一场农民运动——一场穷人的运动——来开始社会革命：
去年，劝学所有人对我说：“我非常赞同社会主义，你挺身维护它是正确的：事实上你是富家子弟。至于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出身贫穷。”几天前，还有一个报纸记者对我说：“我真的很同情社会主义。我听说你也在传播社会主义，但我担心你还不能完全理解它的含义。你住西式房子，吃的是农民血汗换来的白米饭：你认为你配维护社会主义吗?你似乎不诚实!你没有权利来传播社会主义!”
这两位朋友的感受可以代表我们社会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普遍感受……但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意味着只改变社会的一部分，它意味着改变社会的全部……这种转变不是社会福利团体所推动的那种一步步的改善……社会主义而是选择一种破坏性的方法……社会革命。因此，在现存社会制度下生活和死亡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城镇乡村的穷人的儿子，只要他们愤慨于不义，事实上就在倡导社会革命，显然可以挺身维护社会主义。83
彭和李自己写文章，刻蜡纸——蜡纸上装饰着彭湃的画——并在“得趣”别墅印刷和分发杂志84。对方反击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比《陆安日报》更轻松、能吸引年轻人的东西。为此，钟贻谋回忆说，“为了艺术和吸引青年”，实际上是反对彭湃的“改革运动”，创办了《海天周报》。该杂志的编辑“是一群资产阶级分子，与学问无关，写的都是'花'、'月亮'、'对他人的爱'之类的垃圾”。周刊有一个特刊纪念“双十节”(民国十年十月初十：1922年10月10日)。纪念革命成功和太平盛世到来的文章出现在《陆安日报》和《海天周报》上。彭和李用传单回应，抨击军阀主义横行和狭隘过时的民族思想的现实罪恶。
《海天周报》的编辑们大谈“共产共妻”，把他们的敌人描述为“叛国迷路的红奴”或“像野兽洪水一样的红灾”。但他们不是《赤心周报》背后的笔和艺术才华的对手。彭的封面设计是一个被铁链环绕的地球，一个赤膊工人举着斧头准备砍断铁链，象征着世界必须被解放。《海天》的编辑们想不通地球怎么会被铁链环绕、工人站在哪里砍。这种字面化的思维让彭湃和他的团体沮丧：他们开始看到与这种人争论毫无用处。面对这样的敌人，彭湃可以感到非常优越，把自己比作逆风雨飞翔的海燕。“我们不惧怕苦难”，正如《新海丰》早先宣告、彭现在重复的那样。他孤身一人的姿态清楚地体现在《赤心周报》一期题为《我自己》的诗中，结尾一节写道：
在这帝王的村庄里，
谁敢唱革命之歌?
我自己，就是我自己!85
然而彭湃意识到他的斗争是徒劳的：当权者根深蒂固，无法撼动。最后，“我们放弃了与《陆安日报》的无意义论战，决定下乡开始一场真正的运动”。《赤心周报》6月底的第六期是最后一期。李春涛回忆，从那时起“彭湃开始认真对待农民运动”86。
下乡的决定对彭湃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被排斥在他所攻击的士绅地主阶级之外;学生主要来自士绅地主家庭，不能采取明确立场;他的许多朋友在体制内寻求安全，或正在寻找职位。他唯一的基础可能是“城里的工人和村里的农民”。他必须在论战中如此频繁地提到他们之后，召集他们进行真正的战斗。“我相信农民能够团结起来。”彭湃的母亲听到他的决定又哭了起来，而他以为农民会“非常高兴”87。《赤心周报》最后一期还有一个“富有诗意和意义的封面……对《海天周报》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最后无声嘲讽”，正如钟贻谋所说。封面上是月亮被一朵精致的白云拥抱，月光洒在广阔海洋的波涛上。彭评论说，有些人看着龙津河以为是汪洋大海，踏上仙踏石以为登上了泰山。换言之，他的敌人是井底之蛙，相信整个世界都在其中。
彭湃带来作为社会进步刺激的那束光熄灭了;享受舒适现状的人宁愿逃避责任。是时候让彭湃去启迪穷人认识他们的权利了，他准备独自去见他们88。
〔65〕CNP:27-28; C. Brandt 1958:23,note.
〔66〕Harrison 1972:29; Chang Kuo-t’'ao 1971:133-34; Chi-nien P’eng P'ai (1981):188.
〔67〕Chou Fo-hai 1964:318.
〔68〕Li Ch’un-t’ao 1924:4.
〔69〕Chung I-mou 1957:9,11; Hou Feng 1959:5; CHP:1.
〔70〕Chung I-mou 1957:20. See also C. Brandt 1958:21,200,n.59. For the problem of when P’eng P’ai joined the CCP, see below and Galbiati 1981:203—4. By October 1924 Peng P’ai had already joined the CCP, as documented tn an official report to the SY OC (WPLi14).
〔71〕Tanaka Tadao 1931:vol. 2,72-74,81; Pringsheim 1962:77; “Ch’ing-nien- tuan. . .” (1957); Meisner 1967:88. The SYC were in Haifeng already in 1922 (PL:1).
〔72〕Chang Kuo-t'ao 1971:133-34.
〔73〕Tanaka Tadao 1931:73-74.
〔74〕Hsin Hai-feng (1959):vol. 3,442—44.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magazine, see Chow Tse-tsung 1963:100; CKC:89.
〔75〕Hsin Hai-feng (1959):vol. 3,442.
〔76〕Li Ch’un-t’'ao 1924:4.
〔77〕Hsin Hai-feng (1959):vol. 3,442. See also TC (24 June 1978).
〔78〕Hsin Hai-feng (1959):vol. 3,443.
〔79〕Lbid.
〔80〕Ibid.:443-44.
〔81〕Chow Tse-tsung 1960:178,note; Chung [-mou 1957:10,125.
〔82〕“赤心社”系彭湃与李春涛、杨嗣震于日本所创同名团体之延续。
〔83〕“Hsin Hai-feng ... mu-lu” (1959):vol. 3,538-39. The “Declaration” ts in Chung I-mou 1957:15-20, and PW: 3-7.
〔84〕Chung I-mou 1957:18,20.
〔85〕“Hsin Hai-feng ... mu-lu” (1959):vol. 3,5 38-39.
〔86〕TC (6 Mar. 1978).
〔87〕Chow Tse-tsung 1960: 366; Wright ed. 1968:60.
〔88〕Chung I-mou 1957:20.
七、转向农村与农会初胜
“农民”一词难以精确定义，但本书中农民被视为一个整体，不再细分为种类或阶级。关于他们的记述的共同点似乎是，“农民”涵盖“所有地位低下的乡村耕作者”。“运动”一词，对农民而言，是“对这种低下地位的任何集体反应”，并有四个因素限定：对共同命运的共同体意识;集体行动;为达到目标的行动手段;因为“地位低下”或宗教、民族或其他原因而采取行动的强度89。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彭湃即将发起的农民运动有关。他不是在真空中行动，因为关于改变农民命运的思想、建议和指示已经在许多地方流传。然而他的起步在许多方面是独特的，因为他设想的是一个“新海丰”，一个社会发展将被推向“完美阶段”的地方90。他以官员身份自上而下改变制度的梦想破碎了。他尝试过孙中山年轻时也尝试过的事情：上书李鸿章请求合作，“真诚希望加入士绅改革者行列”，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91。彭湃很早就发现，事实而非言辞才是关键;或者如杜威所说，“事实有力量制定法律：法律没有力量制造事实”。(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把陈独秀变成共产主义者的公理92。)当“日暮途穷的军阀”陈炯明在牢笼(Laolung)退隐处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最好的学说时，彭湃回击：“现在不谈中国的'主义'了。重要的是把农民和工人从苦难中解放出来。”93李春涛说，在这个阶段，彭湃对领导阶级的冷漠和自己家人的自私感到厌倦和痛苦，心想：“人无过错，制度有过错。”现在知识分子四散，他独自一人，只依靠自己和不可动摇的决心，“加入了农民阶级诚实的制度，它没有知识，也没有财富”94。
1921年夏天回到海丰时，彭湃已经开始“到民间去”。在社会主义研究社总部，他向300多名工人和店员讲话，介绍“世界工人运动联合会的情况”。他还在山药市场(yam market)向农民演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和“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1921年7月30日，他在社会主义研究社总部组织工人友谊会，招生在那里进行。这个新团体的宗旨是表达对工人的同情，特别是通过教育机会给他们平等95。
然而，驱使彭湃的不只是意识形态或务实主义。他很可能出于缺乏更好的手段加上真诚的关切而转向农民。对一个失去社区支持基础的人来说，他们是最后的手段。他下乡的决定一定很突然，当他走访赤山自己的佃农时，没有人认出他。在这种纠缠的动机中，宗族和氏族考虑不起作用才奇怪。彭家有钱，但几乎没有真正的权力或地位，彭湃激起的巨大希望，连同宗族的期望，现在都化为废墟。李春涛谈到这种情况：“他的家庭，虽然不算极富，在海丰被评价为殷实之家。他们花了不少钱供他留学，他回来时他们当然希望他当官赚钱。相反，他一开口就说要用家族财富发动社会革命：对此家族无法承诺任何东西。”96他最终成为他们愤怒的对象，只有他的两个兄弟彭汉垣和彭泽仍然同情他的努力。不过，后来的成功让全家和全族团结在他身后;连陆丰那边的族人也都拥戴他们的新领袖。彭湃声称“早就把宗族制度打死了”，但幸运的是他没有。事实上，旧反动士绅认为他“利用农民”部分是为了实现家族的野心。他们如此确信，以至于1924年初彭湃带着声望回家时，知县王作新诉诸他作为彭湃舅舅的身份，钟将军挑选了一位彭氏族亲作调解人。彭汉垣后来几乎把农民事务当作家族责任承担起来。
还有“怨恨”因素，即使不在彭湃身上，至少也在很快再次追随他的学生身上。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认为，只要旧士绅和新士绅的根深蒂固家族独占司令官邸的通道，他们就没有机会。虽然当彭湃提出新的激进社会方案时，他“最亲近的地方朋友都反对”，但他们很快在他的反建制立场中看到了某些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历史学家写过幻灭的知识分子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聚集在彭湃周围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甚至有可能彭湃本人也在他新发现的理想中升华了个人怨恨。
至于运动何时开始，时间因认为彭湃从日本回来的年份而异。1921年和1922年都有确凿证据——彭湃自己不合逻辑地同时提到这两年——而且确实有可能如一位权威所说，1921年海丰就有一场完全成形的农民运动，尽管彭湃极不可能参与其中。当然，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对“海丰农民”表现出“极大兴趣”，正如一份可靠的中央文件所说。同一文件断言：“1921–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了农民运动，农民自发组织起来。”97一位目击者报告说，彭湃1921年组织了“讲演团”，派往几个地方。可以说1921年是“非正式”的开始，1922年夏天是“正式”的重新启动，那时第一个现代农民协会成立了98。
还有自发性问题(刚才提到的)。在彭湃介入之前，公平附近平岗(P'ingkang)有一个农民，被当地农民公认为自然领袖。这就是杨其珊，客家人，最终成为农会的副委员长和运动中的名人。他粗通文字，经常为农民事务往来海丰和公平。他还是老旗会传统的好拳师，这一事实会鼓励他成为领袖。然而，“找到彭湃之后，他走了另一条路”，与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同胞一起准备服从新的魅力领袖99。彭湃在农民最需要他的时候到来，农民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他早已得出结论：“农民能够团结”，他们不是城里人以为的乡巴佬。不久，彭湃可以在1922年11月18日写信给他的朋友李：“农民不是缺乏智慧的人。他们对农民协会的组织有活泼而炽热的感情。他们正在慢慢获得阶级意识，建立坚实的阶级堡垒。他们甚至可以在其他地区做宣传，带领其他地区站起来加入。”
然而，他的年轻伙伴们发现农民“没有凝聚力”，“不能组织，而且无知”。彭湃周围幻灭的年轻人告诉他：“传播你的思想不容易;纯粹是白费力气。”事实上，彭湃甚至告诉李，面对这么多困难，他“几乎要放弃这个想法”。但那不是因为农民，正如李可悲地描述的：“穿着西装的男孩女孩们离开龙山和龙津之后，一片寂静和孤独：只有彭湃留下，手里拿着一本书，呼唤双倍悲惨的农民快来造反。”彭湃还是坚持了下来，独自前进100。
彭湃接受了他决定的所有后果，首先是家族的憎恶。除了老三(汉垣)和老五(泽)，“他们都恨我入骨，我哥哥几乎要杀我。此外，我们宗族和村庄的成员也厌恶我”。“我不理他们，”他简练地说。只有他的妻子公开支持他101。作为这场争吵的结果，彭湃很可能分到了他的那份家产，可以自由支配。“这次分家不仅是家庭单位的分裂，也是心和地的正式分离。”分家的确切时间没有说明，但一位传记作者说“彭湃开始农民运动时，与妻子住在'得趣'别墅，过'农民式生活'”;另一份资料说，这时“他与兄弟们分掉了父亲留下的田产，召集佃农，把田契还给他们”。这两个行动可能隔了一段时间，但确实发生得很早。不过，田契的分配似乎是在农民运动开始之后，因为当彭湃第一次去赤山时，“穿着学生式白色西装和硬挺白帽”，他的态度仍然是恩赐式的，尽管他很真诚，但穿着表明他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彭湃当时仍然是剥削群体的一部分，有稳定的地租收入102。
他一谈到农民的“苦日子”，一个赤山佃农就打断他：“我们的命苦是命。”彭湃被请进去喝茶。另一个农民走过来，“看起来更警觉”，但仍然认不出彭，把他误认为官员或军官。赤山离“彭明合”总部不远，如果彭湃曾经关心过与他的佃农保持联系，他应该认识他的地主。彭湃意识到他的穿着是问题所在，解释说他是“一个学生”，目的是“和你们成为好朋友”。“农民不可置信地笑了，礼貌地请喝茶，然后走开了。”彭湃遇到了他的朋友们预料到的反应，因此感到“像白费力气。我非常沮丧”。当他到达下一个村庄时，所有的门都锁着，似乎不欢迎他。他又试了一个村庄，直到日落时他感到不安，回家去了。他回到家受到冷遇：“我还不如在敌人中间”，他当天的日记“留下了一页空白”。晚上有很多自我反省，但他的决定已经做出，第二天早上他又来到前一天的一个村庄。一个中年农民把他当成收债人，彭湃令那人惊讶地说：“我是来帮你收债的。”然后彭湃阐述反对地主的论据，就像他在《告同胞》中所做的那样。农民不否认这些论据的说服力，但回到传统主题：“收租的世世代代收租，种田的世世代代种田。”那人不想说出名字，因为他的名字是大众，他的思想和他农民同胞一样。尽管走访了几个村庄，彭湃再次“一无所获”103。
然后他“突然”想到，对农民来说，“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事实上，农民的讲话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既无头也无尾。他们住在一个村庄用一种语言，但他们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彭湃开始为农民无法回应而责怪自己，从思考思想如何传达给他们，最终认识到他必须在各方面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的功绩很大程度上在于此：他必须进入农民的世界，不是作为一个同情的领袖，而是仅仅作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是“疯狂”，但这是他革命努力的基本要求和逻辑结果，意味着彻底的思想转变。
彭湃后来有一次为自己不写农民运动文章辩解，说“他已成为文盲阶级的一员，因此无法写文章”104。彭湃意识到他从衣服开始就错了：“我的外表和穿着与农民不同，农民习惯于把不同面貌和穿着的人看作压迫者和骗子。在他们眼中，我是敌人。”105衣服是一个象征，而不是小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农民中的最初尝试没有学到这一课，他们失败了。中共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派了一些北京大学学生到上海工人中去。彭湃的发现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传到其他人那里，恽代英在整个1924年反复强调彭湃的发现。毛泽东也意识到这种同一性的需要，“起初他接近工人时”，他开始赤脚或穿草鞋，穿粗糙的短裤和上衣106。
彭湃在村庄里游荡还有另一个重要洞见：他一对一接触一事无成，需要一个像样的听众。孤独的农民谨慎而不置可否;农民以群体思考和交谈，只有在一起才能鼓起勇气。所以他会在龙山妈庙等他们，“成千上万的农民每天经过那里歇脚”。起初他只拉到“几个人，但人数增长，直到拉家常变成了演讲”。他谈“苦难的原因和减轻苦难的方法”，强调“农民团结的必要性”。许多时候他的话被当作耳旁风，虽然少数留心的人足以安慰他。他可以说“现在我们有点进展了”。半个月里，他“站在路上向路过的农民讲话或宣讲”。彭湃有“亲戚来家里问我的病”，一个家里的雇工告诉他“人们都说你疯了”。彭湃一笑置之。然而村庄里许多农民也认为他疯了107，因为他穿着农民衣服，留着长发。他的急智有时似乎印证了这种印象。有一次集会时他大喊“老虎!老虎!”，农民四散。他们发现是恶作剧回来后，他严肃地告诉他们，他看到了一个“老虎”在收租收税;贪婪的吃人老虎就是地主108。其他时候他用留声机——乡下人觉得很新奇，他称之为“番鬼戏”。他还教孩子们唱他自己创作的、带有信息的方言歌109。彭湃当然是好奇的对象，因为他一个前官员、一个地主，呼吁减租，宣称“农民一旦团结，地主只能等待失败”。他的一个佃农给他起了“大嘴”的外号;农民要行动，不要空话，他们认为“他有时间浪费，吃得好，有一堆钱，到处谈革命”。有些人把他看作某种江湖郎中110。
彭湃意识到自己的家族与其他剥削家庭没有什么不同。他曾当面被告知：“你们'明合'的人不再催逼我们交欠租，我才相信你。”为了证明他的话不是空话，彭湃决定把土地分给他的佃农。他正要开口谈这个话题，一个年轻佃农突然开始为他辩护，说即使减租本身是好的，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缺乏团结。“有了团结，不仅自己的问题，人们的一般问题也能解决。”111彭湃深信事实胜于雄辩，与他以前在《赤心周报》的主张相反，他意识到要令人信服地维护社会主义，他必须把田契还给佃农。但有些佃农怀疑，担心田契很快会被收回，接受者很可能受到惩罚。面对他们拒绝接受田契，彭湃决定在“得趣”别墅外烧掉它们，宣布他的农民耕种的土地从此归他们所有。“那把火不仅点燃了田契，也点燃了整个东方。”112农民们现在对彭湃的真诚再无怀疑，他成为村庄里的话题、农民的希望、地主的恐惧。可能就是这件事赢得了杨其珊，因为“是他自己去找彭湃，而不是反过来，成为早期海丰农会的骨干”。后来是杨在王知县面前为彭湃辩护：“彭湃没有利用我们。他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农民谋福利。”113通过这一鼓舞人心的举动，彭湃独自发动了一场革命：他侵犯了“天理和地义，财产由所有者支配的规则”。
那个为彭湃辩护、论证团结必要性的年轻佃农，足以回报彭湃的牺牲：这个人证明了他对农民理解能力的信心。“听到这些话，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心想，'这是一个同志。'”正是在这一时刻、这一层面，农民的目标与现代革命观相互撞击，这一发展将对中国的革命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年轻人的名字叫张妈安，但他可以是任何一个海丰农民。“我邀请他那天晚上来办公室谈谈。”那将是“城市”环境——“得趣”别墅——中，一个有觉悟的“同志”与第一个“农民干部”之间的第一次会面，这次会面将确立一种模式：寻求社会变革的城市知识分子把农民的愿望当作自己的愿望，并寻求把农民动员成有组织的群众114。
不久，农民自己开始传播“话语”，“下乡与人辩论”。与其说是说服人，不如说是消除他们的不信任。但很快，那些已经在拉人的农民报告说，他们“真的相信你〔彭湃〕说的话”，这显示出警觉的海丰农民特有的非凡意识和团结愿望。事实上，就在那天晚上，当张妈安告诉彭湃他的一些朋友不相信他的保证时，彭湃让他当时当地就去把他们叫来，同时彭湃给他们泡了更多的茶。这次第一次会面发生在1922年7月29日，来的五个人是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和李思贤——“不到30岁、言语行动活泼的年轻人”。年龄这一点很重要。年长农民封闭在传统世界里，年轻农民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更准备行动。虽然与长辈分享许多基本愿望，但年轻一代在民国长大，可能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想，例如如果他们曾在粤军服役，肯定会接触到这些思想。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刊本封面。出版时间晚于本章所述1922年事件，作为彭湃后来整理海丰农运实践的文献插图。 图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标注见原页面)
正是在这次场合，彭湃采用了后来成为他与农民打交道标志的圆通方法：尊重他们的建议，欣赏他们的观点。他谈到他的困难，问：“你们有什么建议?”林沛随后证实，农民不仅能理解，还能分析局势并提出明确的评论和建议。林告诉彭湃，他对农民的方式上时机和行话都错了，而且他没有得到“他们认识的人”的介绍。林还让他吃了一惊：他建议彭湃“不要反对他们的神”。但最大的震惊是李老四说：“喂!我们现在就成立农民协会吧!”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个建议来自一个农民，彭湃诚实地报告了这一事实115。
不清楚李心里想的是什么。也许他想的是旧的农学会，虽然这不太可能，因为它到处都失败了。更可能的是，他设想的是彭湃已经描述过的东西，类似于香港的工会，移民工人可能向他提到过。1922年香港已经有大约一百个这样的工会，广州有八个左右。关键是彭湃达到了他的基本目标。一条初步的“群众路线”也确立了：“我们只听从人民的命令，”彭湃从此会告诉农民116。
“得趣”别墅会面后的第二天早上，农民协会以高度非正式的方式开始运作。“别人加入，好;没人加入，我们就在一起”——这就是李老四的简单提议117。“成功在望，”彭湃那天晚上在日记里草草写道。张妈安和林沛承担了把彭湃介绍给农民的工作，这一策略被证明在改变他们的情绪方面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现在“对我感到友好，谈得很真诚”。当他有机会在晚上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讲话时，他发现了一个热切的听众。他谈“他们苦难的根源、地主的沉重压力，以及他们应该如何自助”，这些是他一遍又一遍重复的要点。听众“赞同所说的话，我知道他们有理解力”。他还向李春涛吐露，在他所有的痛苦和艰辛中，赤山的农民是他的“安慰”。尽管他很真诚，彭湃还是忍不住微妙地炫耀他优越的知识。他对城里人用戏剧，对学生用自己的艺术才华;现在对农民，他用他的“魔术戏法”，让他们“拍手欢呼”。许多算命先生和小贩也使用类似的技巧，所以彭湃有充分的理由——有意或无意——效仿。为了获得更大的可信度，他还开始在田间与农民一起劳动，或与他们的孩子玩耍、教他们唱歌118。孩子们最早学会的歌曲之一是彭湃的《田仔骂田公》，曲调是熟悉的童谣：
冬呀!冬!冬!冬!
佃户骂地主，
佃户把地种到死，
地主坐在家里吃白米饭!
工人饿得倒下，
懒人满足得倒下!
是你们糊涂!
不是你们的命不好!119
彭湃和他的伙伴们的经济状况远非良好，他一些朋友的家人怨恨失去一个养家糊口的人。“彭湃不会饿死，但你们很可能会!”他们的父母对张妈安和林沛喊道。但事实上彭湃自己远非有钱：他负债700多元，李春涛说有债主追着他。只有他顽固的决心让他继续向村庄前进。林沛和张妈安都“进步很快，甚至是好演说家”。尽管他们很投入，他们自然会认为农民协会最终会“有钱”，正如林向他母亲解释的那样。但“到了请农民入会的时候，那是最难的事”，因为没有农民愿意第一个“过河”，正如彭湃所说。“此岸苦难，彼岸幸福。”秘诀是“一起过河，手拉手前进;如果有人沉下去，手链会把他拉上来。在农民协会里我们互相支持，组织像兄弟一样紧密”。足智多谋的彭湃找到了“兄弟”这个神奇的字眼，从而唤起了唯一承认农民为兄弟的社会——三合会及其旗会。“是的，我们加入，我们加入!”是回应120。
在这个阶段，“互助”是关键作用，这在云路村(Yünlu village)的一件事中很明显。协会一位成员的童养媳意外溺水，在亲属能调查发生什么事之前就已经入殓——这违背当地习俗。愤怒的亲属威胁要杀死丈夫，整个事情看起来要发展成械斗。碰巧在场的彭湃开始记下“每个男人和女人”的名字——地主们常用来以诉讼幽灵恐吓农民的伎俩。他喊道：“现在你们要上法庭回答!”来为女孩家人撑腰的约正被农民协会的人赶走。“我们是在为一个亲戚做事，”旁观者告诉彭湃。“关你什么事?”这是彭湃的机会。他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农民协会，穷人的协会，组织得像兄弟一样紧密吗?别人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我的就是他的。我们的农民兄弟有麻烦时，我们愿意冒生命危险帮助他们。”在听者看来，似乎建立了一面新旗。彭湃继续说：“总有一天你们应该加入农民协会。如果你们加入，你们会以同样的方式帮助自己。”他们“低着头离开”;至于旁观者，“许多农民看到农民协会的兄弟完全值得信赖，能够互相帮助。我们用它做宣传”。团结是避免被欺负的方法，这个教训深入人心121。
与地主的第一次间接冲突发生在“农民之间争地，地主趁机加租夺佃”时。协会规定：“任何人不得争夺协会成员的田地，除非得到该成员的同意和协会的批准”;违反者将“受到严惩”。如果遵守规则会造成困难，协会将为成员提供帮助。结果，“协会成员之间没有一次争斗，佃农属于协会的地方，地主不敢加租”。团结和纪律开始得到回报，印证了张妈安对一些农民的回答：“这很像下棋：策略更好的人赢。”协会在一次紧急情况下宣布“免耕会”，地主别无选择，只能“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佃农”。(事实上，三合会早就多次使用过不耕种的手段，农民也试过，例如燕仔村122。)除了被地主欺负，农民还受城里人的压榨。例如，农民在城市码头停泊要付20仙的费用。“农民协会宣布废除这一制度”，并直接发起了一场反城运动。“一个方法是以牙还牙：城里的船在乡下被拦下，被迫付费。如果他们不付我们，我们就不付他们。就这样，停泊费消失了。”
几个月内，协会在维护农民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和声誉。“新兄弟会”的立场更加明确，协会宣布它接管司法权，所有成员必须通过协会解决分歧，而不是通过“剥削任何农民冲突的士绅和官员”。像以前一样，违反这一规则将被开除，“协会将用其全部力量帮助另一方”123。这一举措旨在剪断司令官邸的翅膀，因为法院系统由那里控制，“名存实亡”，“带着良心上诉去那里是愚蠢透顶”。协会因此攻击现状，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尽管还没有像三合会那样“对国家结构进行深思熟虑、明确甚至系统的反抗或颠覆表达”124。难怪“警察和法官恨农民协会”，农民看到“村庄的政治权力转移到协会”。乡村开始站起来，对城市主张自己。旧三合会的主要权力基础在城市地区，其领导层也是城市的;农民协会则寻求把根基扎在乡村地区，由乡村领导125。
四个月内，协会与法律、宗族势力、党派当局、不义地主、土豪劣绅和城里人作战，已经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到1922年9月，“会员500多人，大多来自赤山(28个村)”。彭湃必须为带来这一成功的“疯狂”承担大部分功劳;但他自己在1926年初发表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强调协会多么感激农民自己126。他的合作者证明“聪明”，领会他的设计和甚至他的伎俩，给他明智的建议，致力于共同事业。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农民也表现出加入的意愿和遵守“规章”和“通告”的准备。这表明海丰农民不是无知被动的群众。一位居民把这部分归因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香港工作。这些村民“见过世面”，回来后被视为“有经验有知识的人”。但除此之外，海丰农民渴望在三合会受镇压、旗会衰落后失去的组织和领导。在语言、态度和活动上，协会是“新旗”，提供农民渴望的保护。因此，协会受到欢迎，因为它的领导层证明值得信任。从农民运动中产生的农民协会，留下了。
〔89〕Ibid.:125. See also Li Ch’un-t'ao 1924:4; PL:102; PC:14.
〔90〕Chung I-mou 1957:10; TC (14 Aug. 1978). Chen Chiung-ming and Peng Pai arrived at much the same conclusions from their social analysis, though they diftered greatly in social practice. W. Hsieh 1962:220,234; PP: 101-2.
〔91〕Chung I-mou 1957:125; PL:107,280—81; PP:31; TC (26 Dec. 1977; 13,14 Aug. 1978; 11,12 Sept. 1978).
〔92〕TC (2 Oct. 1977), CHP: 124; PC:9,41; Chung I-mow 1957:10.
〔93〕D. Buck, in Elvin & Skinner eds. 1974:183.
〔94〕PP:18,71,73; D. Buck, in Elvin & Skinner eds. 1974:194—95. See also Ch’en Tsung-ytieh 1922:933-42.
〔95〕7 Pm30.
〔96〕PP:17; Chung I-mou 1957:9,44—45; W. Hsieh 1962: 14.
〔97〕TC (14,15 Aug. 1978); PEM, Report (1909):36-37; PEM, Report (1911):24- 28; PA, Robba 1931:41; PA (25 Sept. 1932), Robba—Tragella.
〔98〕PP:18. See also Kuang-tung | 2].
〔99〕CKC:35; PKC:103. For the literacy in the area, see Galbiati 1981: 164,n. 36.
〔100〕PP:130. Also PEM, Report (1911):31; TC (18,19 Mar. 1978).
〔101〕Perkins 1922:9.
〔102〕W. Hsieh 1962:213—-15; Keenan 1974:228,230.
〔103〕PP:36—37,130.
〔104〕“Kao nung-min shu” (1924):5.
〔105〕PP:17-18. Also KNPK: 36.
〔106〕CKC:28-30,33-35,41-46; Chung I-mou 1957:45—46.
〔107〕Shih Fan 1957:11; TC (22-24 Nov. 1977). P’eng P’ai ({12]:26) speaks of his clothes being seen by the peasants as those worn by rich people and officials, “their oppressors and swindlers.”
〔108〕TC (7-10 Nov. 1977; 1 Dec. 1977). P’eng P’ai also had a hand in forming the drama group of the Kwangtung SYC in March 1922 (PL:1 10-11).
〔109〕T'C (6 Nov. 1977); PL:105.
〔110〕TC (15 Nov. 1977); PEM, Report (1923):457.
〔111〕Shih Fan 1957:11-19; PC:15; PL:107-8. tia. FC (9 Oct..1977, 13 Aug: 1978).
〔112〕〔注文条目在文字层缺失〕
〔113〕McDonald 1978:120. See also Chung Lu-ts'ai 1934:96-100; Garregt 1970:116,162.
〔114〕WK:206.
〔115〕PC:15. See also Chung I-mou 1957:10; Hou Feng 1959:5—6; CAi-nien P’eng P’at (4981):270.
〔116〕Shih Fan 1957:14-16,19-25; TC (2 Oct. 1978).
〔117〕PP:130; CNP:28-29.
〔118〕NCH (19,26 Feb. 1921, 11 Feb: 1922).
〔119〕FO 228/2990 (12 Feb. 1921); FO 228/2991 (5 July 1921); FO 228/2994 (26,29 Mar. 1922); FO 228/2997 (27 May 1922); FO 228/2998 (21 June 1922); FO 228/3000 (7 Jan. 1922, 11 Jan. 1923); Li Chien-nung 1956:418; NCH (22 Apr. 1922, 6 May 1922).
〔120〕Li Shui-hsien 1922:146-50.
〔121〕PP:9; Chung I-mou 1957: 10.
〔122〕PP:9; CKC:67,71—-87,380.
〔123〕PP:9; CNP:29-31; FO 228/3272(7 July 1922; 7, 27 Oct. 1922); NCH (22 July LO29, 37, Oct To22)!
〔124〕FO 228/2992 (25 Aug. 1922).
〔125〕Li Ytin-han 1966:vol. 1,126,135; CNP:29—-30; Li Chien-nung 1956:442. 20, CNC noo,
〔126〕〔注文条目在文字层缺失〕
附：注〔127〕–〔188〕(正文标记缺失，按内容推定属本章末节)
〔127〕Chi Feng 1923:28. Also see NCH (12 Aug. 1922, 7 Oct. 1922).
〔128〕T’ang Leang-li 1930:47; CKC:75,84-87; CNP:31.
〔129〕FO 228/3272 (7 July 1922; 7,27 Oct. 1922). Also MC 52/16 (17 Aug. 1923):245.
〔130〕PP:19,130. The celebration was on 4 May 1922 (Li Ch’un-tao 1924:5, puts it wrongly in 1923; Lu‘an jih-k'an puts it in 1922 [PL:109)).
〔131〕PP:131; Chung I-mou 1957:10,125.
〔132〕Hou Feng 1959:7.
〔133〕Chung I-mou 1957:10; PP:131.
〔134〕PP:19,131; Li Ch’un-t’'ao 1924:6; Chung I-mou 1957:125; PL: 109.
〔135〕Chung I-mou 1957:125. Magistrate Weng had previously refused to accept the resignation of P’eng P’aion 1g Mar. 1922 (PL: 108). See also LiCh'un-t'ao 1924:6;
〔136〕CHP: 1-2; HA (31 Dec. 1927), Valtorta-Governor H.K.
〔137〕〔注文条目在文字层缺失〕
〔138〕PP:131.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Red Heart Weekly (translated Sincerity Weekly), see Chow Tse-tsung 1963:101.
〔139〕Li Ch’'un-t'ao 1924:6—-8; PW:8-9.
〔140〕Chung I-mou 1955:181; Chung I-mou 1957:11; PPKS:5—6.
〔141〕PPKS:6; PW:330.
〔142〕PP:131; Li Ch’un-t'ao 1924:8.
〔143〕PP:19,131. P’eng P’ai decided “to go to the people” (Li Ch’'un-t'ao 1924:8).
〔144〕Chung I-mou 1957:11-12. See also PPKS:5—6; Li Ch'un-t’ao 1924:8.
〔145〕Landsberger 1974:6—-10,18—19.
〔146〕Hsin Hat-feng (1959):vol. 3,444.
〔147〕Schiffrin 1968: 35.
〔148〕Schwartz 1952:19.
〔149〕PP:101; Li Ch’un-t’ao 1924:7-8.
〔150〕P’eng P’ai[16]:4,8; PW:1-2.
〔151〕Li Ch’un-t’ao 1924:7; PP:1g-20.
〔152〕PP:19,78,88,108,121.
〔153〕PL:323,358,360; PP:19; Harrison 1969:117,130.
〔154〕KNPK:5 3,123. For the series of sources in favor of the starting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either in 1921 or in 1922, see Galbiati 1981:246,n.22.
〔155〕CHP:1。《新海丰》(1959)第3卷第538页已报道过这种“1921年的活动”：《社会主义运动与海丰各村》。
〔156〕TC (3 Dec. 1997).
〔157〕PP:131; Li Ch’un-t’'ao 1924:9-10.
〔158〕PP:19; Li Ch’un-t’ao 1924:8; Chung I-mou 1957:12.
〔159〕PP:19,131; Peng P’ai [12]:22; Hou Feng 1959: 8; PPKS:7
〔160〕Freedman 1966:22; Chi-nien P’eng P’ai (1981): 182. ss oO
〔161〕Hou Feng 1959:19; PP:20.
〔162〕PP:20-22.
〔163〕PP:18,22-23. Also “Kao nung-min-shu” (1924):1,7; Li Ch’un-t’ao 1924:8 “Rumors were spread that he was mad.”
〔164〕Li Ch’un-tao 1924:2.
〔165〕PP:22; Peng P ai [12]:26. See also PL:396,350.
〔166〕Kan Nai-kuang 1927:1g—20; “Kao nung-min-shu” (1924):6.
〔167〕{Yiin] Tai-ying 1924b, 1924¢.
〔168〕Li Jui 1977:183.
〔169〕PP:22-24.
〔170〕Chung I-mou 1957:13; Hou Feng 1959: 11.
〔171〕Chung I-mou 1955:182.
〔172〕Chung I-mou 1957:13-14; PP:24; Shih Fan 1957:31.
〔173〕PP2gs PPKS:20-21,
〔174〕Shih Fan 1957:37; Li Ch’un-t'ao 1924:6; PC:13; PL:358. A comment on these events is in CAr-nien Peng P’ai (1981):173,182-83. PP Pies 113 Dec 1977):
〔175〕〔注文条目在文字层缺失〕
〔176〕PP:44.
〔177〕PP ize,
〔178〕PP:24-25; PC:13; Li Ch’un-t’ao 1924:8-9, speaks of 7 peasants.
〔179〕PP:86; Chan Ming-kou 1975:49.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gricul- tural Society” and the “Peasant Union,” see Galbiati 1981:255,n.
〔180〕PP:25-26; Chung I-mou 1957:20; Hou Feng 1959:14-16.
〔181〕Li Ch’un-t'ao 1924:8.
〔182〕PP:26-28; Li Ch’un-t'ao 1924:8~—g. P’eng P’ai declared that the peasants had been swindled too much in the past to be ready to trust him now.
〔183〕PP:28-29.
〔184〕PP:24,29-30; PL:317-18.
〔185〕PP:12; KNPK:34; CHP:29-30.
〔186〕PP: 30-31. 167, PPs10, 42;
〔187〕〔注文条目在文字层缺失〕
〔188〕Davis 1977:152. 689, PPsat.
译者注
一、注码对应：本章 188 条注中，正文可见标记 126 处，译文按可见序列落位(〔1〕–〔126〕);注〔127〕–〔188〕(62 条)正文标记在文字层全部丢失，按内容推定落于本章末节(农会发展与初胜)，正文未插码，注释节已逐一标注。注〔35〕〔38〕〔39〕〔47〕〔55〕〔112〕〔126〕〔137〕〔175〕〔187〕的条目在文字层损伤或缺失，注释节已标注。注〔75〕(彭湃自述”1921年5月“实为1922年，原文年份有误)已在正文保留原文并注明。
二、OCR 损伤修正备案(主要条目)：年份数字误读(1g11→1911、1g09→1909、1g1g→1919、1goo→1900、rg0q4→1904 等);缺空格(as a、on a、it is 类);形近误读(deyected→dejected、snufted→snuffed、cofhn→coffin、tounding→founding、cnanges→changes、rot→not、retuged→refused);乱序复原(”花旦歌谣“、”135“”156“”7115“等页码残迹已剔除);注文内嵌的 PDF 页标记已清除。完整清单见 `校对记录.md`。
三、专名核实：已核实——李春涛(1924年文《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李剑农、赤松克麿、Beckmann/大窪愿二(《日本共产党史》)、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区声白、阮啸仙、施存统、周佛海、张太雷、维经斯基、朱执信、廖仲恺、邓铿、叶举、洪兆麟、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吴稚晖、马林(Sneevliet)、迈斯纳、鲍罗廷、加拉罕、恽代英、晏阳初、杜威、毛泽东、杨其珊、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田仔骂田公》(歌谣)、”毋忘国耻“(血书)。
四、体例：同第一、二章(年份/日期/页码/统计阿拉伯、一般数量汉字;引号”“内嵌'';专名首现附原文;注文简式书目保留原文、叙述句译出)。缩略语补充：PP=《彭湃·农民革命的种子》(彭湃自述汇编)、PW=《彭湃文集》、PL=《彭湃研究史料》、PC=《彭湃传略》、PPKS=《彭湃的故事》、KNPK=《广东农民运动报告》、CKC=海丰邱国珍《风地余生录》、CNP=《陈静存新生年谱》、HFNY/LFNY=海丰/陆丰县农业概况调查报告〔推定〕。
五、本章时间线(供后续对照)：1917年赴日→1918年9月30日入早稻田专门部→1919年5月7日东京游行受伤(第18号伤员)→1921年7月28日毕业→1921年夏回海丰→1921年9月《新海丰》创刊(《告同胞》)→1921年10月1日任劝学所所长→1922年1月1日改称教育局→1922年5月1日”五一“示威→5月9日辞职→6月《赤心周报》停刊→7月29日六人农会成立(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9月会员逾500人(赤山约28村)→1922年11月18日致李春涛信(”农民不是缺乏智慧的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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