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流初聚：红军名号与巾帼万人
今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年岁月悠悠，回望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世人目光常常聚焦于浴血拼杀的红军男儿。而在这支钢铁洪流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她们曾是女儿、妻子、母亲，却同样身着单薄的军装、脚蹬草鞋，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前行。她们，就是长征中的女红军。
男红军所经受的磨难，她们无一幸免;而女性独有的重重困苦，更要独自扛下。行军途中生理期无药无照料，没有休整喘息的机会，一旦掉队，便极有可能落入敌手。不少人怀着身孕坚持行军，在草地里诞下婴儿，又只能含泪将骨肉托付给当地老乡。
还有一批女战士，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南方深山密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同样历尽炼狱般的苦难：敌人反复“清剿”，缺粮少药、伤病无医，不少人在战火中怀胎，于山洞、草棚中分娩，生下孩子后，也只能忍痛托付给百姓。女性革命者付出的牺牲，比男战士更为沉重。无论是踏上万里远征的长征女红军，还是留守苏区、在深山浴血坚守的女红军，今天，我们逐一记下她们的名字，让这些巾帼先辈的事迹，永久留存在读者心中。
红军，这响亮的名号，历经九十余载，念及依旧令人肃然起敬、心潮激荡。沿波溯源，探寻“红军”这一名称的由来：1927年11月黄麻起义，起义标语对联中便出现“苍生济济拥红军”;同年12月广州起义，起义武装正式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工作大纲》，正式规定各割据区域的工农武装统一定名红军。井冈山朱毛会师之后，部队最初定名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遵照中央指示，于1928年5月底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也就是广为人知的红四军。
(1928 年 4 月 28 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起义农军，在江西宁冈砻市，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红军” 由此诞生，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里程碑事件。)
红军力量鼎盛时期，即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全国各苏区红军主力连同地方武装合计约三十万人。遍布各个苏区的女红军总计一万余人，她们奔赴前线作战、战地救护、宣传动员、地下交通、后勤保障等岗位。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便是红军中规模最大的成建制女兵作战部队。
二、南疆星火：留守苏区的巾帼坚守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下，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推行堡垒政策，步步筑碉、层层推进，不断压缩苏区空间，将中央苏区围困得如同铁桶。李德虽是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但他脱离中国革命战场实际，纸上谈兵、机械套用阵地战战术，致使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大面积萎缩。危急形势之下，中央报请共产国际批准，被迫作出战略大转移的决定，这便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
战略转移前夕，中央将苏区红军一分为二：主力部队踏上远征之路;另有一万六千余名战斗人员留守苏区，担负掩护主力转移、安置两万余名伤病员的重任，在深山密林开展艰苦的游击斗争。留守队伍由项英、陈毅统一领导，何叔衡、瞿秋白、毛泽覃等骨干干部一同留下。他们面临的斗争环境极为险恶，承受的磨难，很多时候不亚于长征路上的艰苦跋涉。留守队伍之中，同样有一批信仰坚贞的女红军，唐义贞、贺怡便是其中杰出代表。
唐义贞，1909年生，湖北武昌人，时任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是陆定一的妻子。长征出发前夕，她刚刚产后不久，身体伤病未愈，组织决定将她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斗争，夫妻就此生离。陆定一跟随主力大军踏上漫漫征途，唐义贞带着年幼的女儿陆叶坪留在苏区。斗争形势日趋险恶，为保全孩子，她先将女儿托付给可靠同志寄养;后在长汀四都山区，又生下儿子小定，忍痛将襁褓中的婴儿托付给老乡范其标夫妇，仅留下毛毯、铜盆作为日后相认的信物。1935年，唐义贞在战斗中被俘，为保守党的秘密，她毅然吞掉随身携带的密信，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坚贞不屈，惨遭敌人杀害，年仅26岁。岁月流转，建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陆定一，始终不忘当年留在赣南闽西的一双骨肉。他依靠老战友、地方党组织多方寻访，历经漫长等待，1980年找到儿子范家定(小定)，1987年寻回女儿叶坪。失散半个世纪的亲人终得重逢，但陆定一坚守原则，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谋求特殊工作，让他们留在民间，安守平凡生活。
贺怡，1911年生，江西永新人，贺子珍的胞妹，丈夫是毛泽东的弟弟、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红军主力长征，夫妻二人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斗争。1935年，毛泽覃在瑞金山区战斗牺牲，此时贺怡刚刚生下儿子贺麓成。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苏区，为保全孩子，她只能把襁褓中的贺麓成寄养在永新乡间亲友家中，自己继续隐蔽深山坚持斗争，历尽艰险迎来全国解放。建国之后，贺子珍从苏联归国，贺怡专程前去探望姐姐，又面见毛泽东。她挂念姐姐的境遇，大胆陈情，希望为贺子珍的归宿求得说法。毛泽东告诉她，现实境况已然改变，他已和江青组建家庭、养育了女儿李讷，无法再与贺子珍复婚。这件事，长久萦绕在贺怡心头。彼时贺怡担任吉安地委宣传部部长，她心中还有一桩未了心愿：寻访毛泽东与贺子珍留在赣南的儿子毛岸红，也就是大家口中的“毛毛”。毛泽东并不赞成继续寻访，认为时隔多年，不宜惊扰收养孩子的普通百姓。但贺怡始终心怀愧疚，当年是她和毛泽覃受托照料毛毛，未能寻回，愧对姐姐。1949年11月，贺怡带着刚刚团聚不久的儿子贺麓成，乘车奔赴赣南、粤北寻访线索，途中吉普车意外翻车，贺怡不幸遇难，年仅38岁。万幸同车的贺麓成身受重伤、左腿骨折，保住性命。贺麓成没有沿用毛姓，在贺敏学、贺子珍照料下发奋苦读，成长为我国著名导弹专家。他翻译近百万字外文资料，绘制大量工程图纸，参与我国自主设计中近程导弹研制，提出关键控制方案，为新中国导弹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是总参系统第一位获评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母亲骤然离世，少年再度成为孤儿，但他不靠家族光环，潜心科研，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国防科研事业。直至贺怡牺牲，毛岸红(毛毛)始终没有找到。
(贺毅与毛泽覃烈士)
彭儒，1913年3月生，湖南宜章人，苏区中央局妇委委员，丈夫为陈正人。原本列入中央红军长征32名随军女干部名单，长征出发前夕，因陈正人身患重病，组织安排她留下照料病人，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留守期间，她在艰苦环境下从事地方宣传与群众工作，历经南方游击战争严峻考验。抗战爆发后，夫妻二人辗转奔赴延安继续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陈正人先后担任正省部级高级职务;彭儒则长期从事纪检、农垦系统工作，当选中央纪委委员，2010年10月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黄长娇，1911年生，江西赣县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丈夫邓振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部部长)，后参加长征，1943年牺牲在苏南抗日根据地。黄长娇原本列入长征随军32名女干部名单，出发前夕组织决定将她留下，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游击斗争期间不幸被俘，后经人保释，隐于乡间，坚持等到全国解放。建国后曾任瑞金县副县长、瑞金县政协副主席，1993年在瑞金逝世，享年82岁。
余伟，原名方桃菊，1910年生，湖南平江人。土地革命时期投身湘鄂赣革命斗争，坚持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曾任湘鄂赣省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妇女部科长。抗战时期历尽艰险抵达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女生大队大队长、组织科副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二十二步兵学校职工科科长、中南公安军后勤部政治处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3年逝世。丈夫何德全，开国中将，参加平江起义，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余伟开国上校)
陈斐然，1917年生，湖南平江人。土地革命时期投身革命，坚持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时期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副排长、七师卫生部协理员，亲历皖南事变，随丈夫突围脱险。解放战争任鲁南军分区政治部指导员、山东分局直属机关组织科副科长。建国后任总参办公厅正师职秘书。1955年授上校军衔，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5年12月离休，副军职待遇，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逝世。丈夫傅秋涛，开国上将。
(陈斐然开国上校)
吴继春，1915年生，河南新县人。1931年投身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后方医院担任看护。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她留守大别山，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是金刚台“英雄八姐妹”之一，历经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抗战时期奔赴延安，解放战争期间在军队从事政工、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家属委员会党支部书记、总参第二招待所副所长。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逝世。丈夫詹化雨，开国少将。
张亮，江苏人，生卒年不详，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是项英的妻子。她在上海生下女儿项苏云，将孩子托付给陶行知创办的孤儿院抚养后，只身奔赴中央苏区与项英汇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张亮奉命留守苏区。1935年2月，她随同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人突围，途中遭遇敌军，何叔衡壮烈牺牲。突围之时张亮已有身孕，被俘后，在龙岩国民党监狱生下儿子项学诚。1937年经人保释出狱，她辗转寻找项英，把幼子项学诚送往延安保育院安置。1938年，张亮在延安安顿好孩子，独自动身折返皖南，此后杳无音讯，下落成谜。早年长期传言她出卖瞿秋白，后来考证证实，出卖者另有其人，张亮蒙受多年不白之冤。张亮与项英留下一双儿女，项苏云、项学诚历经苦难，顽强活至建国之后，算是烽火岁月里不幸中的万幸。
李美群，1911年生，江西兴国人，江西省委妇女部长;第一任丈夫钟延章在反“围剿”中牺牲，后再婚。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苏区坚持游击，1935年被俘，狱中坚贞不屈，1936年春在狱中病逝，年仅25岁。
郭香玉，1895年生，福建上杭人，中央政府秘书处收发员;丈夫周以栗(原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长征前已病逝)。留守苏区坚持地下工作，1935年被捕，宁死不降，被敌人活埋牺牲。
范乐春，1903年8月生，福建永定人，曾任福建省土地部长、苏区优待红军局局长。1932年与林伯渠在中央苏区结婚。长征即将出发前十多天，她刚刚生下儿子，尚在月子里，身体条件不允许随军远征，组织决定留守闽西坚持游击斗争。她忍痛把刚出生的婴儿托付亲友抚养，此后夫妻二人永别。1941年5月积劳成疾，病逝于永定西溪，年仅39岁。
张瑾瑜，1912年生，广东兴宁人，粤赣省委妇女部长，丈夫罗屏汉，夫妻留守粤赣边区。1935年遭遇敌军包围，为掩护战友突围，中弹负伤，不愿被俘受辱，开枪自尽，年仅23岁。
上述这些女红军，仅是留守苏区巾帼儿女的一小部分。她们未曾踏上长征的雪山草地，却同样投身九死一生的浴血坚守。她们隐于密林、餐风宿露，面对敌人一轮又一轮残酷“清剿”，以血肉之躯守护南方革命火种。
三、雪山草地：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南方山林间，留守女红军苦苦支撑，保存革命火种。几乎在同一时刻，大批女红军跟随各路主力红军启程远征，她们舍小家为家国，在烽火中坚守信仰。这些女杰分属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踏雪山、过草地，在万里征途上浴血前行，铸就不朽的巾帼传奇。
1.红一方面军：三十位女红军的远征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前，原定选拔三十二名女干部随军行动。出发前夕，彭儒、黄长娇二人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最终踏上长征路的，是整整三十人。她们全部编入中央纵队，黎平会议后整编为干部休养连，既是护理队伍、担架队伍，也是宣传队、群众工作队。这三十人中，二十四人跟随中央红军主力胜利抵达陕北，六人中途分流，未能随主力走到陕北。
二十四位胜利抵达陕北的女红军是：
邓颖超，1904年生，河南光山人，长征时任中央机要秘书。抗战时期在武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从事统战与妇女工作。建国后长期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共多届中央委员;粉碎“四人帮”后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丈夫周恩来。
(邓颖超与周恩来在长征途中)
蔡畅，1900年生，湖南双峰人，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政治委员。抗战时期任陕甘宁边区妇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局妇委书记。建国后任全国妇联主席，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丈夫李富春。
(左起依次为：陈琮英、蔡畅、夏明(李夏明)、刘英)
康克清，1912年生，江西万安人，长征中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中央妇委委员。建国后任全国妇联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丈夫朱德。
(康克清红军照)
贺子珍，1909年生，江西永新人，井冈山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长征时任中革军委机要秘书。长征途中遭遇敌机轰炸，身上多处嵌入弹片，终身无法全部取出。1937年8月离开延安，原计划赴上海医治弹片，因淞沪会战爆发辗转远赴苏联。在苏联期间幼子夭折，又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受尽磨难，1947年经王稼祥夫妇帮助才得以回国。这段异国苦难也造成她与毛泽东事实上婚姻中断。建国后曾任浙江省妇联主席。丈夫毛泽东。她是最让人心疼的一位——嫁给主席一天福没享，光吃苦、光负伤，到了苏联又赶上卫国战争，被关进疯人院，想想就让人掉眼泪。
(贺子珍，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
刘英，原名郑杰，1905年生，湖南长沙人。长征初期担任地方工作部巡视员，长征后期任中央秘书长。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长期从事白区地下斗争与根据地组织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丈夫张闻天(洛甫)，遵义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二人于长征途中结为革命伴侣。
(见于蔡畅等女红军合影)
李坚真，1907年生，广东丰顺人。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指导员。抗战、解放战争期间，在华中、华东根据地领导妇女运动、开展土地改革。建国后历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丈夫邓振询(邓仲铭)，抗战时期牺牲。
(右侧人物即为李坚真，左侧是陈慧清。李坚贞是中央苏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长汀县委)。)
李伯钊，1911年生，四川重庆人。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文艺宣传负责人。抗战时期在延安创办艺术院校，培养文艺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丈夫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后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伯钊红军戎装照)
钱希均，1905年生，浙江诸暨人。长征时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支部书记。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在各根据地从事财经管理、群众动员工作。建国后任轻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1926年在上海嫁给毛泽民，后因感情问题离异。毛泽民，毛泽东的二弟，红军时期即担任国家银行行长，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1931 年瑞金，一苏大女红军合影(中央苏区原版)后排：左 1 康克清，左 2 钱希均，左 3 周月林，右 1 贺子珍;前排左：曾碧漪、彭儒。)
陈慧清，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长征期间在政治保卫局工作。长征过贵州时，陈慧清在行军途中难产，追兵紧追不舍。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率部指挥顽强阻击追兵，硬扛两个多小时，为陈慧清分娩争取时间，这就是长征中“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的动人故事。抗战时期，在陕北、华北敌后根据地从事地方群众动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广东省总工会任职。丈夫邓发，曾任中央保卫局局长、七大中央委员，“四八烈士”之一。
(见上与李坚贞合影)
廖似光，1911年生，广东惠阳人。长征时任少共中央局干部。抗战时期在武汉、广东开展统战、民运工作。建国后当选广东省政协副主席，2004年7月逝世。曾经的丈夫何克全(凯丰，1942年在延安离婚)，长征时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中，强烈反对毛泽东入常，支持博古、李德。经过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指挥是完全正确的。他知错改错，延安时期任中宣部部长，解放后担任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在北京病逝。
谢飞，1913年生，海南文昌人。长征期间在保卫部、地方工作组开展工作。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华东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长征结束后在延安与刘少奇结婚，后二人离异。
周越华，1904年生，湖北广济人。长征时任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抗战、解放战争长期在军队卫生系统从事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卫生部药政局副局长。丈夫贺诚，红军时期曾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建国后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将军衔。
邓六金，1911年生，福建上杭人，长征期间担任妇女工作干部。抗战时期在华东根据地负责保育、民运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丈夫曾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建国后曾任内务部部长、商业部部长等职。
(邓六金，前排左一;长征女战士合影(1949 年北京)
金维映，1904年生，浙江岱山人。长征时任妇女队政委。抵达陕北后从事统战工作，之后赴苏联学习。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遭遇德军轰炸不幸遇难。第一任丈夫邓小平;后改嫁李维汉，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危秀英，1910年生，江西瑞金人，长征编入干部休养连，担任地方工作队员。抗战时期回到江西根据地坚持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省妇联主任。丈夫钟赤兵，开国中将，独腿走完长征的著名将领，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杨厚珍，1908年生，江西瑞金人。长征时为干部休养连休养员，身负伤病，顽强坚持走完长征。建国后在地方民政部门工作。丈夫罗炳辉，云南彝良人，红九军团军团长、新四军第二副军长，1946年6月21日在山东兰陵突发脑溢血病逝，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主角罗霄的原型。
钟月林，1915年生，江西于都人。长征时任妇女干事。抵达延安后，与宋任穷结为伴侣。抗战、解放战争期间，在华北根据地开展民运工作，战火之中，她接连承受孩子夭折、饿死的巨大悲痛。新中国成立后，她曾致信毛泽东，经毛主席特批重回部队，授予大校军衔，当年全军女大校为数不多，广为人知的有林月琴、钟月林二人。后任中组部招待所所长。丈夫宋任穷，开国上将。
萧月华，1910年生，广东大埔人，苏区妇女干部。1933年经组织动员，与共产国际派到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结成伴侣，这是一场由组织安排的特殊婚姻，二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差异巨大，萧月华承受诸多委屈。长征路上，她跟随大部队翻山越岭，到陕北后生下儿子宁宁。1937年与李德离婚，萧月华独自抚养孩子。建国后她在湖南省交通厅任职，后因身体与生活困难写信向组织反映。1960年调入部队，被授予大校军衔，离休享受副军级待遇。1983年因病逝世。其子肖宁宁平安长大，在地方从事技术工作，一生低调。李德(奥托·布劳恩)，当年共产国际排到苏区担任军事顾问，“最高三人团”首要成员，其错误指挥致使中央苏区丢失，红军被迫长征。
危拱之，1905年生，河南信阳人。长征担任红军剧团负责人。抗战时期在河南、内蒙古根据地坚持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任赤峰市委书记，后因身体原因休养。她与叶剑英在延安结为伴侣，后二人离婚。
李建华，原名涂秀根，1912年生，江西高安人。长征途中担任无线电报务员。抗战时期在延安电台工作，1946年在东北佳木斯病逝。丈夫涂作潮，我党无线电技术专家。
曾玉，1911年生，湖南宜章人。原本不在长征选拔名单之中，因丈夫周子昆随军长征，她毅然主动跟随队伍踏上长征路。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工作，皖南事变后不幸牺牲。丈夫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皖南事变后，与项英隐蔽于山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刘彩香，1915年生，江西赣县人。长征为干部休养连干事。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省妇联任职。丈夫毕占云，开国中将，曾任红九军团参谋长、太岳军区参谋长;建国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邱一涵，1907年生，湖南平江人。长征担任红军政治教员。抗战时期在华中根据地从事党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丈夫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
吴仲廉，1908年生，湖南宜章人。长征初期担任保卫局审讯科长;懋功会师后调入红四方面军，随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第一任丈夫曾日三，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西路军作战中牺牲。吴仲廉不幸被俘，历尽艰险成功脱险，重返延安。1938年，经毛主席批准，与江华(虞上聪)结婚。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是新中国第一位省级高院女院长。丈夫江华，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解放后与丈夫江华合影)
六位未能随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的女红军：
李桂英，1907年生，江西寻乌人，长征职务为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组织决定留下她与甘棠，组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坚持敌后游击斗争。1936年底遭叛徒出卖被俘，坚贞不屈，抗战初期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军工工会组织副部长。丈夫赖昌祚，闽赣省委书记，后牺牲。
甘棠，本名阚思颖，1910年生，四川南溪人，长征担任政治保卫局干部。在贵州奉命留下，同李桂英一起在川滇黔游击纵队坚持斗争，之后被俘，抗战初期获释。建国后历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丈夫刘愿庵，早年牺牲。
谢小梅，1913年生，福建龙岩人，长征时在福建省委秘书处工作。进入贵州之后，丈夫罗明身负重伤，组织决定留下谢小梅就地照料。红军主力北上之后，夫妻二人被捕，脱险后长期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历经磨难。建国之后恢复老红军身份。丈夫罗明，红军时期担任福建省委领导人，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苏区领导人，罗明遭到撤职;解放后先后担任广东省民委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王泉媛，1913年生，江西吉安人，长征担任干部休养连妇女干部，在遵义会议前后与王首道结为夫妻。懋功会师调入红四方面军，之后出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河西走廊血战，部队溃败，她不幸被俘，受尽折磨，逃脱之后一路乞讨回乡。她曾奔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归队，受当年战争环境、组织政策限制，没能重返部队。晚年被认定为老红军，2009年离世。丈夫王首道，长征途中结婚，自此一别数十年。
(红军女团长，西征时被散落民间的女红军代表)
吴富莲，1912年生，福建上杭人，长征担任地方妇女工作干部，懋功会师调入红四方面军，担任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河西作战被俘，宁死不屈，吞针自尽，壮烈牺牲。史料没有记载她有配偶。
刘群先，原名刘琴仙，1907年生，江苏无锡人，长征担任妇女队队长。懋功会师调入红四方面军，之后因长期高强度工作身患重病，赴苏联医治休养。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遭到德军轰炸不幸遇难。丈夫秦邦宪，即博古。
2.红二方面军：二十一位女红军全部走完长征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合编而成，1935年11月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这支队伍一共有二十一名女红军，全部走完长征，胜利抵达陕北。
李贞，1908年生，湖南浏阳人，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组织部副部长，是共和国1955年授衔唯一一位女少将。早年参加秋收起义，在湘赣根据地坚持斗争。长征路上怀有身孕，在草地生下孩子，只能忍痛把婴儿留在当地老乡家中，终生没有亲生子女。抗战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从事妇女工作，解放战争在西北野战军。建国后长期在总政治部工作。第一任丈夫张启龙，后与甘泗淇(开国上将)结为革命伴侣，甘泗淇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李贞少将与丈夫甘泗淇上将)
蹇先任，原名蹇先润，1909年生，湖南慈利人，长征时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征出发前刚刚生下女儿贺捷生(可称为长征中最小的红军女战士)，襁褓婴儿裹在怀里，跟着队伍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一路艰险。抗战时期在延安从事妇女、干部教育;建国后历任慈利县委书记、武汉市监察委副主任，后任中组部副秘书长、中纪委委员。丈夫贺龙，红二军团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师长，开国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二人后来离婚，贺龙在延安与河北籍中师毕业生薛明结为夫妻。
(蹇先任与女儿贺捷生)
蹇先佛，1916年生，湖南慈利人，蹇先任的亲妹妹，被称为长征姊妹花之一。长征在红六军团政治部做宣传干事，写标语、刻蜡板、动员群众，在茫茫草地之中生下儿子，靠着战友帮扶继续行军。抗战、解放战争从事民运与组织工作;建国后在电力系统任职。丈夫萧克，开国上将，二人相守终身。贺龙和萧克这对正副指挥，娶的就是蹇家这对姐妹花。
(蹇先佛戎装照)
陈琮英，1902年生，湖南长沙人，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机要员，负责密码通信。她从小做童养媳，与任弼时结为夫妻，长征途中伴随任弼时，细心照料重病的任弼时。抗战时期在中央书记处做机要;建国后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丈夫任弼时，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党的五大书记之一。
(见前女红军合影)
马忆湘，1923年生，湖南永顺土家族人。1935年参加红军，是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红小鬼，长征途中担任总医院看护、宣传员，一路历尽雪山草地的艰苦跋涉，胜利完成长征。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干事;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她还是红色文学作家，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朝阳花》，这部作品与《苦菜花》《迎春花》合称为红色文学“三花”，以亲身长征经历为蓝本，感染几代国人。2016年逝世，享年93岁，事迹载入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先烈名录。丈夫晏福生，开国中将，著名的“独臂将军”。
(马忆湘少校)
陈罗英，1910年生，湖南茶陵人，长征在红六军团担任妇女干事。抗战时期在延安保育院;建国后在江西省妇联任职。
戚元德，1905年生，湖北武汉人，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保卫局干事。抗战、解放战争从事情报、组织工作;建国后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丈夫吴德峰，地下战线领导人。
张吉兰，湖南人，红六军团妇女干部，走完长征。抗战时期在敌后根据地做妇女动员工作，建国后在地方民政系统工作。
周雪林，红二方面军妇女工作干部，跟随红二、六军团走完长征。抗战时期在延安从事保育工作，建国后在湖南地方妇联任职。
殷成福，湖南大庸人，全家八口人参加红二方面军并长征，是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一家。丈夫侯德成、小叔子侯昌贵、大儿子侯清芝编入战斗部队;殷成福在家属连、被服队做工。儿媳刘大梅随军，怀有身孕，一路救护伤员;女儿侯幺妹年仅十四岁，在医疗队看护伤员;最小的孩子侯宗元才八岁，跟着队伍长途跋涉。漫漫征途，一家八口相继离散：丈夫侯德成中弹负伤，缺医少药，牺牲在甘肃成县;儿媳刘大梅临近胜利之时不幸牺牲;女儿侯幺妹也长眠于长征路上。殷成福本人在行军途中被敌人冲散，独自一人在荒原中艰难求生，遇狼群、躲匪患，啃树皮、饮雨水，坚持走完八千里艰难路程，九死一生，最终走到陕北。
刘大梅，殷成福的儿媳，长征在卫生队做救护，怀有身孕坚持行军，接近胜利之时不幸牺牲。侯幺妹，殷成福的女儿，十五岁参加长征，在医疗队看护伤员，长征途中牺牲。
其余红二方面军女红军，史料只留下姓名，缺少完整生卒与详细履历，不再强行杜撰。
3.红四方面军：人数最多的女兵队伍
红四方面军是长征中女红军最多的一支部队，约有三千名女战士，组建了妇女独立师，张琴秋是红军建制内职务最高的女将领。
张琴秋，1904年生，浙江桐乡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妇女独立师师长，是红军中职务最高的女将领。她指挥女兵作战，两越雪山、三过草地，后来编入西路军，西路军兵败被俘，经组织营救回到延安。抗战时期任抗大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任中央妇委秘书长。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以她的资历，如果1955年授衔，至少是上将级别，非常可惜她脱离了军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令人万分惋惜。第一任丈夫沈泽民(鄂豫皖省委书记，牺牲)，长征前后与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委)结婚，陈去苏联后离婚。
(张琴秋，女红军职务最高的人)
汪荣华，1917年生，安徽六安人，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三过草地走完长征。红军时期曾任川陕省委妇女部巡视员、省邮政局副局长，长征途中与刘伯承结为革命伴侣。抗战时期在一二九师、晋冀鲁豫边区从事文书、机要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机关担任参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高等军事学院秘书、军委办公厅顾问，正军职离休。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8年逝世。丈夫刘伯承，开国元帅。
林月琴，1914年生，安徽金寨人，红四方面军女红军，长征时任妇女工兵营营长，三过雪山草地。抗战时期在115师、山东军区负责干部、机要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创办东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并任校长。建国后，牵头创办北京十一学校，为首任校长。笔者2015年10月曾赴北京十一学校参观，到校史馆观看展览，向林月琴表达敬意。后任总政干部部顾问，1961年授大校，是当年全军为数不多的女大校之一，2003年逝世。丈夫罗荣桓，开国元帅。
(林月琴大校)
王长德，1916年生，四川阆中人，红四方面军长征女红军。1935年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任工农红军总医院连长，战友亲切称她“连长姐姐”。长征路上，她身背药箱救护伤员，常常把口粮、鞋子让给伤病战友，后调任大金川省委侦察队队长。她历经重重磨难，三过草地走完长征。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文革”中遭受迫害，1971年逝世。丈夫谭政，开国大将。
(王长德大校)
王新兰，1924年生，四川宣汉人，开国上将萧华夫人，是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之一。她的叔叔王维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3年，年仅9岁的王新兰参加红四方面军，在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小小年纪写标语、演节目、吹笛子，鼓舞部队士气。1935年，11岁的她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三越雪山、三过草地。翻越雪山时，她拽着马尾巴艰难攀登;跋涉草地时，忍饥挨饿，不幸染上重伤寒，险些殒命，凭着顽强意志走到陕北。1939年，16岁的王新兰与萧华结为革命伴侣。1955年，王新兰被授予上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是名副其实的开国上校。她早年参加红军，亲历万里远征，是珍贵的老红军。后来萧华创作《长征组歌》，许多对长征苦难的真切体悟，都源自王新兰的亲身讲述。
陈真仁(原名陈锦云)，1919年生，陕西宁强人，红四方面军长征女红军。全家十一口人参加红军，唯有她一人历经磨难、三过草地，胜利抵达陕北。长征途中，先后在红军被服厂、粮食局从事筹粮、文书、伤员看护工作。抗战时期任中央门诊部药房主任、军委卫生部药材科副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后勤部卫生部药材处副处长、总后卫生部顾问，副军职离休。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6年逝世。丈夫傅连暲，被誉为“红色华佗”，开国中将。
(陈真仁开国上校)
何锐(1917年—1972年)，又名何瑞，原名何桂枝，原籍四川广元，后迁居陕西宁强，红四方面军长征女红军。长征途中，她英勇无畏，藏区突围时身负重伤，行军路上节约口粮救助战友，素有“军中女丈夫”之称。抗战时期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荣获中央妇委一等模范奖。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南军分区司令部四科副科长、湖北野战医院副院长，还成功破获特务案件。建国后，任中央军委直属疗养院副院长。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丈夫袁克服，开国少将。
(何锐开国上校)
彭素(1916年—1992年10月)，原名廖国清(廖国卿)，河南商城南溪乡(今安徽金寨)人，幼年曾为童养媳。红四方面军女红军，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卫生部主治医师，随军征战，三过草地，一路救治大量伤病员。1936年与汪乃贵结为革命伴侣。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委直属医院副院长。1957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3年离休，享受副军职待遇，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丈夫汪乃贵，开国少将。
(彭素开国上校)
李中秋，1925年生，四川达县人，开国少将李中权的妹妹。全家九口人一同参加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李中秋年仅七岁随军远征，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战士。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她在军委总部从事通讯工作。抗战期间，先后在延安文工团、通信学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后调任沈阳军区训练大队大队长。1955年授中校，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上校，1965年8月6日病逝，年仅40岁。丈夫沈昌荣，解放后在沈阳军区机关工作。
(李中秋中校晋升上校)
权卫华，曾用名权克英，1919年1月生，四川阆中人，出身农民家庭。1933年红四方面军解放阆中，13岁的她毅然参加红军，编入少共国际师，后任丹巴少共省委妇女部巡视员，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三过雪山草地，走完万里征途。抗战时期任延安县妇联主任。解放战争任东北骑纵后勤部指导员、47军留守处协理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军区后勤部干部科副科长、工程兵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副师职离休。1955年授中校，1961年晋升上校，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2年1月在北京逝世。丈夫李基，开国少将。
(权卫华中校晋升上校)
何曼秋，1919年生，四川江油人，红四方面军女红军。1935年4月参加红军，在红三十一军任宣传员，后入红军卫生学校学医，随军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一路开展战地救护。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长期在部队卫生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区卫生部战伤处处长、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妇幼卫生保健处处长。1955年授中校，1960年晋升上校，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丈夫张汝光，开国少将。
冯明英，1918年生，湖北麻城人，红四方面军女战士。1933年参加红军，在妇女独立团参战。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卫生部护士;解放战争任卫生科护士长。建国后任海军直属政治部群工处副处长。1955年授予中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逝世。丈夫王宏坤，开国上将，曾任海军副司令员。
杨子烈，1902年生，湖北枣阳人，长征时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张国焘妻子。长征全程跟随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随张国焘到延安，1938年张国焘叛逃，杨子烈随后脱离革命队伍，一同出走，定居海外。1994年在美国去世。丈夫张国焘，大家都很熟知的叛徒。
曾广澜，1903年生，江西吉安人，妇女独立团团长，参加长征，带领女兵保卫机关、转运伤员。西路军失败后历经磨难回到延安，建国后在江西省政协任职。丈夫蔡申熙，红十五军军长，早期牺牲。
吴朝祥，1911年生，湖北麻城人，妇女独立师二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三过草地，后编入西路军，被俘后艰难脱险返回延安。建国后任湖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省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上校。丈夫乐军，老红军干部。
李玉兰，1920年7月生，四川营山人。1933年10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在红九军医院担任看护，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三过草地。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后勤部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总后政治部直属工部家属工作科副科长、总后管理局政治处副主任。1955年9月授予中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5年11月逝世。丈夫张令彬，开国中将，曾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李光明，原名华金香，1921年3月生，四川通江人。幼年家贫，曾做童养媳。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先后担任缝纫工、卫生员、宣传员，三过雪山草地，全程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坚持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随十八军进军西藏，是首批进藏女兵里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曾任西藏工委妇委组织部副部长、拉萨妇联副主任、西藏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机要秘书，后调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1961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1年逝世，享年90岁。丈夫谭冠三，开国中将。
孟瑜，原名李翠芝，1920年8月生，四川阆中人。幼年父母双亡，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入党，编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参加长征，三过草地、两越雪山。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各地办事处从事机要联络工作;解放战争任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后勤部政委，参加渡江、淞沪、进军福建与闽北剿匪作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门诊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正师职离休。2009年逝世，享年89岁。丈夫龙飞虎，曾担任毛主席重庆谈判贴身警卫，开国少将。
郭长春，1919年生，四川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任红三十三军宣传队宣传员、妇女连连长，随部队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征战途中三次负伤，不畏艰险。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译电员、中央党校支队长;解放战争任东北军区纵队妇女学校队长、党总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石家庄军分区政工科协理员。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逝世。丈夫白志文，开国少将，河北省籍十名参加过长征的开国将军之一。
刘坚，原名肖成英，1919年8月生，四川通江人。1932年12月，年仅13岁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曾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经朱德、康克清介绍，与杨梅生结为伴侣。她一路行军作战，从事群众宣传、后勤救护，历尽艰险走完雪山草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广州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副军职离休。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再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5年8月31日病逝，享年86岁。丈夫杨梅生，开国少将。
杨磊，1920年生，四川通江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三过雪山草地。红军时期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任护士;抗战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直属卫生所司药;解放战争任四野南下工作团医生。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医院保健科长。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丈夫李真，开国少将。
林江，1919年生，四川阆中人。1932年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妇女连当战士，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三过雪山草地。抗战时期于中央新闻电台任职;解放战争在东北部队从事后勤政工。新中国成立后，任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干部科副科长。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1年12月20日病逝。
侯正芳，1922年9月生，四川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三过草地，全家九人参加红军，八人牺牲失散，她是唯一幸存者。抗战时期任新四军第七师卫生部协理员;解放战争任鲁南军分区政治部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军队卫生战线任职。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6年12月逝世，享年94岁。丈夫毛普安，大校。
还有大批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普通女战士，人数众多，大部分牺牲于雪山草地、河西走廊，许多人没有留下完整姓名。
4.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的“七仙女”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部队，被称为“先遣军”。全军仅有七名女护士，号称“七仙女”，1934年11月出发，五人胜利抵达陕北，两人牺牲。
周东屏，原名周少兰，1917年生，安徽六安人，红二十五军医院护士，七仙女领头人。长征一路救护伤员，在长征路上照顾重伤的徐海东，到陕北后和徐海东结为夫妻。抗战、解放战争继续在部队医务系统;建国后任总参管理局顾问;1955年首次授衔为中校，1957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上校;曾任红25军医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任军委办公厅秘书、总参管理局顾问。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7年逝世。丈夫徐海东，1900年生，湖北大悟人，开国大将，窑工出身，骁勇善战，人称“徐老虎”。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红二十五军，率红二十五军先行长征，率先抵达陕北，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物资极度困难之时，拿出钱款支援中央，毛泽东评价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长期多次重伤，积劳成疾，1940年后重病休养。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0年病逝。
(周东屏上校与丈夫徐海东大将)
戴觉敏，1916年9月生，湖北红安人，红二十五军长征“七仙女”之一。红军时期在红二十五军总医院担任看护，全程走完长征。建国后，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处副处长、总后勤部管理局顾问，副军职离休。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2003年在北京逝世。丈夫饶正锡，曾任红三军团卫生部部长，建国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开国中将。
余国清(后改名余光)，湖北红安人，红二十五军长征“七仙女”之一，长征时任红二十五军医院护士，一路随军救护伤员，胜利抵达陕北。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北地方卫生系统任职。丈夫李资平，长期在军队卫生战线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田喜兰，安徽人，红二十五军长征“七仙女”之一，军医院护士。长征出发前夕，军部考虑前路艰险，计划安排女同志留守苏区，发放路费劝其返乡。田喜兰与姐妹们坚决请愿，要求随军远征，经徐海东批准，踏上长征路。长征途中，她身背药箱行军，战场抢救伤员、上山采草药，同时向沿途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历尽千难万险，随红二十五军率先抵达陕北。抗战时期离开部队返乡，此后长期在家乡乡村生活。
张桂香，河南光山人，红二十五军长征“七仙女”之一，军医院护士，自幼缠足，战友们戏称她“三寸金莲”。长征出发前，军部计划安排她们留守，发放银元劝其留下。张桂香带头请愿，坚决要求随军远征，经徐海东批准加入长征队伍。行军路上，她背着药箱救护伤员、采集草药，积极开展群众宣传。途经渭河时，主动提出女兵涉水渡河，将船只全部留给重伤员。历经重重磨难，随红二十五军率先抵达陕北。抗战后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流落民间。她的丈夫戴季英，长征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曾纪兰，红二十五军医院护士班长，长征途中牺牲。
曹宗楷，红二十五军医院护士，长征途中牺牲。
5.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与缪敏
方志敏，1899年生，江西弋阳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曾任红十军政治委员、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1月，出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深入皖南，遭到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玉山被俘。身陷囹圄，他大义凛然，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设法将文稿秘密传出监狱。1935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年仅36岁。
缪敏，1909年生，江西弋阳人，方志敏夫人。土地革命时期，历任闽浙赣省财政部科长、闽北省委秘书长。方志敏率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之时，缪敏身怀有孕，留守闽浙赣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被捕，狱中坚贞不屈，1937年获释。抗战时期在延安女子大学担任政治指导员;解放战争期间任华北野战军第三医院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饶地委组织部长兼妇委书记、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著有《方志敏战斗的一生》，1977年逝世。
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北上作战时，随军女干部极少，多数女同志留守根据地，能够查到的知名女红军主要就是缪敏;其余少数女医护、宣传人员，史料没有留下完整姓名。
四、芳华永续，山河长忆巾帼征程
二万五千里的风雪征途早已远去，当年跋涉在雪山草地间的女红军身影，却从未随岁月消散。她们当中，有的还是懵懂儿童，有的正值豆蔻年华，告别亲人、舍弃安稳，毅然投身革命洪流;有的身背药箱，一路救死扶伤，在炮火下守护战友生命;有的扛着枪支行囊，和男战士一样翻山越岭，在绝境中坚守信仰。这一群巾帼战士，或是倒在了漫漫行军路上，埋骨于荒原草莽，没能亲眼看见红旗插遍神州;或是历尽万难走到陕北，熬过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新中国旭日东升。
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以女性柔弱的血肉之躯，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担架、药箱、绑腿、干粮袋，是她们长征路上的行囊;野菜、冰雪、伤病、饥饿，是她们朝夕相伴的磨难。她们既是女儿、妻子、母亲，更是不屈的革命战士。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当年的漫漫征程化作史册上厚重的一页。先辈们用生命淬炼的信仰与风骨穿越时空，永远激励后人。山河不语，默默铭记这段艰苦卓绝的巾帼远征;青史留光，代代传承永不磨灭的红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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