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1934年,长征途中,他写过几首《十六字令》: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第三首的末句便是“天欲堕,赖以拄其间”。那是写山的,写的是红军翻越的一座又一座高山。山像擎天柱一样,把要塌下来的天撑住了。
现在我们重新读来,总觉得说的不只是山。它说的是一种力量,一种在历史将要倾覆的时刻,硬生生把局面扛住的力量。
毛泽东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不是神话他,更不是个人崇拜。
这是中国近代史反复验证过的一个事实,在多次“天欲堕”的关口,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
把毛泽东放回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放回那些具体的、残酷的、容错率极低的历史节点上,就能看清楚,他到底“拄”住了什么。

天是怎么塌下来的?
1840年以后的中国,用“天塌”来形容并不夸张。
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农业帝国,在遭遇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时,从军事、经济、政治到文化,全面溃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每一次失败都不是偶然的,是两种生产方式、两种社会组织形态碰撞的必然结果。
封建制度走到晚清,已经烂透了。土地高度集中,官僚体系腐败到骨髓,财政枯竭,军队不堪一击。
但更要命的是,这个社会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洋务运动想学技术,不碰制度;戊戌变法想碰制度,碰不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推不翻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
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中国从一个大一统帝国碎成了一地。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落后挨打”,而是“还能不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
这就是“天欲堕”的天崩局势。不是某一个政权要倒台,是整个文明体系、国家形态、社会结构都在崩解。日本侵华不过是把这个崩解过程推到了最极端,如果亡国灭种,那就不是改朝换代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
面对这种局面,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
清政府的方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甲午一战就证明了这个方案的破产。康有为、梁启超的方案是君主立宪,结果被慈禧一巴掌拍死。孙中山的方案是三民主义、民主共和,结果辛亥革命后的现实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蒋介石的方案是官僚资本主义加军事独裁,结果国家仍然四分五裂,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纹丝不动,日本打进来的时候大片国土迅速沦丧。
这些方案为什么都失败了?
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根基问题,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帝国主义控制。不解决这三个问题,任何上层建筑的变革都是沙滩上的城堡。而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需要的不是改良,是革命。不是上层精英的内部调整,是自下而上的社会重构。
毛泽东的意义,首先就在于他比同时代任何人都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不是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年轻时读过孔孟,崇拜过康梁,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新军,也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李大钊、陈独秀已经在谈马克思主义了,他还在摸索。但毛泽东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特质,他始终盯着中国最底层的社会现实。
1925年,他回韶山养病,顺便搞了几个月农民运动。1927年初,他花了三十二天考察湖南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在今天读来仍然震撼。
当时党内很多人,包括陈独秀,都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是“痞子运动”。毛泽东直接反驳说:不对,这是革命。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把农民问题提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位置。
这个判断太关键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解决农民问题,不发动农民,任何革命都是空谈。但当时的中共中央眼睛盯着城市工人运动,搞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打大城市,结果一次次失败。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带着剩下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不是逃跑,是战略转移。他在井冈山搞土地革命,分田地,建立农村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这条路在当时是异端。党内很多人不认可。他们觉得这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流寇主义”。但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文章里,从理论上论证了这条道路的可行性。
他的逻辑很清晰,中国是一个被多个帝国主义间接控制的半殖民地,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白色政权之间矛盾重重,这就给红色政权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只要有了土地革命,有了群众基础,有了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了正确的政策,红色政权就能存在,就能发展。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起点。不是把马克思的结论照搬过来,而是用马克思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具体实际,得出自己的结论。后来王明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满口马列词句,却差点把中国革命彻底葬送。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毛泽东一生中,至少有四次在“天欲堕”的时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清共,共产党人被大量屠杀,党组织被打散,革命陷入最低谷。很多人悲观失望,不知道路在何方。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上了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路径。没有这一步,中国共产党可能在那时就消亡了,或者沦为共产国际的一个遥控木偶,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根基。
第二次是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一战,八万红军打得只剩三万。如果再按博古、李德那套打法走下去,红军覆灭只是时间问题。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然后就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硬是把一支濒临绝境的军队带了出来。这不是运气,是军事指挥能力的差距。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核心是灵活机动,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套打法,王明、博古学不来,蒋介石也对付不了。
第三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全面侵华,民族危亡到了最紧急的关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系统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战争走向,得出了持久战的结论,并预见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这篇文章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写的。它不仅是军事著作,更是政治著作。它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的问题,给了全国人民一个可以相信的战略前景。同时,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联合蒋介石抗日,又保持共产党对军队和根据地的绝对领导,粉碎了国民党借抗战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抗战结束时,共产党从长征结束时的几万人发展到了百万军队、一亿人口的根据地。这个力量对比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后来解放战争的走向。
第四次是抗美援朝。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站起来之后能不能站稳,还是一个未知数。考验来得极快。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军飞机轰炸了中国东北的边境城市,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新中国的东北工业基地——当时全国工业最集中的地方——直接暴露在军事威胁之下。
出不出兵?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决策之一。
反对的声音非常大。党内多数人不赞成出兵,理由很充分,新中国刚成立一年,西藏还没解放,土匪还没剿完,土地改革还没完成,经济是一副烂摊子,钢产量只有美国的几百分之一,空军基本为零,海军更谈不上。斯大林犹豫不决,原本承诺的苏联空军掩护也临时变卦。美国是二战后的头号军事强国,手里有原子弹,刚刚在太平洋战场上碾压了日本。志愿军如果打输了,东北可能不保,新生政权可能动摇。
毛泽东反复权衡,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找彭德怀谈,彭德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毛泽东最终拍板:出兵。他的理由,后来在多个场合讲过: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如果不出兵,美国压在鸭绿江边,中国整个东北边防将被拖住,南满的电力供应随时可能被切断,新中国将永无宁日。这一仗,不是想不想打的问题,是不得不打的问题。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接下来的两年多里,志愿军在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后勤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和美军及联合国军打了五次战役,把战线从鸭绿江推回了三八线。上甘岭战役,美军在四十三天里向两个连的阵地倾泻了一百九十多万发炮弹,山头被削低了两米,志愿军硬是守住了。
1953年7月,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抗美援朝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军事上,它证明了中国军队可以在极端劣势的条件下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打成平手。政治上,它确立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让全世界——包括苏联——重新打量这个新生的政权。
斯大林在志愿军打了第一次战役之后,终于下决心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工业援助,这就是后来156个项目的起点。这批援助,是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块基石。
外交上,它彻底终结了西方列强随意入侵中国的历史。从1840年到1950年,一百一十年间,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国境之外挡住了西方大国的军事进攻,并且打赢了。
这一仗,毛泽东拄住的不是一根柱子,是新中国刚刚立起来的整个门面。如果1950年不出兵,或者出兵打输了,后来的历史走向将完全不同。东北可能沦为战场甚至被分割,苏联可能借机扩大在东北的特权,国内的土改和镇反可能因为外部压力而变形,台湾问题可能彻底固化。
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赢得了至少几十年的和平环境,也赢得了苏联的技术转移,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尊重。没有这个胜利,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无从谈起。
这几次“拄其间”,每一次都是在局面几乎不可收拾的时候,毛泽东用他的政治判断力、军事指挥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把革命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的分量,只有放在一百年屈辱史的背景中才能掂量出来。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终于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赶走了外国驻军,收回了海关主权。
这是近代以来任何政权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现如今再回头看,毛泽东拄住的到底是什么?
他拄住的,是一个在近代以来不断沉沦的中国,重新找到独立自主道路的可能性。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要么依附于帝国主义,要么依附于封建势力,要么在两者之间摇摆。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站起来”,不仅是军事上、政治上的独立,更是精神上、道路上的独立。不靠苏联的指挥棒,不靠美国的施舍,走自己的路。
这个“独立自主”四个字,是毛泽东留给中国最核心的政治遗产。
他拄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方法。毛泽东用这个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建设的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没有这个理论武器,中国革命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他拄住的,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纪律化、有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手中完成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延安整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他拄住的,是中国人民的组织化。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毛泽东通过土地革命、群众路线、人民战争,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变成了改变历史的力量。这个“组织起来”的过程,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一步。
没有这一步,后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无从谈起。
历史没有如果。
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会不会在1930年代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会不会在1940年代的内战中走向南北分裂?会不会在冷战格局中彻底沦为苏联的附庸?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提醒我们,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中一个不可替代的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