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经常有媒体报道指出许多企业正在实行所谓的“共享员工”制度，这一做法减少了企业的人力成本，但却忽略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凸显了这些网络媒体完全站在私有制、资本家的立场上看待问题。
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常常喜欢创造新名词，所谓“共享员工”只是“灵活就业”、“地摊经济”的又一个新称谓而已，旨在掩盖失业、临时工作的真实本质，是种逃避现实的行为。这些资本家倾向于使用新名词来掩盖客观实际上存在的问题，更有些“专家”甚至将经济下滑说成“高质量”发展，这背后的荒谬事情都源于他们无法解决私有制根本矛盾的问题。
随着疫情后的经济困难，资产阶级内部竞争压力不断加大，这导致资本家为了盈利不惜增加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程度，从996工作制到共享员工，资本家逐步挑战着无产者的底线。这则报道最后还“温馨提醒”共享员工要自行缴纳社保，显得极度傲慢！难道社保、五险一金等不是企业最基本应该提供的保障吗？原来企业减少的人力成本正是由此节省！报道称整体收入增加40%至50%，但实际上视频显示只有少部分人获得了涨薪，却未报道出背后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岗位。
许多资本家最初认为“共享员工”是一种分摊用人成本的好方法，乐观的员工可能期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增加收入，而掌握公司关键技术的员工则可能担心给其他企业打工可能涉及保密风险，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从这份“外快”中获益。
但事实上，“共享员工”这个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
如果追溯国内情况，至少在3年前，这种模式已经在餐饮服务行业开始运作。据《经济日报》于2020年的报道，从2月3日起，盒马与云海肴、西贝、探鱼、青年餐厅等餐饮品牌达成了“共享员工”的合作协议，随后陆续有餐饮、酒店、影院、百货商场、出租、汽车租赁等32家企业纷纷加入。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500名“共享员工”加入盒马上岗的工作队伍中。
由于“共享员工”这种用工形式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标准劳动关系存在差异，包括工资支付、用工责任承担、社保问题等都需要由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以协议形式明确。然而，劳资关系中存在的天然强弱不平衡状态导致这种协商形式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双方的真实诉求，特别是劳动者的诉求往往受到忽视。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共享员工这一模式实际上是资本家为了进一步剥削无产阶级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在私有制社会中，劳动力是商品化的，而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由于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和对劳动力的控制权，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对于那些被称为共享员工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只是在承担多份工作而已。尽管他们可能从事临时工、外包或劳务派遣等“二等工作”，但明明做了两份工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连劳动合同都无法签订。当公司需要“优化员工”或向社会输送人才时，这些共享员工往往成为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由于没有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资本家可以规避向共享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的义务，从而直接剥夺了员工应得的一大部分收入，同时也非法占有了员工创造的价值。
因此，这种情况导致共享员工不仅无法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反而成为资本家免费劳动的对象，使利益天平再次严重倾向于资本家。对于那些被称为共享员工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只是在承担多份工作而已。尽管他们可能从事临时工、外包或劳务派遣等“二等工作”，但明明做了两份工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连劳动合同都无法签订。当公司需要“优化员工”或向社会输送人才时，这些共享员工往往成为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由于没有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资本家可以规避向共享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的义务，从而直接剥夺了员工应得的一大部分收入，同时也非法占有了员工创造的价值。因此，这种情况导致共享员工不仅无法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反而成为资本家免费劳动的对象，使利益天平再次严重倾向于资本家。
在共享员工模式中，企业利用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让劳动者接受更加灵活、不稳定且缺乏保障的工作条件，以实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目的。这种模式实际上加剧了劳动者的剥削，因为劳动者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传统雇佣关系下的稳定性和保障性。
劳动者们应当意识到这种模式实质上是资本家对其利益的侵蚀，应当团结起来，通过集体行动争取自身权益，促进劳资关系的均衡和公正。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有可能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劳动关系，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公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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