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如一片秋叶，在风中摇曳了许久，终于飘回了养育他的中原大地。
首先爆出他死讯的，是15年前“开胸验肺”事件的当事件人，现尘肺病公益人、公交车司机张海超。
他并不是自然飘落的。张海超说，他是忍受不住尘肺病的折磨，拔掉氧气管，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死是决绝的。死前，2024年12月2日凌晨5时53分，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向亲友作最后的告别。他发朋友圈时，有意把妻子、儿子和女儿的微信都屏蔽了。去意已决，他还在家族群里做了最后的交代：等他去世以后，不用火化，不用摆排场，后事越简单越好。他对家人有太多的愧疚，因为他这个病，家人没少花钱，没少吃苦。
首先发现问题的是他大哥家的儿媳，看到了他在家族群发的消息。等6点多大哥去他们家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此时，离他发完朋友圈不到半小时。
他并不是一向这么决绝。他想活着，他眷恋他的家人。他有一个清贫但和睦的家，他的妻子当天凌晨5点40多出门的时候，还在交代他及时吃饭、按时吃药。他的妻子在附近一个加工豆腐串的工厂上班，已经有四五年了，忙的时候凌晨两三点就得出门。他儿子在郑州打工，身体不太好，也要经常用药。
妻子与他的遗像
他表现得一直很乐观。在张海超的“尘肺患者在一起”群里，他经常去帮助其他尘肺病人，鼓励他们积极向上生活，好好地活下去，好好陪伴家人。
一位群友评价说，“他善良、乐于助人，经常为大家排疑解惑，是群里少有的知识渊博型人才！”
他的家人也都本分善良，生前有人帮助过他，他和家人始终铭记在心。在他离去后，家属主动提出要捐献三台尚能用的制氧机，其中一台是他今年8月份刚买的5升静音制氧机。
他为群友答疑解惑
天下尘肺病人是一家。就在今年8月份，他身体恶化且家中无钱买药时，群友们纷纷伸出援手，助他渡过难关。在侠义心肠的张海超的牵线搭桥下，大爱清尘基金会曾给他捐过两台制氧机，爱心人士曾经给他捐款捐药捐轮椅。
他与张海超聊天截图
听到他离去的消息，家人、病友们都感觉很意外。在他自杀的前几天，他还要求家人给他买一台二手的制氧机，他担心现在用的机器突然坏了，没有及时替补的机器，生命会受到威胁。
他用过的五台制氧机和一台呼吸机
今年夏天，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家人还给他买了一台发电机。在农村，夏天可能因为刮风、下雨、打雷等各种原因停电，停电后什么机器都用不了，他又会面临生命威胁。发电机是他生命的最后保障。
他的发电机
从眷恋到决绝，并不是突然转变的。离去的念头应在他心里一直挥之不去，决绝是最后挣扎的结果。他人生的悲剧，早在四十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他是河南登封唐庄镇人，今年63岁。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左右，他在当地的矿山上打工，工作主要是开采石头，老板们把石头卖到外地。当时也没有固定的老板，打的是零工，工资是计件的。他一共有弟兄5个，加上姐妹是7个。他的老五弟弟在2007年也因这个尘肺病已经去世了，去世时仅38岁。老五和他干的工种不一样，老五在硅石厂上班，工作是磨硅石，比起他在矿山开采石头，粉尘更厉害。
他所在的村庄不大，总共300多口人，当时村里人去矿山开采石头的不少。他们村，包括周边，前前后后有七八个得尘肺病的，其中已经有三四个去世了。他附近的村庄，有一个移民的小区，里边得尘肺病的大概就有五六十个，这个小区有好几个村庄的移民。
他以为能拿命换钱，最终却是人财两空。他上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的时候，工资能拿到500多，90年代最高的时候能拿1000多，当时算比较高的收入了。他在矿山上陆陆续续干了十几年时间，90年代家里就盖起了两层楼。盖楼并不轻松，一家人靠省吃俭用存下点钱，两层楼也不是一气儿盖成的，攒点钱就建一点，分好几次才盖好。在他们村，他家的房子当时还算是比较阔气的。
他也不是当时就发病的。他病情发作是在2015年，自此断断续续开始住院，买药成了日常生活一部分，医院买药、网上买药、药店买药，想尽各种办法买药。4年前，他终于卧床不起，这4年除了偶尔住院外，他根本无法走出过他那个房间。他在房间里长期保持坐姿，尘肺晚期患者仰卧时呼吸困难，一般采用坐着的姿势吸气，乃至采取坐姿入睡。
他坐在床上煎熬已四年之久
他会写诗，也写得一手好字。他在群里助人为乐，乐观向上，他的诗基调却大不相同。今年十月，他写了一首《着秋》，凄婉悱恻，满纸流露着伤痛之情。
风萧萧，雨绵绵，秋叶飒飒，芳草萋萋。朝霞落幕，残荷听雨。一纸春与秋，万家灯与火，浮生如梦魇，红叶诉情殇。
月影西，叶纷飞，光阴有痕，流水无意。夜未央，风不语，人间清冷，心事易伤。
他颇有文学素养。他评价《简》：《简》有些故事，除了回忆，谁也不会留；有些无奈，除了沉默，谁也不会说；有些东西，除了自己，谁也不会懂。那一世的长情，谱一首长相思，冷了多少凄凉，漫了多少青丝，化作多少烟雨，吹散了多少世间情！红尘，相思未尽，风起，花落无声。秋依偎，一语未尽，已成昔年，往事难追忆。
看他的文字，完全想象不出他是一位在矿山上工作了十多年、被尘肺病折磨近十年的年老体衰的农民工。他是那个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据他儿子讲，他上学时候成绩很好，他读完高中也考上大学了。他没有选择上学，按他儿子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兄弟姐妹太多。或许是矿上挣钱是更为现实的诱惑？上世纪80的大学生可谓凤毛麟角，妥妥的天之骄子，走上这条路意味着拥有了似锦前程，意味着拥有了体制的身份。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已经解体，进城或进矿山、进工地打工成了新的选项。最初，两者待遇上分化并不明显，甚至一度出现过脑体倒挂的情况。
但这是暂时的。越往后，精英与平民、体制内与体制外分化的趋势就越明显。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他的命运就注定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转折。当然这不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他的命运，只是千百万曾经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普通劳动者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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