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外卖行业迎来了一次极为罕见的高规格约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五部门，共同约谈美团、饿了么、京东等头部平台。
此次约谈不仅规格高，而且涉足经贸、劳动用工、互联网治理、社会工作等多个领域。除了强调企业间的公平有序竞争，此次约谈也体现出国家层面对新业态劳动权益问题的空前重视。官方明确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切实维护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和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 。 此次约谈，释放出国家强化平台经济治理、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强烈政策信号。其背后原因，正是因为新业态下的劳动模式——尤其是外卖骑手的用工现状——正在不断挑战着社会的道德底线，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警觉。
就在前两天，5月12日，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饿了么平台长安路站，两名骑手——47岁的袁某和46岁的梁某，先后因高强度送餐工作猝死，死因均为“呼吸心跳骤停”。两位骑手不只是同事，还是连襟，多年来一直勤恳工作在一线。家属透露，袁某每天工作超过11小时，最多一天完成70单；梁某则长期夜班、连轴转。高强度劳动下，两人相继倒下，成为“拼命送餐”的悲哀注脚。事件发生后，相关平台和政府虽已介入调查与善后，但工伤认定和权益维护依然充满挑战。这也使得骑手群体的生存困境、权益保障与社会责任等问题再次被推到了舆论风口。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其中外卖骑手规模已达1300万人，接近全国人口的1%59。单个平台企业的外卖骑手可达600多万人。这一庞大群体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
自上而下的权益保护路径及其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约谈要求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希望从企业端发起权益保护行动。约谈通报中未提及工会组织建设和集体协商机制，也未涉及如何建立骑手意见的有效表达渠道。这表明当前的权益保护模式仍主要依靠行政监管推动企业自律，而非通过赋能骑手群体实现权益自我保障。
这种自上而下的权益保护路径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产生一定效果，但长远来看存在明显局限。企业作为利润导向的主体，即使在政策压力下增加对员工的保护，也难以根本改变其利益最大化的运营逻辑。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模式下，骑手权益的范围和标准往往由企业单方面定义，骑手的真实需求和意见难以得到系统性表达和有效回应。
目前，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普遍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作为平台经济下的新型劳动关系，外卖骑手身份定位长期处于“灰色地带”。许多骑手为了追求更高收入，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却无法获得与传统就业形态相匹配的劳动保障。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平台企业自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骑手的社会保障问题。
令人担忧的是，本次约谈未强调工会建设，这可能进一步弱化工会在平台经济中的角色。外卖行业本就面临工会组建困难的现实问题，如果缺乏这一制度化的权益保障渠道，骑手维权将更加困难。
枣庄两名骑手猝死案例，是全国千万人口量级外卖员群体中艰难处境的真实缩影。灵活就业身份虽带来用工弹性和效率，却使社会保障认定、工伤赔偿、安全管理难题突出。“工作归平台，风险归个人”早已不是个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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