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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来了，带着花布包袱和一双双明亮而胆怯的眼睛。深圳的工厂在招工，这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湖南、四川、贵州的穷乡僻壤。十八九岁的姑娘们，有的才十六，虚报年龄，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车厢里弥漫着泡面与汗酸的气味，她们却兴奋得睡不着觉，叽叽喳喳议论着即将到手的第一份工资。
"听说一个月能拿八百块哩！"小芳伸出两根手指比划着，眼睛亮得像星星。她来自贵州山区，家里还有三个弟妹等着她寄钱回去读书。
阿英坐在对面，抿着嘴笑。她随身带的布包里，母亲偷偷塞了五个煮鸡蛋和一小瓶辣椒酱。"到了厂里，咱们就是工人了。"她这样想着，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自豪。
招工处排着长队。管事的眯着眼打量她们，像挑拣白菜般迅速决定去留。"你，你，还有你，去三车间。"粗短的手指随意点着，便定下了她们未来几年的命运。
花园式的厂区让她们惊叹。整齐的草坪，雪白的厂房，锃亮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这可比老家的土坯房气派多了。宿舍八人一间，铁架床嘎吱作响，但比起家里漏雨的屋顶，已是天堂。头一个月，她们领到了人生第一笔工资，薄薄的钞票捏在手里，竟有些发抖。
小芳给家里寄了五百块，自己留三百。她在厂门口的小摊上买了支口红，对着宿舍的破镜子涂了又擦，擦了又涂，心里美滋滋的。阿英则把钱藏在枕头套里，每晚睡前都要摸一摸。
渐渐地，口红褪色了，枕头套里的钱也没见多起来。工资涨到一千二，可物价涨得更快。厂门口的米粉从两块涨到五块，买件像样的衣服要花去小半月薪水。她们开始精打细算，合买一包卫生巾分着用，午饭只打一个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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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的传送带永不停歇。她们站在固定的位置，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插件、拧螺丝、贴标签……从早八点到晚八点，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起初还数着做了多少件，后来连数都懒得数了。手指磨出了茧，眼睛熬出了血丝，青春的活力在机械的重复中一点点消磨。
"跟机器人似的。"小芳在食堂排队时嘟囔。前面的阿英回头苦笑："机器人还不用上厕所呢。"上个月，线上有个姑娘因为去厕所超时两分钟，被扣了五十块。
夜晚的宿舍常有低低的啜泣声。有人想家了，有人被组长骂了，还有人只是累得想哭。小芳蜷在被窝里，听着MP3里放的老家山歌，眼泪悄悄打湿了枕巾。阿英则一遍遍翻看家里来信，弟弟说学校要交资料费，母亲的风湿病又犯了。
第一个离开的是同乡的小翠。她受不了夜班，脸色蜡黄得像张纸。"回家嫁人算了。"她收拾行李时说，"反正迟早要嫁的。"小芳帮她提着行李到厂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厂里的男工不多，大多是技术岗，不怎么看得上流水线女工。偶尔有几对成了的，就在厂外租个单间，继续打工生活。阿英有时会想，自己会不会也这样过一辈子？但更多时候，她累得连想的力气都没有。
第三年，小芳终于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她站在厂门口，回头望了望这座吞噬了她三年青春的建筑，竟有些不舍。"至少……至少我靠自己活下来了。"她这样安慰自己，转身走向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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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留了下来，成了线上的老员工。她学会了怎样在组长巡视时装出忙碌的样子，怎样在机器故障时偷空打个盹。工资涨到两千，可存折上的数字总不见长。家里盖房子，弟弟上大学，钱像流水一样汇回去，又像流水一样消失不见。
后来，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少。先是取消了加班，接着开始裁员。花园里的花草没人修剪了，玻璃幕墙蒙上了灰尘。阿英在第三波裁员中离开了，带着一个编织袋的行李和一张十年工龄的纪念照。
她站在深圳街头，看着四周高耸的写字楼和匆匆走过的白领，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个城市如此陌生。十年光阴，除了眼角细纹和腰间劳损，她什么也没留下。
如今，那座工厂已经倒闭，厂房改成了创意园区。偶尔有当年的工友路过，会指着某扇窗户说："我以前就在那干活。"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别人的事。
南下的绿皮火车早已停运，取而代之的是高铁和动车。新一代的打工者刷着手机找工作，不再需要托关系进厂。那些流水线上的日日夜夜，那些花布包袱里的梦想与眼泪，都成了无人记得的历史尘埃。
只有她们自己知道，那些年的青春，究竟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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