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份京东和美团围绕骑手社保展开的舆论战，到9月1日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骑手的劳动状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对于很多骑手来说，社保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他们总是紧盯着眼前的生活压力。
骑手以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一刻不停地穿梭于食物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很少有人意识到，为顾客餐食而奔忙的他们，却往往是这个系统里最难吃上一顿健康饭的人。
“骑手们经常一天两顿，很多人有胃病。”《过渡劳动》作者孙萍在《随机波动》播客中提到的这句话，让我很不平静。并非因为吃惊，而是出于共情。作为营养学者，这种矛盾让我意识到，值得关注的不仅是餐桌上的食物与健康，还有那些送餐的人是否能好好吃饭。
1 规律饮食被工作牺牲
骑手患胃病，乍听是因为缺乏健康知识，不懂养胃之道，但当群体患上了这样的“职业病”，事情远不止于此。
外卖骑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作息不稳定，平常的进餐时间和饮食质量往往取决于订单量、工时长短，甚至取餐地点是否可及等等因素，而非他们是否“懂得养生”。 现实是，他们的工作节奏不允许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营养均衡的餐食。骑手们的健康困境，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吃好，而是他们的劳动条件决定了他们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
因此，在理解骑手们的胃病时，开出“规律三餐”的营养处方是傲慢且无效的，因为它与“以单计价”的生存法则不兼容。社交媒体上常见的“少喝碳酸饮料”“多吃蔬菜和水果”“多运动”等专家建议，虽具体，但在真实世界里常因为各种社会因素磕绊，难以实现。
◉奔跑的外卖小哥给停不下来的打工人送餐。来源：周平浪
孙萍团队的田野调查虽然未专门评估骑手的健康状况，但书中关于他们如何解决饥饿的描述，揭示了“显而易见的不可见”健康风险：
晓敏：经历离异阵痛的女骑手，“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为了多送单，她很少吃午饭，会带上在拼多多买的饼干、馍片”。
吴之峰：为了应对“只出不进”的疫情政策，选择露宿街头跑单，每天用卡式炉和一口小锅给自己做两顿饭，“给自己煮面、煮粉，有时候会做一些拌面就着辣椒酱吃”。
洪大哥：“他打开早餐袋，里面装了两个肉夹馍，表皮酥黄，热气腾腾，他边啃肉夹馍边喝百事可乐“。
这些餐食几乎都是高碳水、高热量的“速战速决”型选择，正是高强度体力劳动者典型的饮食缩影。这样的饮食模式不仅难以提供均衡营养，也与膳食指南倡导的“食物多样、合理搭配”相去甚远。
对于一些骑手来说，“吃饭”这件事甚至在生活中完全不重要。在公众号“骑手有话说”的一篇推文里，一位外卖小队长反馈：骑手从业后体重增加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体重不增反减，反而可能是甲亢等疾病的信号。另一位参与饮食调查的众包骑手小白则干脆地说自己不考虑什么“饮食搭配”：
“没有什么考虑，没有精致的生活和考虑。如果今天爆单了，那就得不停地跑，就不想吃饭，只想挣钱。很多骑手跑到没单了才会停下来，不会主动下线。一直有单，就会兴奋，把饥饿感忘掉。”
吃得健康并非特权，但对“只要活着就努力跑单”的骑手而言，一天两顿几乎成了“成功”骑手的必备条件。生计的压力让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逐渐失去了对食物和健康的自主选择。
◉外卖站点在路边开早会。平台的人员管理、订单协调等工作都需要依赖基层站点。来源：天乐
骑手们不仅在生理上受到影响，心理健康状况同样令人担忧。韩国一项针对打零工劳动者与抑郁症的关联调查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在工作压力下，每天少于三餐的打零工者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以上！这种身心被掏空的倦怠感，在《过渡劳动》一书中描绘的女骑手身上有十分明显的体现。顶着“丧偶式育儿”和生计双重压力的小镇女骑手芳利发现，与孩子一起吃饭竟成了一种奢望：
“有的时候（比如）孩子吃饭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刚好是送外卖的高峰，你就没空管他，最多也就是给他点外卖。”
“骑手”与“母亲”角色的冲突让芳利难以入睡，这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性别与劳动如何共同影响个人与家庭的健康。当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边界愈发模糊，随时变动成为日常，工作糊口的压力将“吃得健康”变成一种精疲力竭的权衡。健康本该是最基本的底线，却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部分。
2 打零工使人“短命”？
医学研究怎么说
孙萍在《过渡劳动》一书中骑手工作留存率低的问题，指出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而我更好奇，从营养健康角度，送外卖会不会真的使骑手变得更“短命”？
医学研究显示，在零工经济环境下，工作方式本身已成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变量——“一个人的就业状况比任何传统的冠心病危险因素更能预测其死于冠心病的风险。”
一篇刊于《美国医学会心脏病学期刊》的文章指出：
“零工经济的工作环境应被视为新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甚至可能是可干预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雇主应系统性了解零工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开发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措施。”
这篇论文从网约车司机切入，基于两项数据说明“过渡劳动”人群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
（一）1950年代研究表明，低体力活动职业（如公交司机）相比高体力活动职业（如体力劳动者）冠心病死亡率高约两倍。
（二）在美国旧金山130名出租车司机调查中，35%有4个或以上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缺乏运动、吸烟、不健康饮食、长期压力），其中36%吸烟，33%无规律运动。
此外，零工大军还面临着医疗保险、最低工资、工会等结构性问题。这群无保障的、灵活的“打零工”劳动人群，恰恰又是以传统边缘人群为主，如农民工、新移民。他们在失业、债务等生存压力下被平台经济的致富神话迅速吸引集结。
◉阿姆斯特丹Cycloon的外卖员在送餐。来源：FaceMePLS from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Wikimedia Commons
英国一项自1970年开始的长期研究发现，30至42岁的失业人群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显著增加。每经历一次失业，患糖尿病的风险上升39%，高血压的风险上升28%。此外，债务问题会进一步加剧这一健康风险，使情况更加严峻。
然而，目前关于零工劳动者健康状况的系统研究仍然有限。中国2亿零工劳动者的健康究竟在面临什么挑战，更是公共健康体系亟待填补的空白。未来的健康政策和劳动法规，必须直面这一群体的健康困境，并采取系统性的保障措施，以避免健康不平等的鸿沟进一步扩大。
3 “数字韧性”与“健康韧性”
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收入的不稳定，并非只是骑手的生存现实，而是现代社会“过渡劳动”的缩影。我们或也在做着一份和跑外卖类似的“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型”的劳动。
在这些工作中，三餐不规律已成为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共同困境。骑手的境况让我们思考：为什么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好好吃饭变得更容易？
数字经济的便利背后，往往隐藏着劳动者的健康代价。我十分欣赏《过渡劳动》中自下而上的展开方式，数字劳动者用来对抗算法监管的各种劳动策略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孙萍将其称为“数字韧性”。这也让我思考：在“数字韧性”之外，是否更应该关注劳动者的“健康韧性”？
◉曼彻斯特市中心的Deliveroo外卖员。来源：www.shopblocks.com.jpg/Wikimedia Commons
深谙“手停脚停意味着嘴停”的骑手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下，还能持续“抗造”吗？如何抵御营养失衡、慢性疲劳、工作超时以及困在算法里的精神紧绷带来的健康损耗？数字经济的弹性是否仅仅意味着更高效的劳动力调用，而劳动者的健康问题究竟是否有人来关注？无论如何，骑手的健康不该是平台经济的牺牲品，“短命劳动”不可持续。
从营养师的角度出发，我也希望骑手都能够好好吃饭，和其他职业同样享有健康公平（health equity）。未来，在考虑骑手的劳动保障和合理报酬等议题的同时，是否也能将 “健康韧性”涵盖在内呢？这是关注劳动者境况的人们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资料 (上下滑动阅读）
阿宛. 《风声｜西北农妇刘小样，为何戳中了时代的痛点？》. 见于 2025年2月23日. https://mp.weixin.qq.com/s/a4wl4c7NuRpNQaJ1npeyEg.
泛舟颐和园. 《街头的味道：外卖骑手的健康挑战》. 见于 2025年2月22日. https://www.wyzxwk.com/Article/gongnong/2024/01/485889.html.
随机波动. 《以肉身投喂算法：外卖员与你我皆是“人体电池”》. 见于 2025年2月23日. https://www.stovol.club/143.
孙萍. 过渡劳动, 2024.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985251/.
Kim, Min-Seok, Juyeon Oh, Juho Sim, Byung-Yoon Yun和Jin-Ha Yoon. 《Association between Exposure to Violence, Job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Gig Economy Workers in Korea》. Annal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35 (2023年): e43. https://doi.org/10.35371/aoem.2023.35.e43.
Mulhollem, Jeff. 《‘Triple burden’ of invisible labor major stressor for farm women, study finds | Penn State University》, 2024年. https://www.psu.edu/news/research/story/triple-burden-invisible-labor-major-stressor-farm-women-study-finds.
Rodriguez, Fatima, Ashish Sarraju和Mintu P. Turakhia. 《The Gig Economy Worker: A New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 JAMA cardiology 7, 期 2 (2022年2月1日): 125–26. https://doi.org/10.1001/jamacardio.2021.5435.
Rose, G., 和M. G. Marmot. 《Social Class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ritish Heart Journal 45, 期 1 (1981年1月): 13–19. https://doi.org/10.1136/hrt.45.1.13.
Waynforth, David. 《Unstable employment and health in middle age in the longitudinal 1970 British Birth Cohort Study》. Evoluti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2018, 期 1 (2018年3月27日): 92–99. https://doi.org/10.1093/emph/eoy009.
作者：郑璐悦 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营养科学博士生。近年随社会学导师探索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小农生计问题。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