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的肌理中，“人情世故”如同一张无形却坚韧的网，笼罩着从家庭到官场的每一个角落。它表现为请托办事、礼尚往来、关系网络、面子文化等形态，被许多人视为社会生存的必要智慧。然而，其本质是前现代社会的残余物，是阻碍社会公平正义的隐形壁垒，是必须被批判和超越的历史阶段性现象。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人情世故绝非超历史的永恒存在。它根植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在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里生长壮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缺乏普遍性的法律制度保障，个体必须依靠私人关系网络获取生存和发展资源。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情世故正是这样一种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
人情世故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当代社会形成了与正式制度并行的双重资源配置体系，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它实际上发挥着一种制度补充功能，弥补着正式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但代价是再生产了社会不公。当人们需要通过“关系”而非能力获取医疗、教育、就业机会时，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被实质上的关系特权所替代。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过去决定现在，死劳动统治活劳动。”
人情世故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被广泛接受，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各阶层“自愿”认同的文化霸权。这种霸权通过家庭教化、日常实践和文化叙事不断巩固自身，使人们将这种本质上不平等的关系网络视为自然而然的生存智慧。甚至受害者本身也常常积极参与这一体系的维护，希望通过熟练掌握游戏规则而从中获利。这种意识形态的魔力在于，它成功地将结构性不平等伪装成个人能力问题——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成功与否，被归结为是否精通“人情世故”，而非社会结构本身是否公正。
从阶级分析视角看，人情世故的执行成本和收益在不同阶级间的分配极不均衡。精英阶层凭借其已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能够以较小成本获取较大回报；而弱势群体则往往需要付出更高比例的收入和精力来维持关系网络，却收获有限。这种隐形的阶级剥削机制，比公开的阶级压迫更为隐蔽，因而也更为牢固。
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人情世故的批判并非全盘否定人际温情与团结互助。恰恰相反，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是超越功利计算的真诚信赖与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反对的是将人际关系工具化、功利化的“世故”，而非人类天然的交往需求。共产主义理想中“自由人联合体”的愿景，正是要建立一种摆脱了功利计算和隐性压迫的新型人际关系。
人情世故的祛魅过程，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和人际关系革命。它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勇气，直面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打破束缚社会进步的隐形锁链，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透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路漫长却必要，因为只有在人情世故的废墟上，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人际关系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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