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资本编织的雇佣迷宫中，劳务派遣制度如同一张无形之网，将劳动者困于不确定性与脆弱性的漩涡中心。这一制度表面上是市场经济灵活性的体现，实质却是资本对劳动进行精细控制与深度剥削的精巧装置。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劳务派遣制度完美体现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会不断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组合，以提高剥削率。劳务派遣制度通过将传统劳动关系分解为“用工单位-派遣机构-劳动者”的三重结构，成功实现了“去劳动关系化”的战略目标。在这一设计下，资本不仅通过派遣工与正式工的同工不同酬获取超额利润，更通过责任模糊化摆脱了直接雇主的法律与道德义务。劳动者在这种安排下成为可随意替换的生产要素，其劳动被异化为纯粹的商品，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性尊严。
劳务派遣制度还执行着资本分化工人阶级的战略功能。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时指出，垄断资本通过创造不同层次的劳工群体来阻碍阶级意识的形成。正式工、派遣工、外包工之间人为制造的身份壁垒与待遇差异，成功地碎片化了劳动者的集体认同。当工资纠纷、社保缺失等问题发生时，劳动者面对的不是单个资本家，而是一个由资本利益编织起来的网络化权力结构，个体维权在此结构面前几乎无能为力。这种分化策略不仅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力量，更使资本能够持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异化劳动在劳务派遣制度下呈现出新的深度与维度。劳动者不仅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与其类本质相异化，更与获取劳动报酬的基本权利相异化——工资拖欠、社保缺失成为常态而非例外。这种全方位的异化状态使得劳动者陷入马克思所描述的“被迫劳动”的困境，劳动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沦为纯粹的生存手段。劳务派遣制度将这种异化状态制度化、常态化，成为资本统治劳动的新形式。
劳务派遣制度的盛行还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它被包装为“灵活就业”、“人才共享”的进步模式，掩盖了其剥削本质。这种意识形态装置成功地将结构性问题转化为个人选择问题，将系统性的剥削归因于个体能力的欠缺。资本不仅控制生产过程，更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塑造人们对劳动的认知方式。
破解劳务派遣困境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主张——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真正掌控。改良式的政策修补无法根本解决系统性问题，唯有改变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基本生产关系，才能终结劳务派遣制度带来的种种异化。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透视这一现象时，看到的不仅是法律纠纷或制度缺陷，更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永恒张力的当代呈现。劳动者的解放之路依然漫长，但唯有认清问题的深层本质，才能在斗争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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