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法律殿堂看似巍峨庄严，铭刻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箴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揭示真相：“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这一论断击碎了资产阶级法治的神话。当流浪汉因偷窃面包被严惩，而银行家掏空千万人积蓄却逍遥法外时，法律的天平已然倾斜——它精心维护的，从来不是抽象的正义，而是资本增殖的神圣秩序。
形式上，资本主义法治确实带来了相对于封建专制的进步。它用条文固定了统治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权力的恣意妄为。但相形之下，这种“平等”犹如给予富人与穷人同样在桥洞过夜的权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犀利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法律保障的契约自由，掩盖的是工人不得不接受剥削的现实自由。当法律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奉为不可侵犯的原则时，它已然站在了资本一方。
资本主义法律不仅是经济剥削的工具，更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日常的司法实践，将资本主义价值观自然化、永恒化。工人因“非法罢工”被捕，企业家因“商业创新”获誉——在这不断的价值评判中，法律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对民众思想的驯化。这种文化霸权让剥削秩序显得理所应当，使工人甚至在争取权益时，也不自觉地接受着资产阶级的法律框架。
无独有偶，现代资本主义法治还发展出精妙的吸纳机制。它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举行罢工，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福利，却将这些抗争严格限制在不动摇根本制度的范围内。这种“安全阀”设计，使法律成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而非解决途径。当环境保护法为污染设定“可接受”标准，劳动法为剥削划定“合法”边界时，法律实质上是在管理剥削，而非消除剥削。
要言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依法治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提供基本秩序、防止权力滥用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将剥削关系法律化、永久化。在这种制度下，法律越是完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越稳固。真正的解放，不在于在资产阶级法治框架内争取改良，而在于认清其阶级本质，最终改变那需要被法律神圣化的剥削制度本身。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打碎包括资产阶级法治在内的全部压迫工具，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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