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铡美》以北宋仁宗时期为背景，围绕着虚构出来的陈世美、秦香莲夫妇关系，引出了一系列虚假的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陈世美苦守寒窗，进京赶考，中了状元，被招为当朝驸马，三年未归;秦香莲苦于生活所迫，拖儿带女，长途跋涉，进京寻夫。可是，当秦香莲到了京城找到陈世美后，没想到陈世美“得新忘旧”，贪恋荣华富贵，拒不认前妻。陈世美为了免除后患，指示家将韩琪寻杀秦香莲及其子女。韩琪却“仗义怀仁”，自刎而亡。秦香莲满怀冤恨，告到开封府尹包拯案前。“包青天”铁面无私，为秦香莲作主，将陈世美斩于铜铡之下。作者精心安排的这个结局，同时又是为了使观众一开始就对秦香莲的“同情”心理得到了满足，并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清官包拯这个“青天大老爷”。这就使观众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的反动宣传，起到了精神鸦片的作用。包拯在剧中出场并不多，但他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一个地主阶级专政的代表人物。当国太公主驾临开封府，“怒冲冲坐在大堂下”，各种矛盾冲突达到了顶点。“你若放了陈驸马，管教你官爵往上加”，“谁敢斩驸马我先斩他”。面对国太的威胁利诱，包拯为“与百姓雪沉冤”，“正其国法”，不惜“摘掉乌纱”，“脱去蟒罗衫”，“执法如山”，力斩陈世美。好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我们不禁要问，在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像包拯这样一个开封府尹竟然可能铡掉当朝驸马陈世美吗?绝对不可能!
据史料记载，剧中包拯在历史上虽有其人，却并无其事。在北宋仁宗年间，包拯任监察御史，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使知开封府。据《宋史》记载，包拯在任期间仅断过民间“偷牛”一案。而他的“不畏权贵”，也不过是劾奏罢“三司使”张方平，宋祁等，“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后因欧阳修反对，包拯便“家居避命久之乃出”。难怪史书上说他“其政严明......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包拯对皇帝十分尽忠，竭尽全力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正因为他“报国尽忠”，因而在他死后，宋仁宗谥他为“孝肃”。他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则是残酷镇压，所谓“执法如山”，完全是为了“治民众者”，真正为劳动人民着想的却一点也没有。他在给皇帝的奏议中把农民起义诬蔑为“盗贼”，坚决主张对农民起义实行残酷镇压，“并须捕捉净尽，免后害”。历史上的包拯正是这样一个镇压劳动人民起义的刽子手。可是到了明清年间，反动统治阶级出于他们政治上的需要，把历史上的包拯美化成了“清官”，搬到了戏剧舞台，成了一个“为民请命”的“青天大老爷”。这纯粹是凭空捏造，别有用心。
当时，一些封建文人之所以要编造出一个“铁面无私” 的“包青天”来，是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连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已经日趋没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农民革命的风暴有力地冲击着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为了维护其播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他们总是采取武装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面手法。当他们的武装镇压屡遭失败之后，“清官论”的调子也就越来越响。反映在戏剧舞台上，各种“清官”戏、“公案”戏纷纷出笼。他们对于“清官”大肆渲染，吹得神乎其神，其目的是为了美化反动地主阶级专政，美化封建法律、封建道德和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抹煞阶级斗争，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
《包公铡美》正是为适应反动统治阶级的这种政治需要而炮制出来的。这出戏在最初并没有包公的形象，清代焦循在《花部农谭》里提到《赛琵琶》。它的剧情前半部和《琵琶记》基本相似，后半部写秦香莲携子进京寻夫，陈世美拒不相认，并派人刺杀其母子。后来秦香莲做了大官，审判陈世美，痛斥一香，全家团圆。淮剧《女审》，汉剧、湘剧《秦香莲》(又名《三官堂》)大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戏流传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加进了包公这个形象。通过其演变的过程，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反动统治阶级越到接近灭亡的晚期，“清官”论也就越叫的厉害。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同封建社会的没落，某一王朝的衰亡相联系的，是同阶级斗争的激化相联系的。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包公铡美》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抹煞了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激烈的阶级斗争。搞得好像劳动人民只要有了像包拯这样的“清官”，即使有天大的冤也可以伸，血海的仇也可以报。根本不需要采取革命的手段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的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告状”，就可以“沉冤得雪”，过上“好日子”。毛主席指出: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体现剥削阶级利益、意志和要求的法律，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等，只能是奴役、压迫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在剥削阶级中，绝没有替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话、办事的“清官”大老爷。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清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
所谓“清官”手里的“三尺王法”，是地主阶级毒打劳动人民的鞭子。这把鞭子是绝对不会抽到他们本阶级身上的。包拯的所谓“定与百姓雪沉冤”，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在黑暗的旧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哪有什么“为民请命”的“青天大老爷”。在旧社会，反动派残害了多少条人命，欠下了多少笔劳动人民的血债，那帮混蛋仍然能够逍遥法外。有多少“南霸天”、“北霸天”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然而却受到地主阶级政权的袒护!但是劳动人民稍有反抗，就要被加上“刁民”、“盗贼”之类的罪名，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就是“压迫有理”、“反抗有罪”。广大劳动人民要想获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什么“清官”身上!《国际歌》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劳苦大众的血海深仇，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救世主”替他们伸冤雪恨。中国人民革命的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然而，《包公铡美》却极力美化地主阶级专政，大肆宣扬“清官”论，抹煞地主阶级专政的反动本质，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对此，我们无产阶级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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