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26/10/labor-organizing-big-tech-google-twitter
原标题中译：反思科技工人组织运动的失败
译者：郭泰
译者按
本文是10月4日雅各宾的一份工人政治报道，文中提及了近些年谷歌、推特等科技巨头公司工人的集体行动。
在2022年，推特的员工就开始自行组织工会，这些员工里不乏在微软、雪佛龙等企业有过组织工会经验的工人积极分子Tan 和 Redwine，在推特被马斯克收购后，大裁员直接冲散了工会组织。Redwine将自己组织工人的经验写成了书籍《反对科技寡头：世界最强大产业中的工人抵抗》。
在书中，他们回忆到，一开始希望集体行动依托于媒体曝光和公共舆论的推进，但是舆论本身需要一个站在公众面前的发言人，这也让公司更容易应付这类问题。并且事件的热度过去后，事件就不会再被关注了。Tan和Redwine进一步描述了“公会承认策略"——在企业中建立工会，给工人带来一定的组织基础。
新的问题很快显现，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已有组织力量带来的关于工资、福利的谈判权，而较少和雇主发生直接冲突，这使工人们缺少“通过冲突学习的机会”。并且工人们越来越只关注自己的工作内容，在2018年，有80%的科技行业集体行动涉及工作场所之外的话题，包括社会议题和伦理问题，而2022年，这些话题的比例不足五分之一。
科技行业工作内容的变化也在塑造工人斗争的方式和工人的力量。在过去，科技公司很珍视技术强的员工，给予很高的福利待遇，但随着裁员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减少，合同工比例增加，掌握技术的员工无法像以前一样随意跳槽，外籍员工也可能因为没有工作而导致签证过期。
马斯克收购推特后解雇了80%的员工，大量工人退出工作岗位没有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2024年11月，总统大选前，公司管理层提前做好了应对罢工的准备，工人罢工了，但是代码仍在运行。当下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扩张，难以移动、需要人工维护的数据中心成为新的工人掌握主导权的契机，这些基础设施削弱了公司迁移办公地点、裁减维护的员工。美国的科技工人们不仅要学会利用既有的媒体或工会资源争夺自己的权利，也要在与雇主的斗争和工作条件的变化中学会罢工，并培养广泛的社会关怀意识，希望在不久的未来，他们可以再次为自己而斗争，为社会而斗争。
反思科技工人组织运动的失败
2018年11月1日，谷歌员工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离开工作岗位，抗议公司处理性骚扰指控的方式。图源：Mason Trinca / Getty Images
2022年初，一群推特(Twitter)员工正悄悄尝试在公司内部组建工会。他们以“椋鸟”(Starlings)自称——椋鸟群飞时会同步变换队形，彼此提供安全与温暖。工人们对同事逐一摸排，判断他们对工会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他们逐一开展一对一谈话，同时尽量不引起管理层注意，逐步争取多数人的支持。
随后，埃隆·马斯克收购了推特。第一轮裁员就使公司一半员工离开，其中受到重创的包括信任与安全(Trust and Safety)团队，以及其他有工会组织者工作的团队。推特的员工通讯录下线，办公室也一度暂时关闭。
组织者 JS Tan 和 Clarissa Redwine 合著的新书《反对科技寡头：世界最强大产业中的工人抵抗》(Against Tech Oligarchy: Worker Resistance in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Industry)，便从这场推特工会组织行动写起。Redwine 曾参与 Kickstarter 的工会组建行动，于2022年初加入推特的组织工作;Tan 此前刚刚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参与成功的研究生工会组建行动，几个月后也加入其中。马斯克接管公司时，两人仍在推进组织工作，而收购发生后，他们此前开展的大量工作突然变得难以为继。
Tan 和 Redwine 写道：“公司一半的人已经离开，内部组织也遭到彻底摧毁”，于是“工会承认策略(Recognition Playbook)中最基础的步骤——从绘制工作场所关系图，到开展一对一谈话——突然都变得异常困难。”这场工会组织行动最终夭折。
在参与推特组织行动之前，两位作者已经在科技行业内外开展了多年组织工作。2019年，Tan 还是微软的一名软件工程师。当时他前往哈萨克斯坦，向雪佛龙(Chevron)的员工展示微软的机器学习工具如何应用于油田。就在他身处当地期间，亚马逊员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公司停止为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开发定制工具。而 Tan 当时正在微软从事的，正是类似的工作。
回国后，Tan 匿名撰文讲述了这次经历。《石油就是新的数据》(“Oil Is the New Data”)一文描述了微软如何帮助雪佛龙提高石油产量，也写到雪佛龙员工曾询问能否利用技术监控工人。Tan 在文中写道：“我们知道，他们只是想找到一种管理和管束低工资的哈萨克斯坦劳动力的办法。我们知道，他们想尽可能从每个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劳动。”在《反对科技寡头》一书中，他和 Redwine 补充了原文没有披露的部分：“JS 因发表这篇文章而遭到盘问，最终被迫离开公司。”
Redwine 参与这场运动的经历始于 Kickstarter。到2019年夏天，该公司的工会组织行动陷入停滞，支持率略高于50%。大多数工会组织行动会在发起投票前争取压倒性多数的支持，因为一旦雇主采取反工会措施，工会支持率往往就会下降。Redwine 和另外两名较为公开的组织者遭到解雇;Kickstarter 否认这些解雇与工会组织行动有关。
然而，这些解雇产生了组织者原本担心的相反效果。Tan 和 Redwine 写道：“解雇非但没有扼杀这场运动，反而重新点燃了它。”此前一直犹豫不决的员工开始参加工会会议。2020年2月，Kickstarter 员工以46票赞成、37票反对的结果投票决定组建工会。
此后，Tan 和 Redwine 继续帮助其他科技行业员工采取同一套基本策略：组织起多数员工，争取工会获得承认，再通过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然而，在《反对科技寡头》一书中，他们对这一转向进行了相当深刻的反思。工资、福利和工作保障逐渐取代了对企业究竟在制造什么、开发什么的争论，成为组织行动的优先议题。与此同时，在与管理层正面交锋之前，组织者需要先积累压倒性多数的支持，这使工人失去了通过冲突学习的机会;当他们真正挑战雇主时，也就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雇主不惜代价的全面反击。
Tan 和 Redwine 正在重新审视自己过去曾向工人提出的建议。这本书很大一部分内容正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过去十年科技行业发生了如此多的工人组织行动，最终却没能给劳动者留下多少持久的力量。
科技工人运动
Kickstarter 和推特的工会组织行动，源自一场最初抱负远远超出改善工作条件的科技工人运动。Tan 和 Redwine 都曾是科技工人联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的成员。该组织主张扩大“科技工人”的定义：除了工程师和设计师，也应包括合同工、食堂工作人员、内容审核员和办公室职员。对两位作者而言，这种定义至关重要。他们写道，如果工程师不能与“为他们提供餐食的食堂员工，或负责清理互联网内容的审核员”共同开展斗争，那么“任何对科技资本的挑战都将是不完整的，也很容易遭到瓦解”。
在谷歌，第一场重大斗争围绕 Maven 计划展开。这是一个由美国国防部推动、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无人机影像的项目。该合同在谷歌内部引发了反抗。数千名员工签署联名信反对这项工作，另有数人辞职。谷歌最终表示，将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同年晚些时候，约两万名谷歌员工举行集体离岗抗议，反对公司处理性骚扰问题的方式。
起初，管理层甚至摆出了一副支持这场集体离岗行动的奇怪姿态。组织者 Claire Stapleton 的经理送给她一双 Dr. Martens 马丁靴，以此纪念这次行动。但没过多久，Stapleton 和另一位组织者 Meredith Whittaker 就表示，公司对她们进行了报复，两人最终都离开了谷歌。
围绕员工异议的斗争随后延续到了 Timnit Gebru 身上。她是谷歌伦理人工智能团队的联合负责人。2020年12月，双方因一篇论文发生争议后，Gebru 表示谷歌解雇了她;谷歌则声称，公司接受的是她主动提出的辞职。她的离开引发了公司内部持续数月的抗议。
到那时，科技工人也已经发现，借助媒体曝光来施加压力存在明显局限。Tan 和 Redwine 发现，媒体关注带来的压力“会在最初48小时内急剧达到峰值，随后随着公众注意力转向下一个新闻周期而迅速消失”。公共舆论行动还需要具有辨识度的发言人，这就给管理层提供了“明确的报复目标”。数千人可能会签署一封联名信，或参加一次集体离岗行动，却未必建立起维持长期斗争所需的人际关系。作者写道，这些行动往往由少数人推动，即使组织关系相当浅薄、参与也只是暂时性的，仍然能够“相当有效地”运转。
正是这些经验促使运动转向工会组织。此前的行动能够动员数千名员工，却没有建立起能够承受管理层报复、也能够在媒体关注消退后继续存在的组织。科技工人开始加入国际工会，而这些工会所推荐的标准组织路径——Tan 和 Redwine 将其称为“工会承认策略”(Recognition Playbook)——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建立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委员会，争取多数员工支持，通过雇主自愿承认或在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的选举中获胜来取得工会承认，然后谈判签订第一份集体合同。这种较为缓慢的组织工作，承诺在某场具体斗争结束后，仍能为工人留下持久的组织成果。到2021年，也就是 Kickstarter 员工赢得工会承认的一年后，科技行业已经出现了15个新成立的工会。
Tan 和 Redwine 写道：“此前的运动主要由伦理和社会议题所推动，例如减少排放、取消军事合同;而新的组织策略则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到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工资、医疗保障和工作稳定性。2018年，科技行业有记录的集体行动中，约80%涉及工作场所以外的议题;到2022年，这一比例已经不到五分之一。
Tan 和 Redwine 后来成为美国电气、无线电与机器工人联合会(United Electrical, 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of America，UE)的专职组织者。随着推特工会组织行动不断推进，“椋鸟”团队也加入了 UE。在推特，他们将这套方法付诸实践，帮助组织委员会在低调状态下工作，逐步朝着取得压倒性多数支持的目标迈进。
他们写道：“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正式的工会体系，我们自己对可能性的想象也变得越来越狭窄。”他们“曾经对雄心勃勃的社会和政治诉求充满热情，后来却转向关注那些更容易通过集体合同实现的切身利益议题”。他们逐渐意识到，这套策略还造成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它将冲突推迟到工人积累了足够多的支持、认为自己能够获胜之后。但“经历冲突是建立工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推迟冲突，就会使工人失去那些能够让他们学会“哪些策略能够有效对抗老板，以及当工人发起挑战时老板可能作何反应”的实践时刻。在书的后文中，《纽约时报》科技工会(New York Times Tech Guild)组织者 John Cruickshank 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问题：“行动会培养行动的能力。”
“工会承认策略”所收窄的，不只是运动的行动方式。早期的斗争往往直接针对劳动本身。谷歌员工不愿帮助五角大楼分析无人机影像;亚马逊员工则反对公司帮助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开采更多化石燃料。工会集体合同为组织者提供了具体的斗争目标，但它也往往使工资、福利和工作保障成为组织行动的中心。至于工人究竟应不应该参与制造某一种技术，这类问题就很难纳入这种模式。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将早期运动的抱负，与一种能够迫使雇主认真对待这些诉求的组织形式结合起来。
这本书最有力的分析之一，是讨论科技产业自身的变化如何改变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多年来，科技公司一直激烈争夺技术熟练的员工。一位曾在 Facebook 工作的员工回忆说，Meta“简直像收集宝可梦卡牌一样把我们囤积起来”。如果员工对工作不满意，通常可以跳槽到其他公司，获得更高的薪水。但随着科技公司开始裁员，这种选择变得不再可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工作由合同工承担：到2023年，合同工已经占科技行业就业岗位的近五分之一，是两年前比例的三倍。对于持签证工作的员工来说，被解雇或裁员还意味着另一重风险：他们最终可能失去继续留在这个国家的权利。参与斗争的代价因此变得更高。
学习如何罢工
马斯克接管推特后发生的事情，使工人议价能力的问题变得格外突出。他最终裁掉了推特近80%的员工，造成了 Tan 和 Redwine 所说的“大规模劳动力突然撤出”。但公司仍然继续运转：“代码依然在执行，服务器依然嗡鸣，广告依然在创造收入。”
《纽约时报》科技工会提供了另一个检验案例。2022年，超过600名员工组建了工会，并花费两年多时间谈判第一份集体合同。2024年11月，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报社预计届时网站流量将大幅增加——他们举行了罢工。然而，在罢工开始前的几周，管理层要求员工把平台做到尽可能完善，而工人也帮助做好了相关准备，以确保自己缺席时网站仍能承受运行压力。八天后，罢工结束，网站始终正常运行。
这里的一些障碍并非科技行业所独有。员工流动率高、工作场所分散、管理层拖延、法律程序漫长，以及工人不愿为了自己可能永远享受不到的收益承担风险，这些问题在科技公司之外也十分常见。但科技行业的劳动性质确实有所不同。Tan 和 Redwine 写道，在这个行业的许多领域，“科技工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实现生产自动化，打造即使没有工人在场也能运行的产品、平台和服务……当劳动停止时，代码仍会继续运行。”他们认为，“工人究竟应该如何才能有效罢工，至今仍有待发现”。
人工智能可能进一步削弱部分科技工人的议价能力。它能够将控制权“从工人转移到由雇主掌握的算法系统”，把工人过去那些“难以编码化的隐性知识”提取出来，并嵌入工具本身。管理者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获取存在于工人身上的知识，将其拆分成可复制的环节，从而把对劳动过程的更多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人工智能使这一过程在科技行业呈现出一种特殊形态：一些工人的知识正被技术捕获，而这些工人本身也参与着相关技术的开发。
人工智能也正在改变科技产业的物理地理布局。科技产业从来不是脱离物质基础的：它的软件和平台始终依赖矿山、芯片制造厂、仓库、电网以及庞大的劳动者队伍。但过去，平台公司进入新市场时，通常不需要在每个地方建设大量新的固定基础设施。如今，人工智能建设需要数据中心、芯片、巨量的电力和水资源，以及大量资本。Tan 和 Redwine 写道，这些设施依赖“国家颁发的许可证、对市政供水的使用权、有利的电价，以及地方分区规划的批准”。科技产业正变得“扎根于国家领土，并越来越取决于政治许可”。
这种基础设施扩张也可能创造新的工人力量来源。数据中心无法像软件那样迅速迁移。它们需要从周边地区获得电力和水资源，也需要工人负责建设和维护。人工智能可能让一些科技工人更容易被替代，同时使整个产业更加依赖另一些劳动者。
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也使科技公司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人工智能热潮使一些过去将自己描述为基本独立于政府的公司，越来越依赖能源政策、行政许可、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支持。2025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与 Sam Altman、Larry Ellison 和 Masayoshi Son 同台，宣布启动“星际之门”(Stargate)计划。这是一项计划投资最高达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Tan 和 Redwine 所说的“科技寡头”，指的是一个日益在政治上采取共同行动的经济精英群体，其企业权力与国家权力深度交织。工人开始以工人的身份认识自身，而他们的老板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意识到，自己同样构成一个阶级。
在《反对科技寡头》一书的结尾，Tan 和 Redwine 已经与自己曾经倡导的“工会承认策略”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他们希望重新找回运动早期的一些抱负：当时，工人会追问，自己为什么要参与制造军事技术、移民执法软件，或是他们认为会加剧气候变化的工具。这本书最后一部分名为“一个邀请”(“An Invitation”)，这个标题恰好概括了全书的精神：作者试图为其他工人留下自己走过的道路，包括其中走错的弯路，以便后来者能够走得更远。
科技工人也无法仅凭自身力量约束掌控整个产业的阶级。人工智能在物质基础设施层面的扩张，尤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科技产业正日益把程序员与其他劳动者联系起来：这些劳动者建设数据中心、制造芯片、维护服务器、供应电力，并建造科技经济始终依赖的基础设施。如果今天科技产业的力量越来越明确地通过基础设施和国家权力运作，那么，弄清科技工人如何在工作场所行使力量，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如何让这种力量与所有其他参与同一系统运转的劳动者的力量结合起来，则是另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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