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经济处于十字路口。美国总统特朗普玩弄政治把戏的同时，一个重要事实浮出水面：用专利律师亚历山大·乔治斯的话说，知识产权权利和关税之间存在“意想不到的冲突”。
在当今全球贸易环境下，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之后，维护和管理知识产权变得日益复杂。旨在保护国内产业的关税给企业管理知识产权资产带来新的挑战。由此导致的成本上升、合作破裂和侵权风险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削弱美国的内在价值和战略经济主导地位。
4月19日，人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门前参加抗议活动。（新华社）
这种情况揭示一个基本现实：尽管知识产权和企业品牌在传统上构成西方经济实力的基石，但创造这种财富的商品的实际生产却发生在战略政策讨论中往往被边缘化的国家。
从在中国和墨西哥组装的苹果手机，到在南非生产的福特汽车，现代商业的有形引擎不仅存在于西方的董事会，还存在于全球南方各地的工厂。曾经被视为资本为追求廉价劳动力而推动的战略迁移现在表明，经济力量不再局限于西方。
全球资本所有权和生产之间的日益脱节得到认真的审视，尤其鉴于地缘政治矛盾正在重塑国际贸易。中国的崛起以工业务实为特征，而非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自由市场正统。这迫使人们进行一场至关重要的重新评估：由外包劳动力和分散供应链支持的知识产权失去其神圣性。
在不断升级的关税战中，津巴布韦和南非这类国家被边缘化——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仍然受制于并非由它们设计或控制的经济体系。这突出表明现有全球秩序往往不利于为其提供物质基础的国家。
中国模式揭示西方对生产要素外包的依赖如何侵蚀其工业基础，削弱其经济叙事，这套叙事仍然固守品牌和专利等无形资产的首要地位。这种模式把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边缘化，掩盖了财富依赖的物质基础。
说到底，现行的全球资本主义规则旨在保护脱离生产的所有权；在世界向多极化工业力量的转变过程中，这些规则存在结构性缺陷，越来越失去效力。这些矛盾揭示一个建立在不稳定前提下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法律拟制掩盖了经济依赖和物质不平等。
某种产品被认为是“美国”的，因为它在加利福尼亚州构思，尽管它是在中国、墨西哥或南非生产。这种观念凸显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模型在西方经济体中尤其占据主导地位，它把无形的事物（品牌、软件、专利）置于使产品真实存在的有形事物（劳动、机械、物流）之上。
然而，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价值。例如，基于苹果公司广泛的知识产权体系，苹果手机在美国受法律保护，但其生产几乎完全依赖富士康等亚洲工厂。
中国明白，所有权不仅仅关乎合法注册，还关乎对生产的控制。中国的贸易信条体现一个原则：“你不拥有任何东西，直到你把它生产出来。”这意味着中国重新定义价值链，使得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外部经济隶属地位不复存在。
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公司把自己的蓝图带到中国时，以为自己的权利将完整无损。然而，中国的经济实践优先考虑有形的东西，即生产优先于物流，然后才考虑品牌忠诚度。这种务实做法是形成中国经济实力和韧性的基础。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发起的关税战——乔·拜登执政期间还在继续，如今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仍在进行——从来都不只是为恢复国内就业或维护经济主权。这些披着国家利益和工业复兴外衣的政策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当代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依赖外部化的劳动力、离岸制造业和全球四分五裂的供应链。通过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美国含蓄地承认自己的脆弱性，即在纺织品、电子产品和关键矿产等重要部门缺乏内部生产能力。
这些行动非但没有重申实力，反而暴露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核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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