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领导权理论视角下秘鲁左翼政治困境研究——以佩德罗·卡斯蒂略政府为例
猫的新衣
原编者按：
近一两年来，拉丁美洲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右翼回归，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国，皆经历了极右候选人的回归。而特朗普的「唐罗主义」更是加固了这一局面。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粉红浪潮的退潮之结果——乘着经济相对繁荣与反新自由主义的顺风，智利、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与委内瑞拉，皆曾有过自己左翼的政府。而当前右翼的回归，事实上证明了这一路线的脆弱，而今天所更新的文章，正是以葛兰西的理论出发，分析了粉红浪潮之中退潮最快的一个政府，即2022年的秘鲁政府。
文章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政治学案例——而这个案例对于当前正在议会场上搏杀的各国左翼来说，毫无疑问是有参考价值的。而另一方面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在政治学经验研究之中的一个颇有价值的尝试。我们可以在这篇文章以及日后的研究与探索之中思考，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之中的哪些理论，可以被改造成政治学经验研究的工具。
当然，作者的分析或许还可以在一个方向上得到补充。菲斯吉拉德尝借笔下角色之口，劝我们不要去苛责那些缺乏条件的人。而我们在分析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之失败的时候，不可忽视这篇大陆所面对的苛刻的外部条件。一方面是美国直接的军事压力——这种军事压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只是今年来就在委内瑞拉与古巴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是一种更加残酷的压力，即通过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组织对于这些国家温水煮青蛙。
当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都背着沉重债务之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几乎是国家存在的生命线，而这时只要以贷款相携要求其放弃左翼政策，那么拉丁美洲国家几乎束手无策。拉丁美洲的左翼之中，不论是古巴这样的采用暴力革命策略的革命者;还是像阿联德这样将民主革命走到极限的政治家，面对的终归不是异国的资本主义秩序，而是整个的世界体系。
摘要
2021年7月，秘鲁乡村教师佩德罗·卡斯蒂略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成为拉美第二轮“粉红色浪潮”的重要一员。然而，这场左翼执政仅维持十八个月便轰然倒塌。本文以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案例过程追踪法，对卡斯蒂略政府的失败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卡斯蒂略的失败源于其在三个维度上的系统性缺失：组织维度上，他与提名自己的政党关系紧张，内阁频繁更迭，政党作为“现代君主”的功能彻底失落;意识形态维度上，他未能有效应对右翼在市民社会发起的“反共主义”话语围剿，其话语从激进转向摇摆，既未赢得中产阶级信任，也疏离了后物质主义诉求群体;联盟维度上，他依靠“反藤森主义”这一消极共识上台，却未能将其转化为积极的“历史性集团”。卡斯蒂略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失败，而是“非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失败——它证明：脱离政党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联盟构建的左翼力量，无法在市民社会的“阵地战”中存活。这一案例的核心启示在于：选举胜利不等于领导权构建，反建制情绪不等于建设性力量;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左翼而言，只有回到葛兰西的洞见，即在市民社会中争取“同意”、在长期建设中积蓄力量，才能将选举胜利转化为稳固的执政根基。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21年7月28日，秘鲁乡村教师佩德罗·卡斯蒂略在国会宣誓就职总统。此前六年秘鲁已更换五位总统，腐败丑闻频发，新冠肺炎疫情更将这个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推入深渊。卡斯蒂略的胜选被普遍解读为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的惩罚性投票，他承诺建设一个“富裕国家不再有穷人”的更公平秘鲁。
然而，这场左翼执政仅维持十八个月。执政期间，卡斯蒂略五次更换内阁，部长更换超过60次;两次遭遇弹劾，最终于2022年12月7日因试图解散国会而遭罢免并逮捕，后被判处11年零5个月监禁。秘鲁政治学家将他的政府形容为“彻头彻尾的灾难”。
卡斯蒂略的胜选是拉美第二轮“粉红色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期左翼力量在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巴西等国相继上台，形成近九成拉美人口处于左翼统治之下的罕见格局。
当智利博里奇政府推进制宪改革、哥伦比亚佩特罗政府推动能源转型之时，秘鲁左翼却在尚未站稳脚跟之际便溃不成军。这种反差迫使我们追问：同样是左翼执政，为何秘鲁的结局如此不同?
(二)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提供了多角度解释。制度缺陷论强调秘鲁“府院失衡”、政党碎片化的结构性制约。政策失误论指出卡斯蒂略激进主张引发市场恐慌，执政后政策摇摆导致进退失据。
个人能力论则聚焦其缺乏政治经验、内阁频繁改组等执政乱象。 这些解释各有洞见，却却难以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拉美第二轮“粉红色浪潮”中，同样是左翼执政，为何智利博里奇政府能够推进制宪改革、哥伦比亚佩特罗政府能够构建广泛的社会联盟，而秘鲁卡斯蒂略政府却在十八个月内溃不成军?这一反差提示我们，制度、政策、个人能力之外，还有更根本的维度被忽略了，即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问题。 葛兰西思想在拉美有着深厚的传播史。阿根廷凭借与意大利的文化亲缘性，率先完成《狱中札记》的西语翻译与系统传播，形成颇具影响力的“阿根廷葛兰西派”，围绕培养批判精神、构建民族-民众主体、争夺文化领导权三大维度展开实践。
在第二轮“粉红色浪潮”中，拉美左翼呈现出鲜明的分化特征。智利博里奇政府通过制宪改革回应社会运动诉求，尝试将反不平等的社会能量转化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共识;哥伦比亚佩特罗政府则与社会运动保持密切互动，其竞选纲领涵盖了女权主义、能源转型、原住民权利等后物质主义议题，构建了相对广泛的社会联盟。
秘鲁政治的结构性困境早有定论：政党制度碎片化，自2016年以来六年更换五位总统;社会深度分裂，20%高收入群体占据50%财富，原住民贫困率在疫情期间飙升至32.4%;“反藤森主义”虽成政治认同，却以消极共识为主，难以转化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针对卡斯蒂略政府的研究多集中于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张全详细记录了其胜选背景与执政初期的内阁争夺。洪朝伟追踪了其支持率持续下跌的民意轨迹。 Milagro Taipe-Rivas的研究填补了意识形态维度的重要空白，揭示了右翼如何利用“反共主义”话语将卡斯蒂略建构为“共产主义者”，如何将委内瑞拉移民塑造为“左翼灾难的活证据”。
(三)核心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引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试图穿透秘鲁左翼失败的表面现象，直抵其意识形态与联盟构建的深层困境。核心研究问题是：“从葛兰西领导权理论视角看，佩德罗·卡斯蒂略政府为何在短短十八个月内迅速丧失执政领导权?其失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组织、意识形态、联盟三个维度上的系统性缺失?”
本研究采用案例过程追踪法，对卡斯蒂略执政期(2021年7月至2022年12月)进行深度剖析。数据来源包括：秘鲁国家统计和信息局的经济社会数据;益普索等民调机构的支持率追踪数据;BBC、TRT、秘鲁商报等媒体的新闻报道;Taipe-Rivas的推特话语分析成果;卡斯蒂略竞选纲领、政府文件及公开演讲。
(四)论文结构与研究意义
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阐释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核心概念。第二章梳理秘鲁左翼的历史遗产与现实困境。第三章追踪卡斯蒂略政府在组织、意识形态、联盟三个维度上的失败过程。第四章进行理论反思。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以秘鲁案例检验葛兰西领导权理论，揭示了“消极共识型胜选”的内在困境——依靠反对某人的选票上台，却难以将这种反对能量转化为积极的建设性领导权。现实意义在于：卡斯蒂略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失败，而是“非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失败。它证明：脱离政党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联盟构建的左翼力量，无法在市民社会的“阵地战”中存活。
一、分析框架：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三个核心维度
(一)作为“现代君主”的政党
在葛兰西的理论体系中，政党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他借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概念，将现代政党喻为“现代君主”，即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有机组织，承担着整合社会力量、培养有机知识分子、构建集体意志的历史使命。
政党的首要功能是培养“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系统的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政党将分散的积极分子锻造为能够联系群众、引导斗争的领导力量。同时，政党也是“集体知识分子”的载体，协调不同领域的斗争，确保意识形态传播的一致性。但葛兰西同时发出了一个至今仍有警示意涵的警告：“党的官僚派是最危险的、毫无生气的保守的力量”，假使它变成一个独立于群众的集团，党就会在危机中“失掉自己的社会内容，就像一个空空的外壳”。
对本文而言，这一警示直指卡斯蒂略与自由秘鲁党的关系。自由秘鲁党是否发挥了“现代君主”的功能，卡斯蒂略是依靠政党执政还是与政党保持距离，他的内阁频繁更迭是否意味着政党作为组织核心的失落，这些问题构成了理解其失败的组织维度起点。
(二)作为战场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维度
葛兰西对国家的独特理解在于，他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补充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统治论。他将国家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政治社会”，即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机构;二是“市民社会”，即学校、教会、媒体、工会等民间组织。真正稳固的统治必然是“强制”与“同意”的结合——政治社会依托暴力，市民社会则通过传播统治阶级的价值观，赢得被统治者的自愿认同。用葛兰西的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基于这一区分，葛兰西认为在西方，市民社会已发展为复杂的防御体系，能够抵御直接经济危机的冲击。即使国家被动摇，市民社会这座“堡垒”仍会出面维护既有秩序。由此引出“阵地战”战略：革命力量不能指望直接冲击国家的“运动战”，而必须在市民社会的各阵地上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博弈。葛兰西用军事术语描述这一过程：“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体系”，猛烈的炮火往往只能摧毁外层防线。
对秘鲁案例而言，这意味着卡斯蒂略的失败不能只看国会斗争，更要看他在媒体、社交媒体、日常话语这些“阵地”上是否赢得了“同意”。右翼如何利用“反共主义”话语构筑堑壕，左翼为何未能有效组织反击，这些问题构成了理解其失败的意识形态维度核心。
(三)作为目标的“历史性集团”：联盟维度
在领导权争夺中，知识分子扮演着关键角色。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突破了传统的智力劳动标准——“一切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
关键在于知识分子与其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有机”联系。 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区分为两类：“传统知识分子”自认为独立于阶级之外，与旧社会集团保持联系，常为维护既有秩序服务;而“有机知识分子”则与新兴阶级紧密相连，他们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更深入群众开展教化工作，将阶级意识转化为民众可理解的一般性知识。只有当知识分子将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观点一致的原则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历史集团。
所谓“历史性集团”，是指跨越阶级、地域、职业界限，基于共同意识形态形成的集体意志共同体。它的构建不能仅靠物质利益的分配，而必须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领导权。这正是领导权构建的最终目标。
对卡斯蒂略政府而言，这意味着他能否超越“反藤森主义”这一消极共识，构建起包括农民、教师、城市中产、进步运动在内的积极联盟。他的顾问团队中是否存在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与女权、性少数群体的关系是否意味着历史性集团的构建从一开始就存在裂缝。
(四)总结
上述三个维度构成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在组织维度，我们关注政党作为“现代君主”的功能是否发挥;在意识形态维度，我们关注市民社会中的“阵地战”是否取胜;在联盟维度，我们关注“历史性集团”是否形成。这三个维度将贯穿后续分析，成为理解卡斯蒂略政府失败的基本标尺。
二、秘鲁左翼的历史与现实：从马里亚特吉到卡斯蒂略
(一)秘鲁左翼的思想遗产
要理解卡斯蒂略政府的失败，有必要回溯秘鲁左翼的思想传统。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是秘鲁乃至拉美最具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秘鲁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与印第安问题相结合，挖掘印加文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依靠革命力量实现转化和重建。马里亚特吉强调，秘鲁社会主义不能照搬欧洲模式，而必须立足于本国现实。
马里亚特吉的思想遗产与葛兰西有着深刻的理论亲缘性。两者都反对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意识形态和主体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都重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都致力于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马里亚特吉的遗产在秘鲁左翼中并未得到充分继承。秘鲁左翼长期面临城市知识分子与草根运动脱节的问题，城市左翼知识分子多局限于学术圈的理论探讨，缺乏对农村、原住民群体的深入了解;而草根运动领袖又往往缺乏系统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难以将分散的群众诉求整合为统一的思想体系。这种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状态，为卡斯蒂略政府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二)秘鲁政治的结构性困境
如果说思想遗产的断裂是历史层面的制约，那么秘鲁政治的结构性困境则是现实层面的围城。首先秘鲁的政党制度存在碎片化与低制度化。自2016年以来，到2026年2月，秘鲁十年内更换了七位总统。国会中政党林立，缺乏稳定的多数联盟。卡斯蒂略所在的自由秘鲁党在130个议席中仅占37席，这种弱势地位使其施政从一开始就面临巨大挑战。有观点认为，“卡斯蒂略能否成功取决于他能否在如此分裂的国会中达成协议。”其次，社会结构的深度分裂。秘鲁是拉美社会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前20%的高收入群体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比重达50%，而20%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不足6%。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不平等，原住民中的贫困人口比重从2019年的20%飙升至2020年的32.4%。
这种深刻的阶层与族群分裂，为构建跨阶层“历史性集团”制造了天然障碍。最后，自上世纪90年代阿尔韦托·藤森的独裁统治以来，“反藤森主义”成为秘鲁政治中强大的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有其内在局限，如果选民继续投票反对某人而不是支持某个候选人，那么他们建立的“代表权”选举纽带就会在被反对的政治家在选举中落败之时终结。库琴斯基、比斯卡拉和卡斯蒂略都曾获得反藤森主义的选举支持，但反藤森主义很快就抛弃了他们。
(三)卡斯蒂略的崛起
佩德罗·卡斯蒂略1969年出生于卡哈马卡省乔塔镇，在家中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父母都是文盲农民。他早年当过教师，2017年领导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教师罢工，从此走上政治舞台。2021年，他以自由秘鲁党候选人身份参选总统，最终在第二轮以50.12%的得票率优势击败藤森庆子。
卡斯蒂略的胜选有多重原因：传统政治的衰落、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反藤森主义的动员、以及他本人的草根身份和反建制话语。他戴着标志性的宽边帽，以乡村教师形象出现，他的名言“No más pobres en un país de ricos(在一个富裕的国家里不再有穷人)”更引人关注并引发讨论。然而，这场胜利的性质值得深思。卡斯蒂略并非出身于共产主义背景。自由秘鲁党将卡斯蒂略的运动定位为“农村左翼”，以区别于以维罗妮卡·门多萨为代表的“城市左翼”。卡斯蒂略本人则以其“罗恩德罗”身份为荣与城市左翼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去甚远。
然而，这种以身份象征而非意识形态动员为基础的胜选，恰恰暴露了其脆弱性。从葛兰西的视角看，卡斯蒂略的胜选是一场缺乏“阵地战”根基的“运动战”突袭。他利用旧政权的危机和民众的愤怒情绪一举获胜，但并未在市民社会的各阵地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和组织建设。这为后来的执政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领导权构建的失败：卡斯蒂略政府的过程追踪
(一)组织的缺位
卡斯蒂略执政期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与提名他的政党关系紧张。自由秘鲁党由弗拉基米尔·塞隆领导，塞隆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前省长，曾因腐败罪被定罪，被认为持有激进的左翼观点。竞选期间，藤森庆子攻击卡斯蒂略是受塞隆摆布的人。自选举以来，卡斯蒂略释放出转向温和的信号，否认计划进行国有化，与塞隆的激进立场渐行渐远。
选举结束后不久，塞隆的兄弟瓦尔德马尔·塞隆警告卡斯蒂略：“他离开党的那一天，他的垮台就开始了”，以及卡斯蒂略的妻子莉莉娅·帕雷德斯则公开表示：“弗拉基米尔·塞隆可能有某些理想;我的丈夫则有其他理想”。这种公开的分歧削弱了政府的凝聚力。卡斯蒂略执政仅十六个月，就五次更换内阁，部长更换超过60次，其中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多个关键部门和领域。政治分析师指出，“上任三个月后，很明显他是一位无能的总统，而且有非常强烈的腐败倾向”。
从葛兰西的视角看，卡斯蒂略政府的组织缺失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政党作为“现代君主”的功能彻底失落。卡斯蒂略与自由秘鲁党保持距离，未能将政党作为整合社会力量、培养有机知识分子的核心工具。其二，内阁频繁更迭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政府内部陷入瘫痪。其三，没有形成稳定的“有机知识分子”团队。卡斯蒂略的顾问和技术人员来自不同派系，既有城市左翼知识分子，也有塞隆的激进派，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指导。这种组织上的碎片化，使卡斯蒂略无法在市民社会各阵地开展系统性的“阵地战”。政党这一“现代君主”的空心化，是领导权构建失败的组织根源。
(二)意识形态战场的溃败
如果说组织缺位是内部问题，那么意识形态战场的溃败则是外部围剿与内部失守的双重结果。卡斯蒂略执政期间，右翼在市民社会发起了猛烈的意识形态围剿。
这种围剿的核心机制是“反共主义”话语的运作。在2021年大选期间，右翼将卡斯蒂略建构为“共产主义者”，将他与古巴和委内瑞拉联系在一起。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知名人士断言，卡斯蒂略将把秘鲁推向共产主义，该国可能会遭受与古巴和委内瑞拉同样的命运。
尤为关键的是，右翼利用委内瑞拉移民作为“活证据”。秘鲁有约130万委内瑞拉移民，右翼利用这些移民的经历作为“左翼灾难的活证据”，警告秘鲁人如果选择卡斯蒂略将重蹈委内瑞拉覆辙。有研究对这一时期推特话语的分析显示，秘鲁用户将委内瑞拉移民建构为“受害者”和“证据”，将移民的苦难归因于“共产主义”，从而强化了对卡斯蒂略的排斥。
这种话语策略成功地将左翼与“灾难”绑定，在市民社会中制造了对卡斯蒂略的恐惧。 传统媒体也参与了这场意识形态围剿。秘鲁主流媒体普遍持右翼立场，对卡斯蒂略政府进行持续负面报道。2021年8月，约2000人在利马市中心举行抗议卡斯蒂略政府的示威活动，要求国会启动弹劾程序;并且同期民调显示，41%的秘鲁民众对卡斯蒂略执政表示不满，76%反对内阁首席部长，57%认为内阁“无法领导”国家。
卡斯蒂略自身的话语困境加剧了意识形态溃败。竞选期间，他主张对矿业、石油、水电和通信等领域实行国有化，“考虑让国家拿走70%的利润”。执政后，他软化激进立场，避谈国有化，任命在商界和金融界备受尊敬的胡里奥·贝拉尔德继续担任央行行长。这种政策摇摆既未能赢得中产阶级信任，也导致左翼支持者失望。社会心理学家查帕罗指出，“左派不会采取极端措施，因为他们既没有得到国会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而且这些措施甚至不是卡斯蒂略的信念”。
后物质主义诉求的忽视进一步削弱了左翼联盟的广度。比较研究显示，卡斯蒂略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呈现“混合型”特征——与农民、教师等物质性诉求群体合作，却与女权、性少数等后物质主义诉求群体关系紧张。卡斯蒂略的竞选纲领未涉及女权、性少数权益等议题，这使他失去了城市进步群体的支持。
从葛兰西的视角看，卡斯蒂略在意识形态战场上的溃败是“阵地战”失败的典型案例。右翼在市民社会的各阵地——媒体、社交媒体、日常话语——发起了系统的意识形态围剿，而左翼未能有效组织反击。卡斯蒂略的话语从激进转向摇摆，既未形成系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也未能在市民社会中赢得“自愿同意”。他在意识形态战场上的失败，使领导权构建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三)联盟的瓦解
卡斯蒂略执政期间未能构建葛兰西意义上的“历史性集团”。他的支持基础呈现碎片化特征，缺乏跨阶层的集体意志。与农民、教师的合作具有局限性。卡斯蒂略凭借教师罢工起家，在农村地区获得高支持率——在以采矿业为主的省份，他获得了90%以上的选票。但这种支持主要基于物质性利益分配，缺乏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当政府无法兑现承诺时，这种支持迅速流失。
“反藤森主义”作为消极共识的局限更为根本。卡斯蒂略的胜选主要依靠反藤森选票，而非对左翼的积极认同。在第二轮投票中，女权、性少数等群体之所以支持卡斯蒂略，是因为“反藤森主义”的考量而非对其政策的认同。正如一份声明所言：“没有女权主义者是藤森主义者”。
但这种消极共识无法转化为积极的“历史性集团”。一旦选举结束，反藤森主义消散，卡斯蒂略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民意支持率的持续下跌印证了联盟的瓦解。洪朝伟追踪了卡斯蒂略执政期间的支持率变化：2022年6月，2/3的民众认为秘鲁经济在倒退，这是31年以来的最高比重;卡斯蒂略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反对率飙升。益普索调查显示，2022年底，65%的民众认为卡斯蒂略卷入腐败案件。
与国会中其他左翼力量的疏离进一步削弱了联盟基础。卡斯蒂略与维罗妮卡·门多萨领导的“团结秘鲁”党关系微妙。“团结秘鲁”被视为左翼力量，但与塞隆的极端派别相去甚远，且与城市进步群体联系更紧密。卡斯蒂略虽然可能通过接触门多萨扩大议会支持基础，但始终未能建立稳固的左翼联盟。从葛兰西的视角看，历史性集团的构建需要超越狭隘的物质利益分配，形成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集体意志。卡斯蒂略政府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他的支持基础分散且不稳定，既未整合农民与城市工人，也未吸纳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最终在政治危机中迅速瓦解。联盟维度的失败，使领导权构建失去了社会根基。
(四)制度的围剿：从弹劾到垮台
上述三个维度的失败最终汇聚为制度的围剿。2022年12月7日的政变未遂，是“运动战”与“阵地战”双重失败的象征。 这一事件的完整过程可从报道中还原。2022年12月1日，秘鲁国会通过了对卡斯蒂略的第三次弹劾动议。12月7日上午，卡斯蒂略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解散国会、成立特别紧急政府、启动新宪法起草工作，并命令司法系统各部门重组。然而，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随即发表声明，宣布不会配合政变，并表示卡斯蒂略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秩序。国会全体会议经辩论和投票，以101票赞成、6票反对、10票弃权宣布卡斯蒂略职位空缺。当日下午，卡斯蒂略与家人前往墨西哥大使馆途中被捕。总检察长办公室以叛乱罪和阴谋叛乱罪展开调查。
2025年11月，秘鲁司法部门以阴谋叛乱罪判处卡斯蒂略11年零5个月监禁。从葛兰西的视角看，卡斯蒂略的垮台是“运动战”与“阵地战”双重失败的结果。因为他从未在市民社会的各阵地上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在媒体、教育、工会、地方社会组织等关键领域，左翼的力量渗透几乎为零，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文化领导权基础。换言之，他缺乏进行任何有效政治进攻所需的“阵地战”根基。
正是由于这种根基的缺失，当他面临危机、试图以解散国会这一“运动战”方式强行破局时，注定无法获得军队、警察、媒体和公众的支持。这并非一次有准备的、建立在广泛民意基础上的政治进攻，而是一场孤注一掷的绝望赌博。 葛兰西在分析政治斗争时曾指出，当一方在正面战场上失败后，斗争会转入更复杂的形式：“战败了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并且解散了，但是斗争却在政治的基础上并以军事‘准备’的形式继续下去。”这意味着，真正的政治变革不能寄望于一次性的“运动战”突袭，而必须在市民社会中进行长期的、耐心的“阵地战”准备。卡斯蒂略的悲剧正在于此：他试图在毫无阵地准备的情况下发动运动战，而当这场运动战失败后，他所代表的左翼力量甚至无力转入葛兰西所说的那种“以政治为基础的地下斗争”，因为他们从未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基础和组织网络。结果是彻底的溃散，而非有组织的撤退或转入地下。
四、理论反思：秘鲁案例对葛兰西理论的检验
(一)从“有机左翼”到“无根民粹”：卡斯蒂略的身份定位
如前文所说，卡斯蒂略的自我认同核心是：“罗恩德罗”(roundero)，这一身份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在卡哈马卡创建的农民巡逻队组织。农民巡逻队诞生于1976年12月29日，地点正是卡斯蒂略的家乡卡哈马卡省乔塔县，最初是为了应对农村地区猖獗的牲畜盗窃而自发成立的民间自卫组织。
到了80年代，在秘鲁武装冲突期间，这些农民巡逻队在对抗“光辉道路”游击队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成为国家反叛乱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光辉道路”游击队正是秘鲁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身份具有双重政治意涵。一方面，它赋予卡斯蒂略深厚的草根合法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农民巡逻队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形式，是农村居民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自主组织起来的范例”。这种“地方性自治传统”使他在安第斯和原住民社区中获得了天然的认同。
另一方面，这一身份也意味着与城市左翼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存在结构性距离，甚至是对立的，农民巡逻队的历史使命是“对抗游击队的暴力”，而非“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其组织形式是“社区自卫”，而非“阶级动员”。
与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的对比，更能凸显这一身份定位的局限。根据莱昂尼达斯·奥伊科诺马基斯和弗兰·埃斯皮诺萨的研究，MAS的起源同样具有草根性，它诞生于查帕雷地区古柯农(cocaleros)的工会运动，与卡斯蒂略的农民巡逻队身份相似。 然而，两者的发展轨迹却截然不同。MAS在1995年创立时，就确立了“政治工具”(instrumento político)的战略定位。即它不是要取代社会运动，而是要将社会运动的力量系统性地转化为政治权力。
更重要的是，MAS在成长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矿业工会的骨干力量，这些“带着工会传统和战斗经验的矿工”为运动注入了系统的组织化意识和意识形态训练。反观卡斯蒂略，“罗恩德罗”身份始终停留在“地方性自治”层面，未能完成从“自卫组织”到“政治力量”的转型。他在2002年曾以秘鲁可能党候选人身份竞选地方市长，但当时仅获得104票。 这种政治经验的匮乏，与MAS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从工会领袖到议会党团主席、再到总统候选人的完整政治履历形成鲜明对比。MAS的成功恰恰在于它成功地将社会运动的草根合法性与政党的组织化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社会运动和政党紧密的结构”。
而卡斯蒂略始终未能建立这种结构，他保留的是“罗恩德罗”的身份象征，却失去了“罗恩德罗”的组织内核。因此，与其将卡斯蒂略视为“有机左翼”，不如将其定位为“无根民粹”，一类利用旧政权危机和民众愤怒情绪赢得选举，但缺乏组织根基、意识形态能力和联盟构建策略的政治力量。他的“罗恩德罗”身份本可以成为构建有机联系的基础，但由于未能完成从“草根身份”到“政治组织”的转型，这一身份最终只停留在象征层面，未能转化为稳固的领导权根基。
(二)从“消极共识”到“积极认同”：反藤森主义的双重性与转化困境
根据皮耶琳娜·皮吉·贝尔的分析，反藤森主义是秘鲁政治中最稳定的“负面身份认同”(identidad negativa)，约三分之一的选民长期持这一立场。 这一认同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真实的政治力量，反藤森主义多次成功地将藤森庆子挡在总统府外。但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消极共识”：它告诉选民反对什么，却没有告诉他们支持什么;它能凝聚反对的力量，却无法提供建设性的方向。正如卡洛斯·梅伦德斯所言：“反藤森主义造成了政治代表性问题。如果秘鲁人继续投票反对某人而不是支持某个候选人，那么他们建立的‘代表权’选举纽带就会在被反对的政治家在选举中落败之时终结。”
卡斯蒂略正是这种消极共识的典型受益者与最终受害者。受益之处在于，没有反藤森主义，他不可能逆转取胜;受害之处在于，一旦选举结束、藤森庆子落败，反藤森主义这一“反对的黏合剂”便迅速失效，他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因为他从未建立起超越“反对”的积极认同。
这种消极共识的内在局限，恰恰印证了葛兰西的洞见：真正稳固的领导权不能建立在“反对谁”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赞成什么”的自愿同意之上;需要将分散的否定性情绪，转化为系统的肯定性世界观。
与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的对比，进一步凸显了这一转化困境的症结所在。奥伊科诺马基斯和埃斯皮诺萨的研究显示，MAS在崛起过程中同样面对“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共识，在2000年至2005年玻利维亚的“水战争”和“天然气战争”中，民众的愤怒同样是“反对私有化”“反对精英”的否定性情绪。但MAS成功地将这种消极共识转化为积极的“民族-民众”认同。关键在于，MAS通过系统的组织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将反对私有化的具体诉求上升为国家资源属于人民的普遍原则，并通过参与地方政府、培养有机知识分子、构建跨阶层联盟等方式，将这一原则制度化、常态化。
哥伦比亚的佩特罗则展现了另一种路径。他领导的“历史公约联盟”是一个涵盖60多个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广泛阵线，从代表原住民、非洲裔群体的组织，到妇女、环保主义者，都被纳入其中。 这个联盟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选举前的权宜联合，而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逐步构建起来的。佩特罗本人从“四·一九运动”的游击队战士，转型为议员、波哥大市长，再到两度参选总统，其漫长的政治生涯本身就是不断构建联盟、培养干部的过程。他的竞选搭档弗朗西亚·马尔克斯，一位黑人女权环保领袖，恰恰是其联盟多元性和“有机性”的最佳证明。
这种深植于社会多元群体的组织网络，为佩特罗提供了超越其个人魅力的社会支撑。 智利博里奇政府则更加旗帜鲜明，通过“意识形态构建”将消极共识转化为积极认同。博里奇“埋葬新自由主义”这一口号精准抓住了智利社会的核心矛盾，并且将自己的主张具体化为修宪、改革养老金和医疗体系、关注女性权益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政策议程， 成功地将军政府时代遗留的经济不满，转化为对一套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积极追求。这种意识形态构建，将分散的抗议能量凝聚成了系统的改革共识。
反观秘鲁，反藤森主义始终停留在选举动员层面，未能转化为日常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建设。它是一场“五年一次”的狂欢，而不是“每一天”的渗透。卡斯蒂略的失败，正是这种“只反对不建设”的政治逻辑的必然结局。
(三)葛兰西理论在边缘资本主义国家的适用性思考
葛兰西的理论基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其在秘鲁这样的边缘资本主义国家的适用性需要审慎思考。有学者指出，葛兰西曾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和“边缘资本主义”的概念，并明确将后一概念用于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
这一概念对理解拉美具有启发意义。拉美国家与西欧的差异，不仅是发展程度的差异，更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异。 秘鲁处于一种“半市民社会”状态：市民社会有一定发育，但远未达到西欧国家的水平。根据巴勃罗·皮索尔诺的分析，拉美国家的特殊性在于“政治对社会的巨大塑造作用”。在这里，不是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政党，而是政党(或国家)在危机中“构成”了社会运动的主体。 这正是胡安·卡洛斯·波坦铁罗所说的“拉美式偏差”：工人阶级的政治形成往往不是通过自主的阶级动员，而是通过民众主义运动自上而下的整合。
在这种条件下，“阵地战”策略面临特殊困难，既缺乏成熟的“阵地”可供争夺，也缺乏稳固的“堡垒”需要攻破。卡斯蒂略试图在市民社会中赢得“同意”，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支离破碎的舆论场、党派林立的国会和深度分裂的社会。他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正是“半市民社会”中左翼执政困境的缩影：没有成熟的社会组织作为依托，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没有稳定的阶级联盟作为支撑，任何选举胜利都难以转化为稳固的执政基础。
玻利维亚的经验却表明，这种困境并非不可逾越。玻利维亚同样属于“边缘资本主义”国家，其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甚至可能不如秘鲁。但MAS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阵地战”建设，关键在于它成功地将社会运动的力量纳入国家机器，同时保持与基层的有机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阵地战”建设。智利和哥伦比亚的案例则展现了不同的转化路径：智利博里奇政府通过“埋葬新自由主义”这一清晰的意识形态构建，将抗议能量转化为系统的改革共识;哥伦比亚佩特罗则通过广泛的联盟构建，将原住民、非洲裔、环保主义者等多元群体整合为稳固的政治同盟。三国经验共同表明，即使在“半市民社会”条件下，只要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转化路径：无论是组织建设、意识形态构建还是联盟构建，左翼力量仍有可能将选举胜利转化为稳固的执政根基。
这些观察表明，葛兰西理论在边缘资本主义国家的运用需要结合具体国情。一方面，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模式，忽视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弃“阵地战”的基本洞见，即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政治力量，都需要在市民社会中争取“同意”，都需要进行长期的组织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卡斯蒂略的失败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五、结论
(一)研究的主要发现
本文以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为框架，对佩德罗·卡斯蒂略政府的失败进行了过程追踪分析。研究发现，卡斯蒂略的迅速垮台是组织、意识形态、联盟三个维度系统性缺失的集中爆发。组织维度上，卡斯蒂略与提名他的自由秘鲁党关系紧张，内阁频繁更迭，政党作为“现代君主”的功能彻底失落。他从未将政党作为整合社会力量、培养有机知识分子的核心工具，而是以独立人士姿态执政，使“现代君主”沦为选举标签。意识形态维度上，右翼在市民社会发起了猛烈的“反共主义”话语围剿，利用委内瑞拉移民作为“活证据”，将卡斯蒂略与“灾难”绑定。卡斯蒂略的话语从激进转向摇摆，既未赢得中产阶级信任，也疏离了女权、性少数等后物质主义诉求群体。他在意识形态战场上的溃败，是“阵地战”失败的典型案例。联盟维度上，卡斯蒂略依靠“反藤森主义”这一消极共识上台，却未能将其转化为积极的跨阶层联盟。与农民、教师的合作基于物质利益分配，缺乏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城市进步群体的关系紧张，支持基础碎片化。当政治危机来临时，这种消极共识迅速消散。
2022年12月7日的政变未遂，是“运动战”与“阵地战”双重失败的象征。卡斯蒂略试图以解散国会这一“运动战”方式应对危机，但由于在市民社会中缺乏“阵地战”根基，这场“运动战”注定失败。
(二)秘鲁案例对葛兰西理论的检验
秘鲁案例为葛兰西理论提供了经验层面的检验。首先，案例印证了政党在领导权构建中的不可替代性。卡斯蒂略脱离政党执政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葛兰西将政党视为“现代君主”的深刻洞见。其次，案例揭示了“理论主体”与“现实主体”的统一需要制度性中介。卡斯蒂略并非不知道有机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的顾问团队中不乏城市左翼知识分子。问题在于，这些知识分子与草根群众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机制：他们来自利马，他来自卡哈马卡;他们谈论后物质主义议题，他依靠农民巡逻队的象征资本。这种断裂恰恰说明，理论上的“有机”设定，在现实中需要政党、教育体系和社会运动的协同努力才能实现。最后案例显示了葛兰西理论在边缘资本主义国家的适用性边界。秘鲁的“半市民社会”状态使“阵地战”策略面临特殊困难，既缺乏成熟的“阵地”可供争夺，也缺乏稳固的“堡垒”需要攻破。但这不意味着葛兰西洞见的失效;恰恰相反，卡斯蒂略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争取“同意”、构建联盟的重要性。
(三)卡斯蒂略案例的核心启示：从“非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失败看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建设
需要明确的是，卡斯蒂略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失败，而是“非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失败。他穿着左翼的外衣，却缺乏左翼的实质;他依靠“反藤森主义”的消极共识上台，却未能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意识形态建设;他与政党保持距离，使“现代君主”的功能彻底失落;他的支持基础建立在物质利益分配之上，缺乏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左翼而言，卡斯蒂略的教训恰恰从反面印证了葛兰西洞见的当代价值：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政治力量，都必须回到“阵地战”的根基中，在市民社会中争取“同意”，在政党建设中锻造组织，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凝聚共识，在跨阶层联盟中构建历史性集团。选举胜利不等于领导权构建，反建制情绪不等于建设性力量。只有将选举胜利建立在长期的组织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上，左翼执政才能从“运动战”的突袭，转化为“阵地战”的稳固。
(四)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其一，对西语学术文献和原始档案材料的利用仍不充分。其二，对腐败指控的分析主要依赖新闻报道，缺乏司法文件支撑。其三，与玻利维亚MAS等的对比较为简略，未能展开系统分析。未来研究可在这些方向上继续深化。
原作者：猫的新衣
由NLS编辑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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