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转型始于19世纪末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其主要代表就是凯恩斯革命与美国罗斯福“新政”。第二次大转型始于20世纪中期，一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其主要代表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时期的经济改革。第三次大转型始于2007年金融危机，目前美国与西方依然处于这次转型之中，其主要代表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三次大转型既是经济思潮的大变化，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
第一次大转型：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力量的双向运动，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大黄金时代，但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在19世纪中期后就遇到了危机，而在19世纪末则陷入崩溃，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催生出三大主义。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当时许多进步人士认为俄国革命的意义可以堪比法国大革命，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那么俄国革命则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以社会需求而不是以市场和利润为导向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当时许多文人墨客纷纷到访苏俄，就像人们如法国托克维尔曾经到美国去考察民主一样，尽管有些失望，但都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明与新的社会。二是德意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不仅出现于德意，也存在于英国，美国，法国，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彼得·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将欧洲的这一悲剧解释为是一种丧失政治信念的结果，是欧洲民众政治异化的结果。这是一个群众绝望与恶魔再现的时代，信仰幻灭，社会与政治结构瓦解，欧洲社会再度变得非理性，险恶，令人无法理解，无法掌控，毫无意义又变化无常。德鲁克认为：群众的绝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三是美欧民主福利资本主义。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这就是罗斯福“新政”。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
第二次大转型：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这时期可以说是凯恩斯革命与福利国家模式的黄金时代。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历史又发生了一次大转型。此时法西斯主义早已灰飞烟灭，社会主义成了体制僵化与经济无效率的代名词，而美欧民主福利资本主义遇到了合法性危机。人们开始认为，自由放任才是合法的，国家干预是不合法的。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由于国家实行干预政策，违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保护个人首创精神和信奉企业自由的合法的意识形态。所以，无论是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而西方文明的复兴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可以说这是美国与西方社会合法性基础的一次大逆转，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随后发生的就是英国撒切尔与美国里根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与社会大转型。1979年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随后推动国企私有化、削弱工会、放松金融管制。1981年里根政府大幅减税并强调货币稳定。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套完全统一的方案，但它们共享一个方向：让竞争、价格和资本流动进入更多原本由国家或公共机构管理的领域。
第三次大转型：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人们普遍认为，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失败意味新自由主义的完胜，历史由此将终结，可以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但是，好景不长，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应声而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他在《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和再平衡》一书中更是详细地分析了美国问题的由来。首先，美国的经济学“出错了”。人们总是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包括减税和放松管制)是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解药。美国人认为金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本身就会给所有人带来繁荣，市场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因此，他们不理解市场势力的威胁性。美国人总是盲目地认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将会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其次，美国的政治“出错了”。太多的人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全部。美国人不理解金钱对政治产生的威胁，不明白金钱的集中化将如何瓦解民主，也不明白精英如何利用金钱来塑造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而使经济和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美国人也不明白，他们何等轻易地滑入了“一美元一票”的陷阱，何等容易地对民主制度产生了幻灭—大部分民众认为这一制度是被操纵的。其三，美国的价值观“出错了”。美国人忘记了经济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服务于经济。美国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全球化本应创造更强大的经济，以便更好地让经济为人服务。然而，美国告诉人们，由于全球化影响了经济，美国不得不削减他们的工资和公共项目支出。金融本身从为经济服务的工具变成了经济目标。这导致美国经济更加不稳定，增长更加缓慢，社会不平等加剧，而普通人深受其苦。个人对利润的追求并没有使扭曲的经济得到改善。
40多年前，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人们惊呼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权力终结的时代。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世界的潮流又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的兴起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民粹主义会成为美国与西方未来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吗?抑或它不可能解决美国与西方面临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第三次大转型，美国与西方将转向何方呢?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写到：“在我看来，文明的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原则之后，回归到强调政府行动的必要性，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进步。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原则，因为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啊，比喻，如果我们只用比喻，你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巴斯夏的预见是如此的新鲜，如同他是今天写的一样。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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