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企业正在加快走出去的脚步，人们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风口与增长亮点。不错，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在国内发展饱和之后，都有一个向外发展的过程，但是由此也导致产业与资本的外流，国内产业的空心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停滞与衰退。对此中国应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走出一条不同的发展模式呢?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是一超独霸，而到了19世纪中期，更是成为“日不落帝国”，以至于19世纪被称之为大英帝国的世纪。但是，到了1871年以后，大英帝国开始走向衰退。为什么衰退?原因众说纷纭，其中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书中分析到：当时英国因为资本过剩而转向海外投资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意味着私人利益，主要是资本家利用国家机器来保障其海外经济利益。尽管通过输出过剩资本从而提高了利润，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损失却远远超出收益。这部分原因在于绝大部分收益是被商人与投资者所占有，国家只能得到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另外，他还分析到：在出口资本商品及其技术诀窍的过程中，会使落后国家可以开发自己的资源。一旦如此，那么就无法防止例如中国这样的国家通过利用国外资本，来增强自身资本，再与本国劳动力资源相结合进行生产，从而在世界中立市场取代英国生产的产品，甚至于最终使西方市场充斥着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彻底改变资本的流向，取得对其“恩主和教化者的财政控制”。所以，他认为通过政府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可以消除实行帝国主义的动力。但是，列宁认为控制政府的资本家永远也不会采取这一政策，否则大英帝国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历史证明了列宁的分析与预见是正确的，因为大英帝国已经早已成为历史。
对比大英帝国，美国的崛起离不开南北战争，第二次工业革命，当然更离不开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使美国成为资本大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欠美国的债务达100亿美元。美国政府贷款除外，仅在国外的私人投资1919年已达69.5亿美元，1929年增加为170亿美元。战后，国际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仅走出了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更无人能比。1945年年底，华盛顿拥有2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差不多等于全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因此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此外，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差不多占世界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一半，美国制造的各种商品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战后的20年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以至于20世纪被称之为美国的世纪。但是，好景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就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向。对此已故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分析到，美国的跨国公司既是美国权力的体现，但同时也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走向衰退的根源。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主导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外投资被当作是美国的一项国家战略，美国出台了一些激励跨国公司走出去的政策，以此促进西欧，日本地区的经济复苏。但是，随着技术向第三世界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传播，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助于这些国家振兴经济，从而使这些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权力差距。如此一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初始目标将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多而失效。所以，吉尔平建议美国用贸易或者援助的方式，而非对外直接投资去拓展经济交易。美国应该改革内部经济结构，改变公共政策方向，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腾笼换鸟”，鼓励投资国内，而不是投资海外。显然，美国并没有接受吉尔平的建议，以至于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这又能怪谁呢?
目前，中美贸易纷争可以说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国家贸易纷争的继续。尽管当时的美日贸易战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的迷失，以至于失去了将近30年，而且还将继续下去。但是，美日贸易战并没有导致出现产业与企业大规模地回流美国，相反而是更大规模地流向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30多年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而产业转移被认为是一条“微笑曲线”。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显然，在这条微笑曲线中，微笑的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控制了两头，由此控制了利润，而至于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制造加工中间环节，实际上是为它们打工而已。所以，当时美国与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对于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不屑一顾。但是，30多年后，“微笑曲线”突然变成了“哭泣曲线”，美国与西方国家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掏空了他们的制造业，是中国剥削了他们。中国“吃亏”变成了美国“吃亏”，这又是因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企业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赢家，他们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对他们来讲中国是机遇，绝对不是威胁。但是，问题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惠及美国社会，相反是以牺牲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一方面由于将产业外包或者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的空洞化，就业机会的流失，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外包与转移到中国，然后又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尽管产品价格是降低了，这有利于消费者，但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美国变成了能源与农产品出口国，这一变化又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对此就如美国一些政客所讲，如果继续以此下去，那么在不久未来美国将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将不费一枪一弹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陀螺仪，就如同历史上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那样，而且中国会比美国干的更漂亮。
与此对比，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引进来”发展的30年后，目前正在进入一个“走出去”的转变，那么，中国是否会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呢?对此首先，中国企业要不要出海?如果是机不可失，选择出海，那么利润如何分配?以此避免企业在海外赚得盆满钵满，却以牺牲社会与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否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兴起。其次，应该投资国内还是投资海外?或者说重点应该是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而不是企业走出去，因为一旦走出去，就很难再走回来，而且走出去战略可能会影响国内的产业升级，两者具有替代效应。其三，是否应该考虑罗伯特·吉尔平曾经对美国提出的建议，即美国应该改革内部经济结构，改变公共政策方向，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腾笼换鸟”，以贸易代替海外投资，鼓励投资国内，而不是投资海外。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最后，“走出去”是不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种市场行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一种政策选择，或者说任何政策选择都是无济于事的。亚当·斯密曾经写到：“正是在进步的状态下，即社会为进一步地获取而不断前进的状态下，而不是在社会已充分富有的条件下，劳动大众和大多数人的状况似乎是最幸福，最舒服的。但在静止的条件下，人们的状况是艰难的，在衰落的条件下则是悲惨的。进步的状态是令所有阶层的人士都欢欣鼓舞的状态，而静止让人感到乏味，衰落让人感到悲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饱和，社会的富有，中国是否将进入一个发展趋于静止的状态，由此人们将感到生活越来越乏味与艰难呢?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就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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