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走向“革命”？日本六八年学运中的大学与社会

编者按

1955年之后，随着全学联与日共的分道扬镳，被日共放弃的所谓“极左冒险主义”由全学联及其衍生的新左翼组织所拾起，影响了直到1972年浅间山庄事件结束的几乎所有学生运动。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实力的崛起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60年代民族主义开始复兴，也让大多数经历了战争的人们乐于接受“和平与民主”。而这种某种程度类似于去政治化的状态，与战后所有思想与改革潮流被一统称为“战后民主主义”。<

对战后民主主义持强烈反对态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等新左翼的年轻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令人困惑的混乱状态。比如针对民族主义的兴起，他们会强调日本作为加害者的经历，但同时三岛由纪夫关于武士道精神的宣扬却也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这些“困惑”也体现在全共斗当中，有学生手持北一辉的书，把全共斗当作法西斯活动来支持，小熊英二认为“对于共产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批评也好，对于北一辉的赞赏也好，都只是对于主张'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老一辈人的长久反抗以及对缺少'纯粹性'、'彻底性'的政治决策的厌恶情绪的一种表现”。

虽然全共斗更为直接的社会因素来自于60年代日本大学的扩招政策与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但发生之后即迅速扩展为各种繁复甚至彼此冲突的政治诉求，教授也不懂学生们到底想要追求什么，直到国家暴力的介入将一切强制结束。运动结束，学生也纷纷毕业，进入公司，融入了那个他们所反对的战后民主主义的社会，让人忍不住想，他们批判教授身处教职之位本身就是在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时，是否就已经带着日本此时正处于世界帝国之强大境遇的思想底色?

学生运动，总给人既怀旧又拉远，既进步又不成熟，既浪漫又暴力的印象，本文从各个方面走近全共斗，描述这些不同时空却关于共同的生活的学生们。

不同的昨天与共同的现在：小熊英二《1968》中的大学制度、压缩现代性与社会反抗

引言：已经向前的社会

经历过战争、占领与物资匮乏的一代，谈起战后，往往先想到重建。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则越来越熟悉电视、住宅区、升学考试，以及不断向城市集中的工作机会。父母盼着子女凭教育过上安稳生活。到了1968年前后，一部分大学生却开始怀疑这条道路：学校正在把他们送往怎样的生活?

这种怀疑很难用“代际冲突”四个字交代。即使在同一所大学，学生的选择也相差很远：有人封锁校舍，有人照常听课，还有人只想按时毕业。文部省《学制百年史》的日文回顾将争议并列写作「学生参加、学寮・学生会館の管理、医局改組、学園民主化、大学改革」，即学生参与校务、宿舍和学生会馆管理、医局改组、校园民主化与大学改革。这一并列值得注意：当时校内的具体权限问题与政治动员同时存在，存在许多非意识形态动员者。学校扩招后，教室和管理方式没有同步改变;教授坚持学问自治，学生却很难参与校务;企业对毕业生的需求增长，也让大学越来越深地卷入职业分配。日大与东大的斗争，正是在这些关系中走出了不同的路。[1][2]

小熊英二2009年出版的两卷本《1968》，为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大量线索。上卷从战后政治、教育与青年文化谈起，详细叙述庆应、早稻田、日大和东大的斗争;下卷追踪运动的扩散、退潮及其与市民反战、女性解放等活动的联系。小熊用“现代的不幸”概括高速工业化带来的空虚、身份不安和对未来的焦虑。与战后初期围绕贫困、生存展开的政治诉求相比，这些不满显得难以命名。[1][3]

但把“现代的不幸”直接当作整代青年的共同心理，会遮住许多差别。日大为何从财务争议走向群众交涉，东大的医学部纠纷又为何发展为对精英身份的批判?本文从大学制度入手，看校方怎样作决定，学生如何组织，以及就业制度如何进入校园。张庆燮的“压缩现代性”提供一条线索。他在英文原本中特别强调“dynamic coexistence of mutually disparate historical and social elements”，即“彼此差异显著的历史与社会要素动态并存”。因而，这个概念意思不仅限于变化很快，还指几套不同历史时期的规则同时作用于人们的生活。[4]

一、高度增长下的大学的位置

明治以来，日本大学一直与官僚培养、专业职业和知识分子的形成相连。战后教育改革扩大了入学机会，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受教育权也有了更广泛的公共意义。高速增长又提出新的要求：政府机关、企业和研究机构需要更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招生成倍增加容易看见，随后出现的教室不足、课程安排、学费和校务争议，却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整理的文部科学省统计(见表1)，四年制大学升学率从1960年的8.2%增至1965年的12.8%，1970年达到17.1%;短期大学升学率同期由2.1%升至6.5%，高中升学率则从57.7%升至82.1%。扩招并没有消除升学机会的差别。1965年，四年制大学男性升学率为20.7%，女性只有4.6%;到1970年，两者分别为27.3%和6.5%。原始统计表名为「性別高等学校・大学への進学率」，即“按性别划分的高中和大学升学率”，表头区分「短期大学への進学率」与「大学への進学率」。两者不能简单合并为一种大学教育;四年制大学与短期大学通往的职业道路也有明显区别。后来人们常说的“大学生世代”，从一开始就只包含部分青年。[5]

表1　1960—1970年日本各级升学率（《人口統計資料集》2012年版）

人数多了，大学的日常秩序也显得紧张。教授和院系仍以学术共同体自居，学生却要在规定年限内上课、考试、毕业，再进入就业市场。拥挤的课堂、宿舍和学生会馆的管理、医学实习、学费及财务公开，都可能成为冲突的起点。文部省在日文教育史中明确记录：「四十三年度は六七大学、四十四年度は一二七大学で学園紛争が発生した」，即“1968学年度有67所大学、1969学年度有127所大学发生校园纷争”。[2]

文部省对大学纷争的反思并不完全限于学生个人或派别行动。《学制百年史》在讨论改革时提出：「単に学生問題としてこれをとらえるのではなく」，即“不能仅仅将其当作学生问题来处理”，并进一步要求把大学自身面临的转型纳入解决思路。[11] 因此，课程安排、学费、宿舍自治、处分程序和学生参与校务等争议，不仅关系到学生每天怎样生活，也关系到大学应当让谁来管理、管理又依据什么程序。

大学文凭的分量，也随着扩招发生变化。学生为考试投入多年时间，支付学费，希望毕业后换得一份较好的工作;决定去向的却还有学校层级、专业、性别和家庭资源。能进入大型企业核心岗位的人，有机会获得培训、晋升和长期就业保障。大学越来越明显地参与职业机会的分配，谁能决定学校如何运作，自然也就成了更难回避的问题。

小熊提到，部分抗议者仍相信大学应当是追求真理的地方，对学校日益靠近职业训练机构感到不满。[3] 这种大学理想或许带有怀旧色彩，却给学生提供了一套批评校方的语言。他们援引学问自治，要求重新讨论大学里谁有权作决定。

二、压缩现代性与制度变化的速度差

张庆燮提出“压缩现代性”时，谈的是在时间与空间高度凝缩的社会变化中，异质制度与观念共同存在的情形。其英文摘要把这一条件限定为“in respect to both time and space”，即“同时就时间与空间而言”，并将异质要素的并存作为核心特征。[4] 这比“现代化速度太快”多了一层含义：新的社会要求进入了旧的组织，旧规则仍握有实际权力。对1960年代的大学而言，招生人数增加得很快，校务管理与教授治校的惯例却没有相应改变，毕业生又要进入正在扩张的企业社会。三种安排在学生的几年大学生活里撞到了一起。

日本与张庆燮重点讨论的韩国有不同的历史经历。日本工业化开始得更早，战后大学又沿用不少战前的院系和权威关系。因此，本文只借用这个概念观察大学内部的制度叠合，不打算由此为整个日本社会另立一种现代化类型。

扩招可以先增加名额，教室、教师和实验设备却不能随时补齐;教授会可以继续按旧程序决策，学生对教育和校务的期待却已不同。《1968》记录了教学条件与教师水平引发的不满。[1] 企业招聘则给文凭赋予了更明确的职业用途。学生一面依靠学校取得前途，一面质疑学校如何安排他们的前途。这样看，校园争执同时涉及资源、决定权和身份。

但是这仍不足以解释每所学校为何采取不同的行动。日大有财务公开和校方管理的争端，东大则从医学训练与处分程序开始。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落到两套不同的大学制度里，为何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动员方式?

三、日大与东大：同一时代的两种校内斗争

日大的冲突先从钱与管理权起步。1968年春，税务问题及约20亿日元资金去向的争议引发追问;学校长期限制学生自治，抗议又受到校方支持的体育系学生等力量压制。5月27日，经济学部等四个学部的学生成立全学共斗会议。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日文编年记载他们提出「学園民主化・全理事総退陣・経理公開など5項目の要求」，即“校园民主化、全体理事辞职、公开财务等五项要求”。该编年还把税务争议与此前学生自治受限制的历史联系起来，而不仅归结为账目问题。[12][13] 这些诉求有清楚的对象，也能够逐项核对。

9月30日，日大全共斗终于与理事会举行大规模群众交涉。校方当场承诺公开财务、取消部分活动许可制度，并同意理事辞职等事项;承诺随后落空。1978年一份提交日本众议院的质询书追述，当时「経理の全面公開、検閲・許可制度の撤廃、理事の総退陣等九項目が確約され」，即“校方承诺全面公开财务、废除检查与许可制度、理事全部辞职等九项事项”，但承诺随后没有兑现。这是事后质询者对交涉经过的记述;荒川章二则从运动史角度追踪9·30交涉后的组织变化，以及1969年2至3月各学部路障被解除、撤除的过程。[14][15] 学生曾经迫使管理层坐下来谈，却难以保证谈妥的事情能够执行。

东大的起点是医学部研修医制度与学生处分。东京大学校史将起点概括为「医学部の研修医問題をめぐる紛争が発端」，即“发端是围绕医学部研修医问题的纷争”，并把这一争议追溯至1967年。[6] 1968年6月15日医学部学生占据安田讲堂，17日校方引入机动队排除占据者。农学部校史将反应依次写入日文年表：6月18日举行教授、助手和职工代表的三方座谈，6月20日记作「学部学生ストライキ突入」，即“本科学生进入罢课状态”;到7月6日，教授、助手、研究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和职工工会又举行五方讨论。[16] 警力入校将原先的医学部争议带到了其他学部，各方也开始争论校务决定应当经过什么程序。

此后，东大的争论越出了医学部。东大学历通向研究机构、教职、国家机关和大企业，意味着相当可观的社会优势。一些活动者开始谈论“自我否定”，追问自己的精英资格从何而来。研究生与年轻研究人员尤其难以置身事外：他们在研究室中受等级约束，未来也可能成为掌握同样权力的人。于是，对大学制度的批评逐渐牵连到对自身前途的怀疑。[1][3]

两校的争论由此有了不同重心。日大的账目和理事会权力可以摆上交涉桌;东大部分活动者则明显偏向了大学怎样制造精英，以及自己为何有资格置身其中。“自我否定”使一些人更难接受局部让步。不过东大运动内部也有主张达成协议的人：1969年1月10日，七学部学生代表与校方签署确认书。国立大学协会的日文年表概括为「学長代行が確認書に署名、各学部封鎖解除へ」，即“校长代理签署确认书，各学部开始走向解除封锁”。这反映了协商派推动的解决路径，但不等于所有行动者都接受协议;部分封锁随之解除，仍占据安田讲堂的团体继续抵抗，18日至19日遭警方清场。[17][19] 同在东大，协商与继续封锁成了两条实际存在的道路。

后来的日本“1968”记忆，常常让东大占据画面中心。小熊在2018年的访谈中谈到，东大活动者的道德主义与其精英地位有关，其他学校的参与者不少更关心可落实的要求;媒体又把东大的口号传播到了别的校园。[3] 因而，看到相似口号时须分清：它是在当地冲突中自我产生的，还是运动扩散后才传入的?

四、从群众交涉到自我否定

全共斗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允许学生先围绕眼前的争端集结。对厌倦自治会派系斗争和干部纪律的人来说，开放集会、临时联盟以及对既有代表权的质疑，都有实际吸引力。参加一次交涉，并不要求立刻接受某个组织的全部政治主张。[1][2]

封锁持续几天与持续几个月，组织难题完全不同。谁值守，谁管物资，谁出去交涉?不赞成封锁的学生怎样表达意见?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展示的照片题作「日大闘争　バリケードの中の自炊　1968」，译为“日大斗争：路障中的自行做饭，1968年”。这一图像让封锁期间必须维持的日常生活显得格外具体。[18] 占领校舍也要解决吃饭这类小事。当行动者开始代替校方管理部分校园生活，代表权与决定程序就避不开了。

交涉之后的分歧同样具体。日大在9月30日得到校方承诺，却无法约束校方履约。荒川章二的论文并未止步于谈判当天的胜负，而是将研究延伸到路障逐渐被解除的1969年春，并明确讨论「組織と運動の時期的変化」，即“组织和运动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东大已有七学部代表签署确认书，安田讲堂的封锁仍未结束。[14][17] 对一些人来说，局部让步已经足以复课;对另一些人来说，复课等于放弃更广泛的要求。至于不同阶段哪些人加入、哪些人退出，现有材料还不能逐一说明。

1960年安保斗争后，日本新左翼不断分化。派别争执固然严重，但这些组织也积累了筹款、干部训练和街头行动的经验。全共斗中的临时联盟需要长期维持封锁时，往往会碰到一个实际问题：谁能够稳定地供给人手与资源?已有组织能够帮忙，也会把领导权争夺和派别冲突带进来。反对中心权威的宣言，并不能自动消除组织力量之间的差距。[1][2]

运动的变化还受到外部压力影响。学生处分、警力入校、停课，以及由此造成的毕业或就业延误，都提高了继续参加的成本。1969年8月7日，《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公布，17日施行。国立大学协会的日文年表将其记为「大学の運営に関する臨時措置法」并列出「8月17日施行」，即“8月17日开始施行”。该法提供了新的国家干预工具，但不能仅凭法令出台就把运动退潮归结为单一原因。[2][17] 校内协商、派别冲突与国家干预交织在一起，运动退潮便很难用“学生更为激进了”这样的单一解释去理解。

五、企业社会已经在校园外等待

学生一旦离开校园，往往要进入企业。高速增长后期，日本大型企业逐渐形成长期雇佣、年功性待遇、内部训练和企业别工会相互配合的安排。日本劳动政策研究与培训机构的研究把这一过程放在更长的制度史中，指出高速增长后期推进了「学卒一括採用方式の形成、職能等級制度と職能給の導入・定着」，即“应届毕业生统一招聘方式的形成，以及职能等级制度和职能工资的引入与固定化”;与此同时，岗位轮换和在职训练等安排也逐渐成熟。研究将这些变化主要定位于1960年代后半期至1970年代，而不是认为1968年已经存在一套完成的制度。[8]

对有机会进入大型企业核心岗位的人来说，这条道路有明确的好处：培训、稳定收入、晋升与福利，能让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生活较可预期。代价也随之出现。部门调动、内部考核和年资关系会深刻影响个人选择。学生曾在课堂上学习独立思考和民主表达，毕业后却可能进入一套等级清楚、个人难以左右的人事秩序。

企业福利确实有吸引力。随着年资增长，收入和职位可能逐步改善;离开公司则意味着放弃已经积累的资历与机会。这样的保障主要属于大型企业的核心职工。中小企业雇员、短期就业者和许多女性劳动者，面对的是另一种就业现实。[8] 因此，同样一张大学文凭，对于不同出身的学生也不意味着同样的前途。

这种企业秩序还依赖家庭里少被计算的劳动(见表二)。男性核心职工能够长期投入公司，往往因为家人承担了育儿、家务与照护。企业福利、工资增长和家庭分工相互支撑，也把增长的收益分得很不均匀。部分男性毕业生得到较稳定的上升渠道，其他人可能只能进入保障较低的岗位;女性即使获得更多升学机会，职业选择仍受家庭责任与劳动力市场分工限制。[5][8]

表2　日本四年制大学升学率的性别差异（《人口統計資料集》2012年版）

但是在东大学生讨论拒绝精英身份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他们已经站在取得这一身份的入口。无缘升学的青年、普通劳动者和承担照护责任的人，能选择的道路远少得多。“现代的不幸”能够说明一些大学生的精神处境，但是不适用于当时的所有青年。

六、战争、反战与现代政治语言的困难

1968年的校园也离不开越南战争和东亚冷战。日美安保条约、驻日美军基地、冲绳问题，以及日本此前的帝国责任，仍在公共讨论中反复出现。战争一代记得征兵、空袭与战败;更年轻的人则通过家庭谈话、课堂、报刊和电视认识战争。屏幕上是越南的战场，屏幕外却是日本日益富裕的消费生活。[3]

战后日本宪法把和平写入国家原则，日美同盟又让日本持续处在东亚冷战秩序之中。反战学生因此需要面对本国的责任：美军使用了日本哪些设施?日本社会惯于从受害经历回忆战争，哪些事情因此较少被讲述?1967年的羽田斗争、1968年的佐世保抗议及市民反战活动，使一些校园参与者开始同校外组织接触。[1][3]

当时流通的政治语言并不统一。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平主义、存在主义、新左翼理论和大学自治观念，有时同时出现在一场集会里。反战和反安保可以让不同群体暂时共同行动，遇到校务处分、身份焦虑或日常生活的问题，这些语言又未必够用。小熊在访谈中说，一些参与者已感到旧词汇解释不了自己的处境，却找不到新的说法。[3] 把一切争端纳入革命叙述，容易丢失各自的具体要求;只谈个人感受，也难以形成可以交涉的公共主张。这是许多参与者当时面对的难处。

除了校园封锁与街头冲突之外，还有另外几条运动脉络。小熊下卷谈到反越战市民运动、1970年前后的思想变化、女性解放及少数群体问题。[1] 战争责任、私人关系与性别经验逐渐成为公共议题，但这些组织各有自己的历史。女性解放有其独立的诉求，市民反战团体的行动习惯也不同于学生派别。本文的材料主要集中于学生运动，故不在这里逐一展开。

七、谁的1968：对“现代的不幸”的再考察

小熊的《1968》之所以引起讨论，与他试图寻找各种反抗经验的共同背景有关。“现代的不幸”把经济繁荣中的空虚、身份不安和现实感缺失连在一起，使贫困以外的社会困境进入解释视野。仅以阶级意识、物质匮乏或激进派动员理解学生反抗，确实会遗漏一些事情。[1][3]

新仓贵仁对此提出过质疑。他在书评中写道：「〈1968〉と現在のあいだにあるはずの差異が、覆い隠されてしまう」，即“本应存在于‘1968’与今天之间的差异被遮蔽了”。这一批评针对的是解释概念可能抹去历史差别的问题：如果“现代的不幸”源于工业化转型，后来青年相似的焦虑又该怎样区分?如果高速增长影响了整个社会，为什么学生的经验被放在解释中心?他还提醒，孤独、倦怠和身份问题早已是1960年代社会学的讨论对象。这一概念本身有思想史背景，也需要接受历史检验。[9]

把日大与东大放在一起看，至少可以区分几种问题。日大有学生迫使理事会面对面交涉的经历，却缺少让承诺落实的力量;东大则出现了七学部代表接受确认书、部分行动者继续占领的分歧。[14][17] 对精英身份的批判与对处分权的争议，有时由同一批人提出，却未必能在交涉中用同一套办法解决。

至于运动失败在何处，小熊认为，不少反抗者后来进入消费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青年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这个判断值得讨论。恢复上学或进入职场，是否就等于退出公共生活?部分参加者后来仍在活动，集体行动也留下组织经验和政治语言。哈佛燕京学社刊登的小杉亮子英文书评提出反问：“Does not Oguma underestimate the students’ abiding aspiration toward social change?”(“小熊是否低估了学生持续追求社会变革的愿望?”)评论所指的是部分参与者离开校园后依然保持政治参与的经历。[10] 校务改革受挫、运动组织解散、政治目标未实现，以及参与者个人的退出，最好分开考察。

日大的群众交涉和东大的七学部协议都留下了组织经验，也暴露出集体行动的局限。代表能够与谁谈，协议能约束谁，继续封锁的人又代表谁?这些问题直至最后都未能得出答案。

八、制度如何吸收反抗，又留下哪些矛盾

1969年后，大规模校园封锁陆续结束。大学继续扩招，企业继续招聘，许多参与者毕业、就业、成家。校园恢复上课秩序，围绕财务公开、大学自治和处分权的争议却未得到充分解决。

复课后，谁有权处分学生、财务该公开到什么程度、教师自治与学生参与怎样协调，仍须讨论。修订校规、追加预算、明确责任人，可以回应其中一些诉求。大学与职业市场日益紧密的关系，却难靠几项校内措施改变。

还有学生希望拒绝预设的职业身份，捍卫学问自由，并将反抗延伸至战争与资本主义社会。罢课委员会可以同校方交涉，却难以独自改变全国就业制度和外交政策。不同尺度的目标由同一个组织承担，阶段性成果是否值得接受，也就始终存在争议。

大学扩招只要增加名额，学生集会可以在几天内发展起来。决定权的重新分配、代表的产生与交涉的执行却慢得多。日大9月30日的承诺落空，东大七学部达成确认书后仍有人留守安田讲堂，正好把这两种困难摆在眼前。[14][17] 本文借“压缩现代性”观察的，就是旧有校务制度、新的职业秩序和学生自治尝试在同一时期的碰撞。[4]

日大、东大和市民反战组织的内部条件不同，结局也各异。有人退出政治活动，有人继续参与公共事务。临时成立的组织能否容纳异议、说清诉求，并在交涉中积累合作办法，可能影响运动最终留下什么。

结语：共同生活里的不同时间

1968年的日本，学校扩招，企业招聘技术和管理人员，父母期待子女凭学历获得稳定生活。校园里却有不同的打算：教授维护学术自治，校方忙于扩招和维持秩序，学生则要求参与决定自己的处境。矛盾由此浮上台面。

小熊英二的《1968》记录了不少参与者对这场运动的理解。本文从几项可以核对的校务争议出发：学生要求什么，谁有权答应，答应之后能否实行。大学扩张与企业招聘解释了他们所处的环境;运动的波折起伏又体现了他们的迷茫。

1968年留下的经验很难归到同一个结局里。有些人复课，有些人坚持封锁;有人得到校务改革的承诺，另一些人连谈判对象都不肯承认。这样的差别，构成了这段历史本身。

参考文献与资料

[1]小熊英二：《1968〈上〉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1968〈下〉叛乱の終焉とその遺産》，新曜社，2009

[2] 文部省：《学制百年史》，「七　学生運動と学生活動」(日文原文)

[3] 黄睿、任其然访谈小熊英二：《日本战后一代遭遇“现代”的时刻》，澎湃新闻

[4] Chang Kyung-Sup, “The Second Modern Condition? Compressed Modernity as Internalized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

[6] 東京大学：《東大史Q&A Q3-4：東大紛争》

[7] 東京大学文書館：《大学紛争関係資料》

[8]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雇用システムの生成と変貌―政策との関連―》

[9] 新倉貴仁：《何もない私たち――小熊英二『1968』をめぐって》，《書評ソシオロゴス》

[10] Kosugi Ryoko, “Resurgence of the Sixties in 21st Century Japan,”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012

[11] 文部省：《学制百年史》，「六　高等教育の発展と整備」(日文原文)

[12] 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日大全共闘[社]1968.5.27》，《社会・労働運動大年表》解说版

[13] 日本大学理工学部图书馆：《日本大学のあゆみ》

[14] 荒川章二：《日大闘争――9.30大衆団交以後》，《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

[15] 日本众议院：《学校法人日本大学における学生の自治・学生対策等に関する質問主意書》

[16] 东京大学农学部：《東大農学部の歴史――農学部の復興と整備》

[17] 国立大学协会：《昭和44年(1969年)総会・理事会年表》

[18]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68年」――無数の問いの噴出の時代》

[19] 东京大学新闻：《東大生なら知っておきたい――50周年を機に振り返る、東大闘争の意義とは》

资料说明：由于笔者的原本下卷近日方才到手，故本文所用小熊英二《1968》材料涉及日文原版上卷及台译本下卷。涉及小熊具体观点的段落，仍主要依据可核验访谈和研究性书评，不给出原书逐页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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