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章与10月19日发表于法国左翼媒体Mediapart的公众号上，值得参考，特此机翻整理。
2026年10月17日：重新开启当代历史
10月17日，星期六，青年的反抗演变为骚乱。当权者眼中只有打砸者，并将这一切归结为维持治安的问题。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国家象征秩序的瓦解，以及一个以世代为基础的政治主体的涌现——这一主体通过反抗，践行了人民主权。
https://blogs.mediapart.fr/samuel-hayat/blog/191026/17-octobre-2026-rouvrir-l-epoque-contemporaine
塞缪尔·阿亚特（Samuel Hayat）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任职于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
10月17日，星期六，一代人的反抗在激烈程度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1]。几周前，这场反抗由一场规模空前的高中生运动拉开序幕。按照如今每逢初秋便例行出现的号召，这一天原本被定为重启“黄背心”运动的日子。但它所带来的远不止于此：它骤然将青年运动从一场注定遭到镇压、很快被人遗忘的抗议，转变为足以创造历史的事件之一。这些青年大规模走上街头，宣告自己拥有作为政治主体而存在的权利，也就是说，面对一个对他们视而不见的政权，他们要求被算作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这个政权同样无视了2023年7月纳埃尔·梅尔祖克(Nahel Merzouk)死后爆发的骚乱所表达的诉求，无视了同年反对养老金改革和失业保险改革的运动;在此之前，它还无视了“黄背心”运动、反对《劳动法》改革的斗争，以及更广泛而言，过去二十年间的所有社会运动。他们游行、抗议，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随后，突然之间，毫无预兆，局势变得混乱，骚乱场景接连出现：警察遭到袭击，公共建筑被纵火，商店遭到洗劫。转瞬之间，屏幕上的青年便被一群身着黑衣的打砸者身影所取代，呈现出人民形象的骤然转变：青年运动那种欢快、积极提出诉求的形象，变成了颠覆与破坏的形象。对此，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10月18日星期日宣称：“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其正当，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它，也没有任何理由能为其开脱。”
面对当权者拒绝理解正在发生之事的态度，示威者则不断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阐明自身抗议的意义。然而，随着影像、标语牌、装束和口号接连呈现，各种信息也交织在一起。有些人说要重演1789年法国大革命，或1968年五月运动;另一些人则宣告要“告别当代”——过去几周，一面旗帜上颇为传神地写着这句话——开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有些人装扮成拿破仑，另一些人装扮成超级英雄，他们都受到人群的欢呼;与此同时，一旁的商店橱窗被砸碎，治安力量遭到袭击。至于各类组织，则全都不见踪影。
(图)10月17日复活了拿破仑
那么，我们面对的，难道又是一场具有2010年代典型特征的反政治起义——这类起义常常因拒绝任何形式的制度化而走向失败?还是说，恰恰相反，一个以世代为基础的新政治主体正在这里形成?它的组织形式超出了惯常的分类，却以自身的方式，重新拾起了当代历次革命中那个被遗忘太久的计划：行动起来，反抗旧秩序，开创一种全新的民主政治，使之终于能够兑现共和国所许诺的原则。
象征秩序维持的失败
首先必须理解，10月17日受到挑战的，除了公共建筑和商店，还有什么：那是一整套象征秩序，它建立在一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之上，即国家无所不能。当然，局势的核心在于，维持治安的部署与此次动员不相适应，因而遭遇失败。没有缺口，就不会有骚乱，而缺口往往源于当权者对正在发生之事的深刻不解。巴黎的情况尤为突出：警力不足，部分原因在于动员已经持续了三个星期，同时，当局又优先保障权力机构所在地的安全;共和国广场上的冲突过早爆发，警察和宪兵很快便应付不来，如同2018年12月1日巴黎“黄背心”运动第三轮行动时的情形;此外，现场的实际阻碍使人们无法加入从共和国广场前往民族广场的学生游行，导致大多数青年转而沿着工会的路线前往克利希广场。这条路线过短，终点的空间容量又严重不足，致使游行人群散入城市，向市中心流动。10月17日，从克利希广场，经各条大林荫道，一直到夏特莱，巴黎右岸的整个中心区域在几个小时内，都成了一场完全失控的大规模自发游行的舞台。这场游行虽然总体上是和平的，却削弱了治安力量在该区域维持秩序的能力，使那些并不满足于单纯游行的群体有了自由行动的空间。这些群体平时通常被牵制在民族广场，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治安力量进行徒劳的对抗;如今，他们却像2025年9月时一样，穿行于巴黎街头，只不过这一次，周围的示威者人数多了十倍，活动范围也大得不可同日而语，各种越出常轨的行动因而都成为可能。
但这些还不足以解释一切。因为巴黎发生的事件并非孤例：法国各地的市中心都出现了类似场景，包括大规模洗劫和公共建筑遭到破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利摩日市政厅被纵火焚烧。诚然，各地的治安力量都人手不足，但任何局部的部署失当，都无法解释这场遍及各地的烈火。因此，遭遇失败的，并不只是警察对现实秩序的维持，更是政治权力对象征秩序的维持。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继马克斯·韦伯之后所揭示的，国家权力不仅建立在对合法实施身体强制的手段的垄断之上，也建立在它强加某种象征秩序、使自身权威得到尊重的能力之上[2]。10月17日，我们看到发生动摇的，是国家在相当一部分青年眼中的象征权力;正是这一动摇，使现实秩序的维持有可能失败。政府顽固地拒绝对先是高中生、随后是大学生的运动给予哪怕一丝重视，其反面则表现为：人们从根本上不再敬重国家力量，首先是警察，本应保障的那套秩序。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打砸者和抢掠者能够混入示威人群：无论他们的目标和行动方式有何不同，他们都共同拒斥那些通常支撑并维系象征秩序的规则与观念，首先就是对当局和财产的尊重。
这种对象征秩序的挑战，是现实秩序无法得到维持的前奏，它有着特定时势下的原因：高中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镇压——2026年10月1日的单日拘捕人数，创下了自1961年10月17日那场惨剧以来的最高纪录;政府无法表现出哪怕一丝倾听的意愿，也不肯对政策作出任何调整;示威者被说成受到“不屈法国”操纵，并遭到公开蔑视;此外，还有一个被大部分青年深恶痛绝的极右翼即将上台的前景。这种局面也有其象征，只要愿意思考，就会发现它们格外刺眼：例如，就在示威前一天，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法国首富贝尔纳·阿尔诺(Bernard Arnaud)的妻子一道，出席了席琳·迪翁(Céline Dion)的演唱会。但这也是一个长期侵蚀过程的结果：二十年来，一次又一次冲突中，历届政府不断表明，在它们眼里，人民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只是以一种被贬低的形式存在，即一群选民的集合。到头来，甚至连这些选民的投票都无足轻重，因为尽管一再遭遇选举失败，马克龙派政府仍然能够一届接一届地延续。今天二十岁的人，所见识过的政治精英始终既傲慢又无能，把精力都用来服务最富有者的利益——为企业减税、废除巨额财富团结税、设置税负上限保护机制，等等。借用热拉尔·布拉(Gérard Bras)的分析，国家通过选举代表机制来“构成人民”的方式，在公民中得到的认同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人们在街头将自身构成为人民的那些场景，也开始与之竞争[3]。
国家象征权力的这种侵蚀，并不只是由这一秩序内部的失灵造成的。新一代所特有的文化创作，在执政精英中得不到任何共鸣，却使年轻人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任意性保持距离——后者正是学校所生产和再生产的东西。这种正统文化的威望，早已因精英自身对它的攻击而受损，他们对公立学校和公立大学的弃置便是明证。而在年轻人看来，这种文化之所以愈发脱离现实，还因为即便在学校里掌握了它，也不再能保证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过去，这种上升的可能性多少还能使人觉得，至少出于策略而接受它，是有道理的[4]。然而，正如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所揭示的，旧制度之所以能够终结，是因为此前经历了一个使传统权威逐渐失去神圣性的漫长过程，尤其是通过那些不受传统权威掌控的社会交往实践[5]。种种迹象表明，今天，一个类似的过程正在展开。新的数字技术催生了新的社会交往形式，使信息得以迅速、去中心化地传播，由此促成相互模仿、呼应和支持，甚至跨越国界。早在2010年代，这些技术就已经在青年起义中展现出其潜在用途，以及促成一种世代政治文化形成的能力[6]。在这种政治文化中，独立自主、正义感以及对平等的渴望占据着重要位置，使年轻人格外关注那些控诉既定秩序的话语——在这些话语中，既定秩序被揭示为专断、不公且不平等的。因此，穿上超人的服装挑战警察，或用美国队长的盾牌抵挡高压水炮的喷射，所嘲弄的就不仅是治安力量，更是这套秩序本身;而通过网络传播的，也不仅是这场行动表演，还有支撑这一表演的、对权威的不敬。
但这与“法西斯式的笑”[7]不同：在后者那里，嘲弄某种象征秩序的人，意在表明自己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而在这里，笑声所肯定的恰恰是一些原则，首先便是人那脆弱而易受伤害的尊严。这种笑声呼唤自嘲，并试图从他人的目光中寻求善意的默契，而非恐惧。由此可见，在侵蚀现存秩序的背后，这群投身斗争的青年承载着一股清晰可辨的解放气息——尽管它曾一度失落，那正是开启当代历史的历次革命所具有的气息。
一个人民，还是多个人民
从这个角度看，至关重要的是准确理解：这个反抗中的主体，究竟凭借什么构成为人民。继续以法国大革命作类比，对旧制度的文化挑战，只有到了攻占巴士底狱时，才真正具有革命性。而正如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所揭示的，这一事件本身也需要经过一番诠释，才能不再只是一场骚乱，而成为拥有主权的人民登上公共舞台的标志[8]。那么，10月17日走上街头的近百万人，究竟是不是人民?如果听信那些滚动播报的新闻频道，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件尚在发生之时，这些频道就已经让当权者及其在媒体和警界的支持者，得以强加一套关于事件的叙事;第二天，各家报纸和政治人物又接过话头，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一马当先。按照他们的说法，街头出现了三种性质不同的行动。首先，是一场合法示威，由总统所说的“数十万怀着表达正当诉求的意愿参加示威的同胞”组成。随后，这场示威遭到了“来自极左小团体的叛乱分子”的渗透，他们决意制造混乱。最后，一些人又利用这种混乱洗劫商铺——用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Laurent Nuñez)那句颇为“精妙”的警务术语来说，就是“伺机作案的不法分子”。
这样一来，事情似乎就盖棺定论了：10月17日的事件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民所为，因为有一些不属于人民的外来分子混入其中。按照极右翼内部泛滥的种族主义解读，这些人有时甚至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外国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克里姆林宫的反应便是明证，双方都把矛头指向移民。然而，这套把示威者拆分为三个群体的叙事，刚一铺陈开来，就暴露了自身的矛盾。如果确实存在正当诉求，那么，如何解释政府几个星期以来顽固地拒绝给予它们哪怕一丝关注?如果确实存在极左势力，那么，他们为何能够在全国各地的示威队伍内部展开行动，而且不是寥寥数人，而是成千上万人?至于那些不法分子，他们最初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街头?他们怎么可能事先知道，偏偏是这一次，而不是此前那些合法且正当的示威，会给他们提供显露其违法者身份的“机会”?问题在于，尽管从10月17日星期六起，政界就围绕示威者、打砸者与抢掠者之间界限分明的区分形成了共识，这一区分仍然十分脆弱，而且最终对当权者自身也构成危险：它反倒迫使当权者承认“真正的示威者”的正当性，从而使过去几周针对他们持续实施的、前所未有的镇压，变得更加令人无法容忍。
正因如此，政府被迫立即对自己正在强加的这套叙事提出质疑。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谈及那种因获得广泛认同而令人安心的划分——将示威者分为正当与不正当两类——时表示，实际上只有两个阵营：秩序与混乱，警察或打砸者：
“要么站在共和国这一边，也就是站在治安力量这一边，站在那些保护财产与人身安全、执行法律的人这一边;要么就站在打砸者那一边。”
于是，在总理这套非黑即白的话术的魔力之下，原本据称占据多数的正当示威者群体，被压缩得所剩无几。因为他们被勒令作出选择：要么支持警察——这些警察为一个拒绝倾听他们诉求的政府效力，并在实际行动中阻止他们示威;要么支持打砸者。而仅仅谴责打砸者，同时批评警察暴力或政府政策，也是不可能的：任何有所区分的立场，都会被怀疑是在与打砸者同流合污。面对政府和警察的行动，谁不肯认命地保持沉默，谁就仿佛已经成了不法分子。正如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所说：“今天，所有那些向你们宣称当务之急是走上街头、参加示威、制造混乱的人，都只有一个目的：损害共和国。”回家闭嘴，尽管那些被说成正当的诉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或者继续发声，却因此成为打砸者及摧毁共和国者的同谋——这就是当权者留给公民的唯一选择[9]。那么，许多人既不认同被强加给自己的打砸者形象，也不愿因此转而站到警察身后，进而觉得政府的叙事无法呈现他们，并否认了他们作为民主主体的存在，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反抗的一个关键恰恰就在这里：当权者否认了他们那本应不言自明的政治主体地位。尽管如此，示威者仍然走上街头，抵抗当权者试图制造的那片真空，由此践行了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定义的、唯一真正的人民主权行为：通过斗争中的身体在公共空间中的现身，在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拉开一道间距[10]。只要这些反抗中的青年继续奋起抗争，他们就会继续申明：自己有资格成为创造历史的人民，成为革命中的人民。
（不）告别当代
但要使这众多的人真正被承认为人民，就必须有某些能够以他们的名义行动的力量，将他们呈现为人民，并提出一套与当权者的叙事相抗衡的叙事。再次借用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的分析：只有当自行宣告成立的国民议会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攻占巴士底狱，确实是人民在行使主权，而不只是一群骚乱者摧毁了一座公共建筑——这一事件才获得了革命性质。然而，面对一个走一步看一步、在结构上无法超出扰乱公共秩序这一单一视角来理解事件的政府，似乎没有任何机构愿意成为这个人民的化身，甚至连为其说话都不愿意。议会又一次退回到仅仅成立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权限之内，将局势的处置完全交给行政当局。工会在1936年或1968年，还能够自认有资格提供一种有别于政府的人民代表形式，并借助示威的颠覆性力量，在与政府的对抗中维护“社会运动”的利益;如今，它们却如同“黄背心”运动期间一样，拒绝承担这一角色[11]。“不屈法国”(LFI)这样的政党固然可以尝试为青年发声，而且这里必须承认“不屈法国”民选代表亲身投身抗争的行动，其中以圣但尼市长巴利·巴加约科(Bally Bagayoko)为首;但由于这些政党身处选举竞争之中，人们难免怀疑，它们只是想把抗议引向未来某种尚不确定的选票收益。
因此，在当权者强加的这片真空之中，象征秩序正在崩塌，却仍没有出现任何能够被清楚表述或辨识的替代秩序。于是，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革命的希望本身也不过是一种幻象，正在被“超政治”时代席卷而去：在这个时代，参与动员的公民尽管已经政治化，却仍然抗拒任何形式的制度化和代表机制，因而无力采取有效行动[12]。组织的终结，或许将使当代历史的一项关键要素也被放弃：公民将自身构成为人民的能力。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反复反抗那些与自身愿望日益脱节的政府。那么，10月17日便可能成为一个终结的时刻：随着当代历史一同落幕的，还有那个关于主权人民打破旧秩序的宏大解放叙事;民主现代性的最后一尊偶像——革命——也将被抛弃。
但也许恰恰相反，在10月17日的这场起义中，我们能够辨认出另一种可能：一个在过去历次起义中逐渐编织而成的古老承诺，正在被重新拾起。构成民主现代性的那个革命性举动——从一种创制新秩序的立场出发，将人们凝聚并表述为“我们人民”，从而终结旧秩序的能力——直到不久前还遥不可及，如今或许正在重新走近。自2010年代初以来，公民通过起义闯入公共空间，并以民主之名，在其中确立对一切既有权力的彻底批判，这种能力始终未曾消退，尽管它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政治主体。然而，随着高中生运动、继而整个青年群体的运动兴起，这种能力正以世代为基础重新组织起来，使Z世代显现为一个承受着所有伤害的政治主体：政治上的排斥、经济地位的下滑，以及环境末日的威胁。在当下政治普遍陷入困顿的局面中，唯有这一主体能够重新掌握自身创造历史的能力。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和马达加斯加，投身斗争的青年推翻了政府;在印度，他们也使政权发生了动摇。
那么，青年以必然崭新的形式作为人民登上历史舞台，就意味着当代历史的承诺并非走向终结，而是重新开启——那是一个属于革命的时代，却因精英阶层，包括社会民主派精英，转向新自由主义而过早中断;在这种新自由主义之下，人民意志的表达变得多余。要使这一切成为现实，只差一件事：我们敢于共同而坚定地确立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10月17日奋起反抗的青年，正是通过这一行动，行使了主权。一句话，他们就是人民;如果当权者继续以镇压回应他们，那么，最终面临倒台风险的，就是当权者自己。
[1] Merci à Vincent Martigny pour ses commentaires sur une première version de ce texte. Il a connu plusieurs versions, au fil des retours et des discussions. Celle-ci, achevée le 20 octobre 2026,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définitive, les modifications suivantes seront notées sous forme de post-scriptum, et datées.
[2] Pierre Bourdieu,Sur l’État :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9-1992, Paris, Raisons d’agir-Seuil, 2011.
[3] Gérard Bras,Faire peuples, Paris, Kimé, 2024.
[4] Sur ce thème, voir François Dubet et Marie Duru-Bellat, « Comment être lycéen »,AOC, 15 octobre 2026.
[5] Roger Chartier,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Seuil, 1990.
[6] Zeynep Tufekci,Twitter et les gaz lacrymogènes : Forces et fragilités de la contestation connectée, Caen, C&F Editions, 2019.
[7] Denis Saint-Amand,Contrer le rire fasciste. Trolling et resistance, Paris, Rue de l’échiquier, 2026.
[8] William Hamilton Sewell, «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5, n° 6, 1996, p. 841‑881.
[9] On reconnaît ici le discours pervers bien mis au jour par Marc Joly dans les injonctions contradictoires d’Emmanuel Macron notamment lors du mouvement contre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Voir Marc Joly,La pensée perverse au pouvoir, Paris, Anamosa, 2024.
[10] Judith Butler,Rassemblement : pluralité, performativité et politique, Paris, Fayard, 2016.
[11] Je me permets de renvoyer ici à Samuel Hayat, « Pour un nouveau désordre démocratique », inLes Temps nouveaux : En finir avec la nostalgie des Trente Glorieuses, Vincent Martigny (dir.), Paris, Seuil, 2025, p. 189‑204.
[12] Anton Jäger,Hyperpoli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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