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把“党性”摆在第一位，不是一个“排序问题”
二十届五中全会《决定》在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任务时，做了一个在文件结构上意味深长的安排：“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被放在第一位。
求是网：《求是网评论员：准确把握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
求是网的评论把这件事说得很透：“把这一条摆在首位，表明管党治党要从解决好思想根子问题入手”。
这个“摆位”本身就是一份政治诊断。它意味着，当前管党治党面对的深层问题，首先不是“制度够不够多”，而是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根子”上发生了漂移。制度是靠人来执行的。人的阶级立场偏了，再严密的制度也会被“选择性执行”，变成空转的齿轮。
那么，根子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求是网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判断：“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
求是网：《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和内在要求——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
“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这七个字一针见血，直接扒下了那些把党性包装成“个人道德修养”的虚伪外衣。
党性绝不是温良恭俭让的“私德”，而是刺刀见红的阶级站位。经济基础建成了公有制，如果掌权干部在上层建筑的立场上滑向了特权阶层，那政权就会从内部瓦解。党性，就是在生死考验和大是大非前，你屁股到底坐在无产阶级这边，还是坐在资本和官僚那边。脱离阶级利益谈党性，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笑话。真正的党性，就是敢于为了劳动人民，跟一切特权与剥削死磕到底!
第一部分、 纪律不是“束缚”，是立场的“骨骼”
一、马克思和列宁为什么把纪律说得那么重?
马克思在1859年给恩格斯的信里写得斩钉截铁：“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于1920年总结布尔什维克成功经验时说得更深一层：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靠什么维持?“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二、“七个有之”的实质：不是“违纪”，是“站到了另一边”
《求是》2026年第20期的那篇文章，对“两面人”和“七个有之”的刻画极其精准：“有的口口声声讲政治忠诚、‘两个维护’，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表态很快、调门很高，实际上却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搞‘七个有之’。”
习近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七个有之”之所以被列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不是因为它们“不合规”，而是因为它们在阶级立场上已经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搞宗派主义、搞团团伙伙，就是把个人的、小圈子的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搞阳奉阴违，就是对人民的委托采取欺骗态度。这些行为的本质，是把“共产党人”这个身份，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文章还点出了一个更深的判断：“‘四风’问题很多表面上是脱离群众、享乐奢靡，本质上则是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掩盖的是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第二部分、血肉联系，是靠“站过去”站出来的
一、红安的办法：手上有泥，立场才不会飘
讲“保持血肉联系”，最容易滑向一种道德化的空话：干部要“深入基层”“关心群众”。这些话都对，但它们回答不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干部为什么愿意下去?下去了干什么?
1956年，湖北红安县委发现了一个问题：干部下了乡，但“人在乡里，心在城里;人在社里，心在机关”。人在农村，心不在农民身上。这个描述，精准得让人不舒服。
红安县委的解决办法，不是开会教育，不是写检讨，是让干部自己买锄头、自己种地。县委副书记张景田“自己花钱买一把锄头，带头参加劳动”。县委第一书记程鹏和农村工作部部长库崇德，在杏花乡和农民、技术员一起总结播种措施，先种一块“重点田”，再开现场会推广。全县18个县委委员，14人种了试验田;766名区乡干部，519人种了试验田。
湖北日报：《上世纪50年代中期，红安县吸引了全国目光 干部下乡种试验田》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红安县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1957年10月9日)，载《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武汉，1968年地方编印本。
毛泽东在1958年2月又强调：“在北京做官的人，一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这个办法我看会灵的，会使我们这个比较不切合实际的、不跟群众接触、比较空的脑筋好一些。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地得到人民拥护。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要很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政治大节。 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反修防变的护城河。只有干部的汗和群众流在一起，手上的泥和群众沾在一起，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才不会变色。任何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管口号喊得多响，最终都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二、今天的“联系”，为什么容易变成“走访”?
今天一些地方“保持血肉联系”之所以效果不佳，是因为它往往被简化为一种程序性的“走访”：干部下去转一圈，握握手，拍拍照，回来写个报告。这种“联系”，在物理上发生了，在立场上没有发生。
真正的血肉联系，需要一种结构性的“站过去”——干部的生活方式、交往圈子、子女教育、医疗住房，不能和普通群众处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一旦这两个世界分开了，不管嘴上怎么说“为人民服务”，立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漂移了。求是网的智库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人民立场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写在纸上的概念。”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它确实曾经被挂在了墙上，变成了口号。要把它从墙上拿下来，靠的不是再写一遍，是把脚重新踩回到群众踩的那块地上。
第三部分、 先锋队，不是“头衔”，是阶级的“前锋”
一、“先锋队”的“先”，首先是立场上的“先”
《决定》在指导思想中明确写入“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求是网的文章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性质“不会自然保鲜”。
求是网：《求是网评论员：准确把握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
“先锋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中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性。列宁的定义是：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里的“阶级”，不是抽象的“人民”，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首先是阶级立场上的“先”——它比一般群众更早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更坚决地为之奋斗。
如果抽掉“无产阶级立场”这个内核，“先锋队”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荣誉头衔。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他的屁股坐在了资本一边、特权一边、“精英”一边，哪怕他天天把“先锋队”挂在嘴上，他在阶级分析的意义上，已经不再是先锋队了。
二、自我革命，是先锋队“不褪色”的有效办法但仍不能脱离群众监督
公报回顾了党找到的两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求是网的文章把自我革命和先锋队性质直接连在了一起：“只有始终加强自身建设，以自我革命精神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锋队性质。”
新华社：《全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自我革命”之所以是“革命”，而不是“改良”，是因为它要动的是立场漂移的根子。改良可以调整政策、修补制度，但改不了“屁股坐在哪”的问题。革命则要求把屁股挪回来——从少数人的沙发，挪回劳动人民的长板凳。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必然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必然要“刀刃向内”。但如果不这样做，先锋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个“曾经是先锋队的党”。单靠没有群众监督的自觉是不可能的。苏联的教训就在这里。
不要外部批评，只做自我批评，可行吗？
苏共在解散时，绝大多数党员没有站出来捍卫党。不是因为“突然”变了，是因为几十年的立场漂移，已经把先锋队的阶级成色掏空了。当那个党已经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时候，工人阶级凭什么要捍卫它?
结语：做一个共产党人，就是选择站过去，并且一直站下去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如何增强党性?如何做一个共产党人?如何保持血肉联系?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愿不愿意一直站在那一边。
你选择把业余时间花在酒桌上还是花在车间里，你选择在老板和工人发生纠纷时下意识地偏向哪一边，你选择在“维稳”和“维权”之间本能地站在哪一个词后面，你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和普通孩子一起长大还是把他们送进另一个世界——这些日常选择的总和，就是你的立场;你的立场，就是你的党性。
党性，说到底，就是选择站在被压迫者、劳动者、普通人民一边，并且一直站下去，永远不挪窝。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