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陷入“贫困性增长”
霸权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
全球金融海啸三年来，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发生且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发展中国家率先进入复苏轨道，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总体缓慢而乏力；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与此同时，自1990至2010年的20年间，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GDP计算，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4%上升到7.77%；印度从3%上升到5%。相应地，美国从23%下降到20%；欧洲从27%下降到20%；日本从9%下降到7.28%。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00年（新世纪第一年）是世界经济历史的一个划时代分水岭：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07-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二者经济增速和贡献度的差距越来越大。
全球产业和市场格局亦发生惊人变化。主要是欧美各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显著上升。2000年，欧洲出口中国占其总出口只有5%；2010年则上升到20%。相应地，欧洲出口到美国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57%下降到2010年的42%。下降的15个百分点恰好是中国增加的15个百分点。2000年，美国出口到中国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只有3%，出口到欧洲则占48%。到2010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比重上升到15%，增长了12个百分点。出口欧洲则下降到41%，下降了7个百分点。
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失衡成为国际经济格局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和政策分歧焦点。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大约4500亿美元，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大约3500亿美元。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中国则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到2010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过11，000亿美元，约占美国对外国债的21%。与此相对照，日本持有美国对外发行国债的20%，英国持有11%，OPEC5%，巴西4%， 加勒比国家4%，俄罗斯3%。
然而，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所面临的最根本失衡，是全球经济之虚拟经济创造中心和真实财富创造中心严重背离。它具体体现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快速分离。制造业中心已经决定性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货币金融中心却依然由发达国家掌控。换句话说，东方拥有真实财富创造中心，西方掌控货币金融中心；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东方为全世界制造产品，西方为全世界产品定价；西方大量发行债券和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则用自己的储蓄去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之持续背离或失衡，导致全球经济许多令人难以理解、难以忍受的奇特现象：
尽管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之却在世界100名之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更低。让我们简单看看中美之间的差距。2010年，美国GDP为14.6万亿美元，以3亿人口计算，人均GDP为4.87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4200美元，看起来美国不过是中国的11.6倍。然而，根据笔者的测算，如果以每小时收入计算，美国至少是中国的44倍！
如何解释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原因：譬如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劳动生产率相对低、技术含量和创新不足、缺乏自主品牌和知名品牌、许多企业依靠来料加工等等。
霸权货币体系和“贫困性增长陷进”
但是，一个最重要却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原因是，尽管中国是“世界工厂”或真实财富制造中心，却不是“世界货币制造中心”，不是“世界一般购买力制造中心”，不是“虚拟经济制造中心”，因此，中国对自己制造的产品几乎没有定价权，从而无法让全球财富分配真正反映中国劳动者的贡献。
全球货币、金融、资源和产品定价权的本质就是全球财富分配机制。人均GDP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就是经济学者曾经从理论上论证过的“贫困增长困境”：如果一国无法掌控自身产品的定价权尤其是出口的定价权，那么，该国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贸易条件就可能越来越恶化、相对收入就可能越来越低！掌控定价权的关键则是掌控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全球金融体系主导权。
“贫困增长困境”还表现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增长速度。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长期远远低于人均GDP增长速度，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确保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尴尬的处境？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固然是重要原因，我国缺乏国际市场定价权无疑则是最重要原因。
如果对照中国国内物价水平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你就会发现一个异常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商品，无论是绝对价格还是相对价格，发达国家都比中国要低！公寓、别墅、汽车自不必论，国内许多一线城市之公寓和别墅价格早已突破百万美元乃至数百万美元，超越美国和欧洲许多中心城市之价格，况且我国多数公寓和别墅之周边环境与欧美难以相提并论。最令人沮丧的是普通消费品价格，譬如衬衫、运动鞋、西服之内，绝大多数皆是Made in China，国内售价竟然是欧美售价的两倍或更高。以耐克运动鞋为例，国内一般售价在900元之上，折合美元140元，欧美售价高者不过70美元，一般为40美元左右。
“贫困增长困境”绝非是中国独有之现象。美国著名经济学者杰弗里．萨卡斯及其合作者多年的详尽考察表明：过去40年来，尽管非洲、拉美和亚洲发展中国家之绝对收入水平有显著提升，然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发达国家之差距却反而持续放大。全球贫富分化进一步加深的原因当然很多，然而发达国家制造的泡沫经济或“投机赌博新经济”（借用王小强先生的名词）才是最主要原因。
通过无限放大美元储备货币和美元金融资产，发达国家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购买力，相应缩小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购买力。货币和金融资产之本质是真实商品和资源的购买力。经济泡沫化、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背离的本质是购买力的重新分配和两极分化。1971年至今，国际美元储备从380亿美元扩张至10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资产与GDP之比例达到惊人的380%，近债券市场规模就达到90万亿美元，绝大部分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全球性购买力。美元霸权所创造的超级利益当然还远远不止这些。
19世纪后期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时期，亦是金本位制固定汇率的黄金时代，全球资本至少有四分之一是从发达富裕国家流向贫穷落后国家。1971年浮动汇率时代和新全球化浪潮开启以来，全球资本流动几乎完全转向：资本主要从贫穷落后国家流向富裕发达国家。过去40年，流向贫穷落后国家之资本占全球资本总流量的比例一直持续下降。譬如，1913年，全球资本至少有25%流向贫穷落后国家，到2000年世纪转折之时，该比例下降到只有5%。许多研究表明，过去40年的新全球化浪潮，全球资本流动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一个是资本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流入富裕国家，为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和高额债务融资。
如果美元和欧元不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维持如此高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储备货币地位给予它们的债券以良好的信用评级，国际银行、保险公司、各类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才能成为美欧债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正在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迅速发展，失衡的根源是美元霸权货币体系和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面向未来，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和富裕大国，就必须努力纠正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不利格局，核心战略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唯一有效道路是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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