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评论员
尽管有很多人不理解，中美高层第四轮对话在还是在“非常成功、影响深远”的气氛中“圆满”收官，中方接受了美国的“药方”：承诺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国企数量，并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
这个被业界称为干涉别国内政的“药方”在国内则受到追捧，个别媒体和学者，借机鼓吹要果断重启国企改革。在一篇名为“国企改革再清源”的文章中，他们提出要将国企改革导入国资改革路径，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运作：“此次中美对话中，中方承诺的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正是财政体系重构的题中应有之义。借此外力，以红利上缴为起点，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实现财政体制重构正当其时。”
理由很充分，概念很新颖。但只要看看其具体改革思路，你就会明白背后有深意：
“原则上讲，国家特别需要，而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国有资产应首先从退入手，有序退出，退出之际方知国有资本的盘子究竟多大，国有企业应该存留多少家。”
“对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应当不再依附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而是以自由流动的国有资本形态控股与分红，政府不再干预企业决策和内部事务;对自然垄断性行业，则放开准入门槛，制定行业标准，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实现政府监管模式重塑;对涉及自来水、电力、燃气、医药等公用事业领域，可采取PPP(公众、民营合作制)或者“授权经营”等方式取代行政管理;而最后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则属国有资本“退无可退”之地，也即是国有企业生存之域。”
一句话，就是一“退”了之。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到退无可退的地方去。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国企改革经历了从扩权让利、承包经营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破产关闭、重组并购到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从3年革脱困到做强做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经历了不断探索、不断深化改革的历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尤其是近十年来，国企更是在正确的改革发展思路下取得跨越式发展。
简单的一组数据就能说明问题：截至2010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68.6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2万亿元，实现净利润1.7万亿元，分别是2002年的3.8倍、3.8倍和7.2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106.9%，平均资产收益率7.4%，分别比2002年提高3.8个百分点和4.1个百分点。
国企的进步，用实践证明党的十五大以来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方针是正确的，是有效的。实践也证明，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只能搞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有资本要在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更多地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具有优势的行业集中，向大企业大集团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在国内中小企业的层面几乎已经没有国有企业了。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这样的业态：在中小企业层面，主要依靠民营企业;在特殊行业及关键领域，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既有民营企业又有国有企业，二者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我们认为国有经济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资本坚持以上的流向与调整，方向是正确的，思路是清晰的，改革是基本到位的。当然，国企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壮大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任务远未完成，国企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这绝不能影响和动摇我国既定的国企改革思路与方向，尤其要警惕“借改革之名，行颠覆之实”的改革派主张。因为，无论从历史实践、现实国情及未来发展来看，我们的国企改革均不适应、也不可能将国有资本退到退无可退的地步。
不管是否要将国企改革转向国资改革，不管是否要加强国有资本流动，我们都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的前提下，让国有经济更多地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同时也可以在其他非重要行业和非关键领域中依据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存在和发展。。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改，我们必须坚守这样的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必须得到发展壮大，这就是国资、国企改革的“本”，无论怎么清源，这个“本”必须正，这个“本”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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