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定位“新常态”（之一）：检验
赵 磊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在表面上似乎波澜不惊，甚至有趋于下行的压力。然而，“静如止水”的下面有如“新常态”这个词所暗含的那样：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正在孕育着某种重大改变。比如：“一冷一热，楼市股市”;“产能输出，一带一路”;“小微红利，大众创业”;“互联网加，万众创新”——在这些关键词的背后，既有“空间”变化的含义，也有“时间”变化的含义。如何把握经济时空的结构变化?这不仅挑战着“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检验着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为此，我将分季加以讨论。
一、检 验
若干年前，我曾经陆续对中国经济做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判。习总书记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有着针对性的。既然中国经济已经正式进入“新常态”，那么，现在也是到了“回头看看”马克思主义解释力的时候了。这倒不是想显摆一下谁谁有先见之明，而是要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有没有前瞻性。
2014年7月，在“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我对官方鼓励创业的“供给学派”政策做出了如下判断(注1)：
——“现在政府鼓励创业，着眼点在小微企业。这说明什么?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说明，既定的存量资本已经越来越缺乏活力，需要注入增量资本来增加新的活力。但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说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食肉动物（大资本）已经缺乏充足的下端食物链的保障了，需要从供给方面增加中小资本来补充下端食物链，为大资本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养料。”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看来，新增小微资本的进入虽然有助于维系整个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暂时稳定，但是，其代价是经济的时空结构进一步加剧失衡：
——“严重过剩的市场就是一架张开大口的绞肉机，鼓励小微企业这种做法，不论主观动机如何美好，客观上其实是让进入市场的新增小微资本大多数变成小鱼小虾，在绞肉机中被喂料进去，最终被大资本吞噬掉。通过新增小微资本的不断进入和竞争，绞碎后形成新的GDP，来制造供给繁荣和经济繁荣，这就是当下供给学派的基本思路。”
对于官方偏好“供给学派”的政策选择，我的预测是：经济形势的变化会迫使政府不得不转向“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
—— “为什么我说政府一定会出手救市，会走向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说是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可是一旦危机来临，你看最后，那只‘看得见的手’还是会伸出来。没办法，说是要让‘市场自动出清’，可你总不能让‘市场自动出清’把自己给搞崩溃了吧?你不让政府作为，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就要完蛋。他非这样干不可。所以，这个东西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凯恩斯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产能过剩”的顽疾。但是，问题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提供给“看得见的手”的宏观政策的选择“多乎哉”?不多也：
——“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当然不可能从根子上搞定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最终还会导致滞涨并发，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下，对不起，你没有别的选择。所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不论‘调结构’的政策含义多么具有‘政治正确性’，若离开消费的支撑，无视分配政策的调整，眼睛只盯着资本的‘调结构’就只能是研究报告里的空谈，茶杯里的风暴。”
所以我预计，在“稳增长”的巨大压力下，宏观经济政策逐步走向“凯恩斯主义”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 “如果调结构落入‘空转’将会怎样?其结果，本届政府不得不重复上届政府的做法来‘保增长’：采取制造公共需求的宏观政策，来维系越来越狭小的市场需求。可以预测，如果经济指标进一步恶化，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然趋向于扩张性的宽松。这种概率或越来越大。”
一年时间过去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赘述。
注1：参见：《成都学者对话李民琪：中国问题不在供给，而在需求》，载《赵磊的新浪博客》2014年7月28日;另参拙文：《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载《赵磊的新浪博客》2014年7月16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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