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的消费问题，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叙事：中国人的特点是节俭，不爱花钱，偏爱储蓄；于是，造成消费不足，内需疲软，拉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要促进经济发展，就要拉动消费，扩大内需。
这是真的吗？我的看法是，如果说在改革前这大体是事实，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在一些老年人身上还有这样的倾向，年轻的一代已经完全不是这样。
有一个观点，我已经讲了起码十年：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用一年的工资买一台电视，你说我们不爱消费？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用一年的收入安装一部电话，你说我们不爱消费？我们用大十几万甚至二十多万买一辆桑塔纳，用几十倍的房价收入比透支一生的收入买着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房子，你说我们不爱消费？
事实恰恰相反。现在不是节俭的问题，不是不爱消费的问题，不是偏爱储蓄的问题，而是消费过度、超前、透支的问题，是负债累累的问题，是无力再消费的问题。经济学家李杨说，现在人们挣100块钱，要用50块来还债（这个稍微夸张了点）。还要怎么消费才能符合消费旺盛、内需充沛的标准呢？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正视消费中的两个最突出问题：一个是阶段压缩，一个是超前透支。
先说阶段压缩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展的压缩性。所谓发展的压缩性，至少有两重含义。第一，不同的阶段可能混合在一起。第二，有些阶段由于压缩而大大缩短。罗斯托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六个经济增长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提高生活质量阶段。走完这些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大约用了一两百年的时间，而我们只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
就这样一个高潮未完，马上又一个高潮迭起；就这样气喘吁吁、日夜兼程地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用一两百年走完的路程，还想马上再来个像过去30年那样的大规模集中消费的高潮，可能吗？所以，我最近的一个判断是，大规模集中消费阶段即将结束（见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实际上，可能已经结束。
再说超前透支的问题。说气喘吁吁，说日夜兼程，意味着我们同时也背负了沉重的债务。根据有关方面的数据，我们至少可以注意这几方面的情况：现在中国居民负债率是60.6%，而美国是65%；2010年至2021年，中国居民信贷规模从1.27万亿攀升至8.26万亿；2021年，我国居民债务收入比达124.4%；从2012至2021年，我国居民每年还本付息的金额从5万亿元攀升至14万亿元，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4.5%上升到28.2%；全国负债人数高达七亿人，其中80后、90后负债人数占比达85%；信用卡逾期高达2000多亿元。在这些债务中，房贷当然是大头，但除此之外，车贷、结婚、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负债也占相当比例。
有人喜欢将中国现在家庭的债务负担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作比较，然后认为现在中国家庭的债务水平还不算离谱。但我们要知道，在不同社会保障水平之下，人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是根本不一样的。
同时，我还想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由消费超前透支形成的债务问题。我最近正在读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负债表衰退理论。什么是负债表衰退？最简单地说，就是省吃俭用，减少债务，并由此造成经济衰退。在辜朝明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泡沫的破灭，让日本损失了 1500 万亿日元的财富。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日本的企业和家庭连续 15 年将主要收入用于还债。由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整整持续了 15 年。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社会经济起飞有点像人的身体发育。人的身高有两个年龄段是长得最快的，分别是婴儿期和青春期。从出生到一周岁。儿童身高可以增长25厘米左右。而在青春期，身高再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到20岁左右，身高就差不多了。当然，这不是说人的身体不再发育了，会变得更健壮，更成熟。经济的发展与之有点类似。一个国家从贫困阶段开始起飞，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30年大体就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水平。此后，不是不发展了，但会进入一个常规发展阶段。这时，主要是要靠科技进步，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的福祉。如果急于求成，强行拉动，很可能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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