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的辩证统一是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生产被纳入资本逻辑。资本在统摄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人的生命的治理，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权力形式。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治理，旨在通过对代际内个体生命的持存、代际间种的生命的延续以及整个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操控，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和力量扩张。到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的生命治理术发生深刻变化，它以生产性而非压制性来彰显自身的合法性，以向日常生活殖民来布展自身的权力触角，以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微观化、隐匿化、系统化操控来巩固自身的统治根基。科学认识资本的生命权力形式，需要以历史辩证法为指导，在肯定资本的文明作用的同时超越资本至上的发展逻辑，寻找人类实现生命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科学道路。
董彪，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深刻认识资本逻辑，既是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也是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关键。在笔者看来，资本逻辑实际上是由价值增殖逻辑和权力支配逻辑相互支撑、相互作用构成的一种“双螺旋结构”，资本不应当仅仅被视为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利益关系，更应当被视为以力量扩张为目的的统治关系。质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并且是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经济社会权力，资本权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是通过对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的统治来实现的。在统摄物质生产的过程中，资本也对工人的个体生命和类的生命进行理性化的算计和操持，并把权力的触角从生产扩展到生活、从肉体扩展到精神，从而实现对人的存在和生命的统摄和吸纳。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着重研究了自由资本主义早期资本权力的生命治理形式，为我们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生命治理术提供了理论坐标和历史参照。
一、物质生产与生命生产
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离不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能量的互换，离不开人在个体和类的层面把自身的生命再生产出来。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生命关系，也就是“物质生产”与“生命生产”的统一，构成历史活动的最基本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两种生产”贯穿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中，不仅构成唯物史观的基础，而且是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内容。
青年马克思最初立足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探讨，已经初涉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的内在关系这一理论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工人对他人财富的生产和对自身的生命生产之间存在的深层悖论在于，工人出卖自身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财富，但是他们的工资却被压制在维持自己牲畜般生存和让自身的后代不致死绝的最低需要的范围内。换言之，资本让人从被神圣形象控制走向被资本这种非神圣形象控制，“一方面把人从宗教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又使人沦为动物不如的历史存在”。无论社会财富是增加还是减少，无论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劳动始终不能改变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工人的工资收入始终难以超过其基本生活需要。作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学问，国民经济学没有真正破解这一悖论，它“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马克思从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内在关系出发，阐述“产品异化—活动异化—类本质异化—社会关系异化”四重异化现象，分析“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工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深刻揭示异化劳动背后的生命活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工人从事的生产活动本应当是创造自身生命的、有意识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对象化活动不是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被工具化为资本家实现私有财产增殖的手段。由于劳动的异化，工人的生命生产被降低为动物性的生命生产，他们“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尽管此时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建立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及其对类本质的应然设定之上，尽管马克思还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价值等概念，但还是阐明了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区别，揭示了资本生产和生命异化的内在关系，这为后来马克思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历史批判理论和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资本批判理论开启了思想前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式提出物质生产决定社会交往的理论，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不是精神、实体以及自我意识这些观念性存在，而是有感性需要、从事对象性活动的现实个人。物质生产和人的生命生产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支撑，既是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得以存在的前提，更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一方面，物质生产是生命生产的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产发展的状况和水平，直接决定着人类满足自身生存和生活需要的能力，从而决定着人类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生命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基本动力。“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只有让个体生命的持存得到保证，人才能把自身的生命能量转化为从事劳动的力量，从而成为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的主体;只有让种的生命得到赓续，人才能一代又一代地参与到劳动中，从而使物质生产获得长期的持续。因此，“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物质生产与生命生产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一次性的，而是双向的、循环式的，物质生产满足了生命生产的需要，而已经被满足的生命生产会产生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又会对物质生产提出新的要求。历史就是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生命生产和再生产的相互推动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马克思此时虽然从人类学意义上阐述了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的内在关系，但他更重视物质生产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意义。在他看来，“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生产，既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式，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生命生产和再生产的形式。换言之，物质生产背后的支配性力量必然延伸为对人的生命的支配。
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规律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不再从人类生存发展的一般原则角度看待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的问题，而是从资本逻辑运行的角度予以审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认识到，同传统社会的生产以获取使用价值为主要目的不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以实现交换价值及其增殖为主要目的，这种由异质之“质”的追求到同质之“量”的追求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结构和生命的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不是按照一般人类学的需要逻辑进行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命的生产也不再是按照自然的、本能的逻辑进行，二者均被裹挟到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和权力支配逻辑之中。由于生产领域的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资本的价值增殖是通过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因此，“活劳动”“劳动力”和“必要劳动”就构成理解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的三个关键概念。所谓“活劳动”，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投入的脑力与体力消耗，是动态的、流动的劳动形式，与之相对的是“死劳动”或“对象化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一方面，活劳动按照一定的目的、运用一定的手段，以具体劳动的方式对自然物质进行改造从而创造出使用价值，并且把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另一方面，活劳动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实体化地凝结在新的商品中，这就是价值——它以使用价值作为物质承担者，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标准。资本主义的财富创造密码不在于活劳动，而在于如何让“活劳动”服务于价值增殖的财富机器，这就涉及第二个概念“劳动力”。“劳动力”是指人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即人的劳动能力。其与活劳动的本质区别在于，“活劳动”是现代社会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同人格和人身及其权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因而不可商品化(否则就是奴隶了)，而劳动力则是可以根据其具体的能力形式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按一定的价格进行出售的特殊商品。资本增殖的关键在于，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具有统一性，活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超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且这部分超出的价值不归活劳动所有，而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与此同时，资本家利用活劳动推动物质生产从而创造剩余价值，却必须以活劳动本身的持存为基础，因此，其劳动力价值必须能够满足劳动者自身的生命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这就是“必要劳动”。“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的深层关联在于，既要充分利用“活劳动”的价值创造能力又要保证“活劳动”的存续和再生产，进而既要有效地提升劳动力使用的效率又要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是物质生产得以进行和持续的关键，更是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自然就必须承担起统摄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的职能。
综观上述三个时期和三个文本，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内在关系的把握，经历了从类哲学的人本主义批判到人类学的生产方式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批判的转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照的光”和“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整个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都被置于资本的宰制之下，这不仅运用验证并且深化拓展了生产方式理论，而且也使其早期的劳动异化理论和生命异化理论重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要把握资本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刻影响，就必须进一步观察资本权力在统摄物质生产的同时是如何深化对人的生命的操控的。
二、资本权力与生命操控
在传统社会，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是由超经济权力支配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宗法关系甚至直接的暴力支配着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经济社会权力，物质生产以及劳动者的生命生产被纳入资本的价值增殖和力量支配的结构。资本生产要素必须通过劳动力才能驱动，如果没有劳动力，资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资本。同时，资本生产要持续进行，不仅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而且要考虑未来的劳动力供应。所以，“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同时，由机器和分工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为资本权力把对生命生产的支配纳入资本的增殖和积累之中创造条件。
一是对代际内个体生命持存的支配。为了减少雇佣成本同时又最大化地提升剩余价值生产的效率，资本家始终致力于将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要素都吸纳到资本生产之中。在时间方面，为了尽可能零敲碎打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资本对工人的饮食、休息等方面的时间进行算计，“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例如，资本家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机器开动12小时或15小时，“使工人不得不有时抓住这一点零碎时间，有时抓住那一点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在劳动强度方面，资本为了尽可能地让劳动者超负荷地工作，导致工人因身体透支而早死的现象。马克思援引理查森医生的《劳动与过度劳动》指出，“打铁几乎是人的天生的技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是由于过度劳动才成为毁灭人的职业。他每天能打这么多锤，迈这么多步，呼吸这么多次，干这么多活，平均能活比方说50年。现在强迫他每天多打这么多锤，多迈这么多步，多呼吸这么多次，而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费1/4。他尽力做了，结果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多干了1/4的活，但是他活不到50岁，他37岁就死了”。在空间方面，资本尽量以最低的成本来实现对工人生活的集中管理，并且“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促狭的空间、稀缺的光照、稀薄的空气、恶劣的卫生状况、糟糕的生活设施以及不分性别年龄的住宿安排，使工人的生存条件降低到动物性的层次，工人的健康完全得不到保证，生命也受到威胁，更不用奢谈人的尊严和道德。同时，为了推动生产变革，资本不惜突破历史传统和道德底线，把工人当作动物一样来“探索”其生存的极限，“就像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正因为如此，工人成为各式各样的职业病(肺病、皮肤病、呼吸道疾病等)、传染病(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的受害者。可见，一部资本生产史，就是工人的生活史、健康史、疾病史，因而也就是资本权力的生命支配史。由产业工人的患病种类、伤残数量以及死亡率可以共同勾勒出工业的病理学图谱。
二是对代际间种的生命的延续的控制。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权力支配都离不开劳动力，但是，劳动者是会死的，要使劳动力不断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并且，由于过度劳动和糟糕的生产生活条件缩短了工人的正常寿命，要适应资本生产的需要，就必须使“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因此，不仅工人个体生命的生产被纳入资本权力的统治之中，工人种的生命的繁衍也被纳入其中。对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男性工人而言，固化的劳动分工、繁重的劳动负荷、单调的劳动方式使劳动不是“对象化—自我确证”的自由活动，而是一种自我疏离、自我反对、自我折磨的异化活动，这严重影响他们繁衍的能力。与此同时，资本还使其生命权力扩大到对工人妻儿的操控。当工人的微薄工资不足以满足家庭所需时，他们就不得不把妻子赶出家庭，把子女赶出学校，让他们成为资本支配的对象。“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其结果是，女性不成为女性，儿童不成为儿童。女性特有纤巧的身体特质、温顺的性格特质竟成为她们受奴役的原因，她们忙碌于工厂的工作，却“毫不考虑这会给她们家里瘦弱的子女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力被资本褫夺了，儿童被过早地推到生产的流水线上。马克思指出，“不是亲权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由于缺乏照顾、饮食不周、营养不良、缺乏教养，导致儿童在体能体质、智力水平、道德素质方面一代比一代差，甚至出现人口退化的现象。
三是对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调节。资本的积聚离不开劳动力的积聚，资本扩大再生产离不开一定规模的劳动力，资本对机器的运用和对分工的调整则离不开对劳动力结构的调节。所以，资本对人口的生命操控不是简单地让人口再生产出来，而是要使之同资本生产和积累的方式、效率充分结合起来。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取决于社会总资本和资本有机构成两个因素，但在根本上取决于后者。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增加自然会带来对可变资本也就是劳动力需求的同比率增加，这就会为工人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技术进步、管理水平以及资本集中程度的提升会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从而出现资本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不断减少的现象。这就是说，在同一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可变资本增加的比例会小于社会总资本增加的比例，从而使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降低。同时，由于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本家涌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力人口随着人口增长而自然增加等原因，劳动力的供应不断增加，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相对剩余人口的出现。马克思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与此同时，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还会改变资本的劳动力需求结构。一方面，随着体力劳动的简单化程度日益加深，原本不适合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女性、儿童也可以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另一方面，随着一般智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资本对脑力劳动者的需求会日益增加。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者在产业中时而被吸纳、时而被排斥，成为潜在的过剩人口。而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为资本更有效地控制劳动、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无论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了条件，因为他“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对于现有劳动者而言，资本对其压榨会加剧，其工资会被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范围内。对于相对过剩人口本身而言，他们“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成为随时听任资本剥削和支配的人身材料。可见，作为资本生产和资本积累的产物，相对过剩人口反过来成为推动资本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的杠杆，“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膨胀力也增长了”。
总之，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增殖和积累，资本操控着劳动者在代际内和代际间的生命活动，调节着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生产出处于待命状态的产业后备军。这样，全部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都被置于资本逻辑之下，服膺资本权力的支配。不过，不能将资本权力视为罩在产业后备军头顶的永恒阴霾，因为在资本运动的内部孕育着客观的、辩证的否定力量，而产业工人及其后备军正是这种力量的承担者。
三、晚期资本主义的生命治理术
如前所述，人类社会的权力形式可分为超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力两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神权、君权、族权等超经济权力是主导性权力形式，权力主要通过压制性、暴力性甚至毁灭性的力量来显示自身的权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取代其他权力形式，成为统治一切的经济社会权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权力的形式也不一样。马克思集中考察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两种资本权力形式。一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权力。为促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资本不惜采取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暴力的形式，强迫劳动者离开土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服务于资本增殖和积累的工具。对人身的暴力作为一种“经济力”，构成资本权力的重要形式。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后的资本权力。由于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日渐完善，资本通过生产过程的高度组织化、规范化以及相应的监督、惩罚制度来实现对工人的支配。也就是说，经济关系和经济权力的无声强制取代了血腥的、肮脏的、暴力性的权力形式，这使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资本论》及其手稿集中论述了第二种形式的资本权力，这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初期资本权力的普遍形式，但它同时也为我们分析后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的生命治理术提供理论坐标和历史参照。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方式和资本形态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提出，后又被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以及美国文学批评家詹姆逊等人相继使用，遂逐渐成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概念。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从科技与生产的关系来看，科学研究转化为技术革新进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日益加快，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迅猛发展，并被迅速而广泛地运用于工业生产、商贸流通以及服务消费等领域，极大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效率，同时也深化了资本和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2)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商品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相互交织，私有化、市场化、金融化对公共资源和生活世界的掠夺日益加剧，国家对市场、社会和私人生活的干预日益强化，“国家社会化”之后的“社会国家化”趋势日益凸显，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组织化资本主义转变。(3)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角度来看，由于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合谋加深了对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渗透，满足精神生活需要的产品、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规范以及开展行动的价值支撑受到新的规制，人的生命存在出现物欲膨胀而意义失落的状态。(4)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关系来看，为进一步提升资本循环和积累的效率，跨国资本以民族国家为依托，以信息、通信和交通技术为手段，极力消除传统的时空界限，不断推动非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再资本化”，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权力—财富”格局的不平衡性和不平等性，深刻改变资本影响世界面貌的方式。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资本权力及其生命治理形式也发生深刻变化。
其一，由压制性权力转变为生产性权力。资本权力是通过非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再资本化”来提升自身统治的广度和深度的。就早期资本主义而言，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治理主要服务于工业生产领域，其“资本化”主要表现为让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尊严，成为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进而不得不服从资本的规训和治理的过程;其“再资本化”体现为被排挤的“产业后备军”被资本家购买，从而再次接受资本统治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它更多的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等方式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因此，资本的权力运作虽然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但在总体上仍然是惩罚性的、压制性的。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由于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增殖更多地通过对工人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来实现。如何推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成为资本增殖的关键所在。对于资本而言，价值增殖主要不是通过压抑欲望、规训身体等方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最大化地激发劳动者的知识生产和技术创造的潜能，保证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供应来实现的。福柯说，“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而言，由于政府的经济职能日益政治化、社会化，国家不仅要根据资本积累规律和发展周期有效地管理市场经济活动，而且要承接起生命治理的功能，掌握并调节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就业率、失业率、健康状况、衣食住行等。换言之，此时资本的生命权力已经国家化，它“不再直接面对死亡(甚至很多国家直接取消死刑)和肉体塑形，而转而关注让人‘怎样’(comment)活着”。值得注意的是，晚期资本主义在凸显权力的生产性特质的同时，也以隐蔽的方式造成新的“强制”。由于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加深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幅度提高，由于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力，由于“人力资本”和“优绩主义”的影响，“相对过剩人口”现象不是减弱了，而是以新的规模和结构形态增强了，因此，劳动者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不论是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还是脑力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等)，不论是底层民众还是社会精英，其工作均面临着被机器和人工智能取代的威胁。所以，就业竞争和工作压力进一步延长劳动者的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加剧劳动者生命和生活的异化，使“加速”“内卷”和“过劳”成为现代社会的新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面临着新的危机。
其二，权力范围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日常生活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颠覆性变化，“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权力的触角不断从生产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拓展深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重塑。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以生活世界的符号系统的畸变和物化为特征，生活世界受制于从金钱和权力结构中分化出来的、具有自足性的子系统的命令”。资本权力的日常生活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命存在方面，资本权力致力于塑造商品化的世界。资本家运用金融化、市场化的手段，在传统的非经济领域不断开疆拓土，推动科技、教育、健康、环境等的商品化，进一步加强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侵蚀，使人的存在及其生活打上商品和买卖的印记，技术拜物教、智能拜物教等成为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新型拜物教形式。特别是基因编辑、生物医药、器官芯片等同人的生命存在和健康密切相关的技术的资本化，在有利于提升人类生命质量的同时也会带来深刻的伦理和道德风险。二是在生物节律方面，资本致力于改变人的生物节律。以睡眠为例，睡眠是机体新陈代谢和恢复精力的必要环节，但对资本而言，睡眠意味着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中止，是资本提升增殖效率必须克服的顽固堡垒。因此，充分运用“光”的技术否定“夜”的存在，进而有效缩短人的睡眠时间、延长人的活动时间，成为资本的新使命。根据克拉里的观察，当今北美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大约为6.5小时，他们的上一代人则需要睡8小时，20世纪初的人则几乎用近一半的时间在睡觉——10小时，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原本自然性的生命绵延，被资本转化为可量化、可切割、可算计的物化时间，“24/7的世界昼夜通明，消除了阴影，是资本主义后历史(post-history)的最后幻象”。三是在生命欲望方面，资本权力致力于制造虚假需要。马克思指出，资本在增殖欲望的驱使下会“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由于晚期资本主义从匮乏社会进入丰裕社会，剩余价值实现而非剩余价值创造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环节。“体制必须不仅控制生产机器而且控制消费需求;不仅控制价格而且控制这一价值所要求的东西。”为此，资本不仅以个性化、弹性化的生产满足市场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差异化、分众化需求，而且还通过制造概念、符号、时尚、审美等手段，创造出需求的“匮乏—填充”机制和主体的“区分—认同”机制，以不断翻新的稀缺性和异质性重塑人的欲望结构。
其三，支配形式日益微观化、隐匿化、系统化。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极大变化，随着信息、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互联网、物联网成为新的经济平台，算法和算力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这不仅催生信息资本、数字资本以及平台资本等资本形态，而且也创造了数字劳动、情绪劳动等非物质劳动形式，推动生产方式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型。这些变化在推动生产发展、拓展社会交往、便捷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使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方式和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形式发生新的变化。由于数字技术在制造业、零工经济等领域的广泛运用，后福特制背景下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发生深刻变化，已经由传统的可视化监督、技术性控制、科层型管理走向以算法和系统为支撑的“数字控制”，形成运用于整个生产空间的全景化监视综合体。与此同时，数字信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不仅使资本运动的时空限制被大大突破，而且也使资本权力的触角弥散到社会结构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之中，渗入人的物质存在、社会交往和精神世界的深处，成为无所不及、无处不在的力量，创造出一种以分权实现集权、以去中心化构建等级关系的新型权力系统。对人而言，资本权力微观化、虚拟化、精细化造成新的生命异化，不仅感性认知能力(如注意力等)被俘获，而且理性认知能力也遭到虚假景观、碎片化知识、信息茧房的破坏。进而言之，由于感官过载而精神空虚、信息爆炸而思想匮乏、知识倍增而智慧衰落，人类面临着因思维集体性短路而走向系统性愚昧的危险。随着上述技术运用在世界范围内布展，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治理已经变成全球性的生命政治。“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在奈格里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传统的、被限制于固定时空结构中的物质生产劳动逐渐被非物质劳动(信息劳动、互动式劳动、情感劳动)所取代，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秩序而存在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帝国”。“帝国”的权力不是由固定政权或者机构垄断的法律权力和政治权力，而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通过社会福利体系和监控体系组织人的身体、分离人的欲望的生命权力网络。
总之，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权力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特别是对人的生命治理并没有减弱，而是以新的形式和样态增强了。这种变化显然比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统治方式更为柔性、更有张力因而显得更加文明，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对人的存在和生命的异化，也没有从根本上破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在共产主义社会，伴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个人所有制的重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力将重返劳动者，由资本权力主导的社会结构将被实质正义的社会结构所取代，人将在自由全面发展中守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实现生命尊严和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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