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苏修新经济体制的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还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LB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主席的指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等理论的重大发展，为我们今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人民正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除了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著作，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外，还必须“研究苏联的修正主义是怎样上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怎样变质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总结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历史教训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党政大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从而把苏联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马克思说过，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些旧社会的痕迹是滋生修正主义、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社会主义时期就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如何对待旧社会的痕迹，是限制它、不断缩小以至最后消灭它，还是把它凝固化、扩大化以至让它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社会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代表新旧资产阶级利益的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在经济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旧社会的痕迹，也就是“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有意识地无限制地加以扩大，让资产阶级法权占主导地位，很容易地搞起了资本主义制度。
研究和分析苏修新经济体制，是揭示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如何无限制地扩大旧社会的痕迹，把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苏联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社会生产总值中占有百分之九十左右，包括工业、交通运输、商业、金融的全部或绝大部分以及农业的四分之一。因此，研究苏修经济方面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引起的演变，最重要的是分析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方面的情况。
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路线的最完整、最系统的表现，就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团搞的“新经济体制”。到目前为止，新经济体制已经基本上全面实行。
所以，分析了苏修是如何推行新经济体制的以及新经济体制的实质，就可以大体上把握住苏修经济上是怎样蜕变的。
二、新经济体制的推行过程
新经济体制的推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准备试验阶段和全面推行阶段。阶段划分的标志是一九六五年的苏修中央九月全会。
赫鲁晓夫一上台，就着手经济改革，在经济领域贯彻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推行，就由于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的矛盾，下了台。但他已为推行新经济体制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首先是理论上的准备，也就是为新经济体制规定了方向、路线。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赫鲁晓夫篡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就鼓吹所谓“物质利益原则”。一九五六年，苏修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大反斯大林，攻击、污蔑和否定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一套后来成为新经济体制根本指导思想的黑货，宣称：
“必须贯彻实行工作人员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去关心生产的原则。”二十大通过了“关于简化生产管理和加强工业活动物质刺激的决议”。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赫鲁晓夫作“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报告，提出以利润作为“计划和考察企业和建设单位活动的主要指标”，“倡议”在工业企业中实行“利润原则”。
一九五九年一月，在苏修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宣称，“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即他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假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必须有物质刺激。
到一九六一年十月的苏修二十二大，赫鲁晓夫把修正主义路线系统化了，全面地提出了“三和两全”的路线，并通过修改党的纲领，把它固定下来。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宣称：“在建设共产主义过程中，我们的任务是更多地利用和完善财政信贷的杠杆、卢布监督、价格、利润。我们应该提高利润和赢利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应该予以企业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润，更广泛地利用利润来奖励本集体的良好工作，来扩大生产。研究和采用集体刺激的形式，使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不仅关心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且关心全部集体劳动的成果，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赫鲁晓夫明确宣布，这是“整个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方针、路线”。二十二大关于“总结报告”的决议则规定：“提高盈利……应当成为每个苏联企业活动的法律”。
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规定“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的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
后来全面推行的新经济体制，完全是按照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制定和实行的。可以说，勃列日涅夫之流以后搞的所谓新体制，只不过是赫鲁晓夫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具体化而已。
但是，列宁斯大林长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培育起来的苏联人民，是抵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为了把这条黑线贯彻下去，赫鲁晓夫大力制造反革命舆论。这突出地表现在苏修组织进行的“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上。
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苏联《真理报》在“改进经济领导和计划工作”专栏的头条，发表了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是：
1.依靠“经济手段”而不是靠“行政手段”，来“影响”企业的生产;
2.对企业只下达“产品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
3.根据“所达到的利润水平”来“建立奖励基金”，“利润率越高，奖金越多”;
4.企业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真理报》编者加按语，赞扬这个“建议”“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各大报如《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等都辟专栏进行讨论。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苏修中央全会上作的“苏联的经济发展和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报告中，亲自肯定“利别尔曼建议”，说什么“利润问题作为企业效果的经济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全会决议，按“利别尔曼建议”进行试验，委托计划机关和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这些建议，提出经济改革方案。
一九六四年一月，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根据十一月全会(一九六二年)的委托召开会议，总结对“利别尔曼建议”所作的工作，提出了大规模进行试验工作的实施建议。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真理报》发表利别尔曼《再论计划、利润和奖金》一文。他重申利润是“生产的经济效果的综合指标”，“最终尺度”。主张实行灵活的价格政策，企业可以按订货合同和利润、奖金定额自动编制计划，并要求建立一套推行经济改革法令。
应该指出，后来苏修搞的新经济体制，基本精神与“利别尔曼建议”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比“利别尔曼建议”更为彻底和系统。两次所谓“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实际上在舆论上已为新经济体制的推行准备了条件。
赫鲁晓夫为新经济体制不仅制定了方针、路线，制造了必要的反革命舆论，而且在组织上也作了准备。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曾经几次三番改组经济管理机构。其中有两次是属于全国性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苏修中央全会决定改组工业和国民经济领导体制，建立“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代替专业部管理工业”。接着五月七日——十一日，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法令，肯定了由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工业和建设的体制，撤销全联盟的专业部。(注：苏修中央一九六五年九月全会，决定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重新建立全联盟的各专业部)。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二十三日的苏修中央全会，又决定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分别成立工业党和农业党。(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即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召开的第一次苏修中央全会，决定工业党和农业党合并。)
这些机构变化、改组，一方面是苏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引起的严重矛盾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干部方面采取的措施。通过几次三番的改组，大量撤换干部，把抵制修正主义路线的干部或贯彻不力的干部清洗掉，把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干部扶植上台，从而为全面实行新经济体制在组织上做好了准备。
赫鲁晓夫还曾经按照他制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具体措施，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
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全会决定按“利别尔曼建议”进行试验以后，苏联各地都进行试点。如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经济报》“隆重宣布”，缝纫工业两个联合组织，即莫斯科《女布尔什维克》公司和乌克兰《灯塔》公司七月一日起试行新工作制。“生产计划将根据商业组织定货和同它们签订的直接合同编制”，“按定货单销售的产品额和赢利率是缝纫公司工作的总指标”，“从总利润中提取企业基金”，“利润增多，企业基金也就增多”。
如果说，赫鲁晓夫提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新经济体制的总的方针、原则的话，那么，这些试验则构成新经济体制的实践基础了。
柯西金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苏修中央全会上作的关于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报告中承认：“建议改变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办法，不仅是以理论结论，而且是以已具有的实际试验成果作为基础的”。“我们所取得的第一批成果，证明了所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①
可见，勃列日涅夫之流大肆宣传和竭力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在赫鲁晓夫的大量准备工作基础上完成的。勃列日涅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加以进一步发展，使之更加系统化。所以，从经济领域看，勃列日涅夫也是不折不扣的赫鲁晓夫二世。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粉墨登台。十一月六日，勃列日涅夫作纪念十月革命的报告，再次宣布，要全面地、不可改变地执行二十大、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规定的路线。
按照这条既定的路线，在赫鲁晓夫时期所作的大量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召开的苏修中央全会，决定全面地、分期分批地在国营企业中推行新经济体制。
全会由柯西金作“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提出了新经济体制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声称：顺利执行苏共党纲规定的经济方面的纲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措施“如何得到解决”。报告承认苏修经济上困难重重，但决心继续沿着修正主义路线走下去，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
柯西金的报告，全面地说明了新经济体制的内容。关于这个内容，报告一共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是所谓“改进计划工作”问题。柯西金攻击过去的计划“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是繁文缛节”，要求简化。而他提出的办法，归结起来，就是以利润为中心，使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变成为国家督促企业追逐利润，并同企业瓜分利润的关系。
第二是“加强企业经济刺激和经济核算”问题。柯西金攻击过去的经济核算是形式主义的。他要求企业自负盈亏。不仅要求企业用收入抵补日常开支，而且要求企业靠自己的资金来发展生产。企业获得的利润在上缴基金付费、支付银行利息等以后，可以形成企业的各种基金。这种经济刺激就是叫企业唯利是图。
第三是“加强企业工作人员对改进企业工作的物质关心”问题。柯西金说，“生产集体和每一个工作人员对改进企业工作总成果的关心是十分不够的”。因此，他主张工人和职员的劳动报酬同企业的利润联结起来。②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驱使工人提高劳动强度，为官门垄断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刺激工厂经理等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以便从榨取到的剩余价值中，分得更多的一份。
全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赞同柯西金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
十月四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把柯西金报告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和法律化。同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按照九月全会的精神，具体规定了企业经营活动各个方面的准则。这两个官方文件，是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文件。
接着，有关各部、委又公布了一系列新经济体制的条例、办法、细则。如《一九六六年改行“新体制”的独立企业的物质鼓励基金的组成和支出暂行细则》，《一九六六年改行“新体制”的独立企业的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的组成和支出暂行条例》，《改行“新体制”的企业发展生产基金的组成和使用的暂行办法》，《向改行“新体制”的工业企业征收生产基金付费的暂行办法》，《改行“新体制”的企业利润分配暂行条例》，《改行“新体制”的企业上缴闲置利润余额的暂行办法》等等。
这样，新经济体制就十分完整和系统了，并且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
同时，苏联部长会议还分别作出了在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在基建部门和建筑业、在汽车运输业、在铁路、在海运企业、在河运企业、在物资技术供应部门推行新体制的决议。③新经济体制在属于国家所有制的所有部门逐步推行。
可以说，一九六五年九月全会是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标志。
按照九月全会的规定，新经济体制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推行。大体上一九六六年是试点，在704个企业中推行。“一九六七年转入工作的第二阶段：即不是个别的、主要是工作很好的企业，而是整个整个工业生产部门开始改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④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继续有计划地改行新体制。
九月全会预定三年之内完成向新经济体制的过渡。实际推行情况如下：
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底，苏修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情况，如下表：
可见，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底，新经济体制在交通运输业，已全部推行，在工业部门，也基本上推行了。其他部门虽然还正在推行，但绝大多数企业已按新经济体制的精神和某些规定进行活动了。
随着新经济体制的推行，苏修经济上不仅原有矛盾没有解决，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矛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全会。这次会议是秘密召开的，会上的报告、发言都没有发表，甚至连议题也没有公布。但会后，从勃列日涅夫在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讲话(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四日《真理报》)和在纪念列宁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真理报》)、柯西金对选民的讲话(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九日塔斯社莫斯科电)、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的文章(《共产党人》一九七〇年第四期)以及《真理报》在一九七〇年初的一系列社论，透露出十二月全会上，围绕着新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随着新经济体制的推行，生产增长速度减缓，劳动生产率低，新技术推广缓慢，产品质量下降，经济陷于十分混乱的境地。一九六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三度降低指标，但到年底，计划仍未完成，成为苏联经济增长最慢的一年(战争年代除外)。
但是，新经济体制是在经济领域内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只要苏修叛徒集团掌握着领导权，搞修正主义，就一定要推行新体制的。十二月全会上争吵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实行新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是如何修补新经济体制。柯西金会委婉地说：“至于苏联的经济改革，应当说它完全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种改革，尤其是重大的经济改革，它需要不断完善。”⑤
从十二月全会以后的措施来看，新经济体制继续推行，但增加了若干补救措施。如推广谢基诺试验，作出“关于在提高科学组织的工作效率和加速在国民经济中利用科学技术成就方面的措施的决议，”妄图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采用新技术。又如强调要“严格遵守国家纪律，提高所有生产单位和所有经济管理环节的工作人员对所担负的工作、对完成计划任务和经济合同的责任心。”⑥苏修最高法院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下旬举行全体会议，制订了“提高法律机关在加强劳动纪律方面的作用的措施”，要求法院“坚决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严办被认为违犯纪律的人，这就是说，要进一步加强经济领域中的法西斯统治。又加强调要集中。勃列日涅夫强调：“加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潜力还蕴藏在改进计划工作，完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方面。”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一九六九年)把这项任务作为一项关键任务提了出来。⑦而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就是成立联合组织。苏修认为，这是“大方向”，⑧大型生产联合企业“可能而且应当成为现代化生产组织和工业管理的主要形式”。⑨
这里稍微讲一下苏修最近搞的合并企业成立联合组织的问题。
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已经出现了合并企业成立联合组织的趋势。随着新经济体制的推行，更是大规模地进行合并企业，并把联合组织(包括生产、科学研究、设计、销售等单位在内)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因为，苏联工业中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据统计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工人人数不足100人，有64%的企业，工人人数在200人以下。这些中小企业，一般讲劳动生产率较低。推行新体制，要实行完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这些企业无法维持下去。因而开始推广新经济体制的，主要是大企业。到一九六八年底，未改行新体制的工业企业，大都是小企业。所以，为了全面实行新经济体制，苏修采取了合并企业的做法。其次，新经济体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因此苏修竭力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学习，如利用美国垄断资本的组织系统图，请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和杜邦公司高级行政人员在莫斯科讲课等等，以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组织为蓝图，大量组织联合企业。
苏联企业合并情况如下：
所以，合并企业成立联合组织是新经济体制发展的一个新步骤。
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全会以后，苏修新经济体制经过修补，继续全面推行。一九七一年，苏共二十四大通过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指示规定：“保证进一步完善计划工作和生产的经济刺激，在新的五年内，结束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领域所有经济核算企业改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方法的工作”。⑫也就是说，新经济体制将在一九七五年以前全部推行完毕。⑬
注：
①柯西金在苏共九月全会(一九六五年)上的报告。见苏《真理报》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③同①
③分别见苏《经济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增刊：《苏联经济改革》。
④A·鲁缅扬采夫等：《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见苏《经济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增刊：《苏联经济改革》。
⑤柯西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塔斯社莫斯科一九七〇年五月四日电。
⑥柯西金对莫斯科市选民的讲话，塔斯社莫斯科一九七〇年六月十日电。
⑦勃列日涅夫对选民的讲话，塔斯社莫斯科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二日电。
⑧苏《真理报》社论：《大方向》，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⑨塔斯社莫斯科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电。
⑩苏《经济报》一九七三年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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