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批判平台劳动的文献汗牛充栋：算法控制，平台垄断，“灵活就业”背后的劳动保障缺失。那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认识平台劳动这一新技术载体下的劳动形式呢?中国学者齐昊和李钟瑾发表在Modern China上的文章Cross-Boundary Subsumption: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tform Labor，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这篇文章基于“跨界统合”(Cross-Boundary Subsumption)这一概念，说明平台资本如何在不直接雇佣劳动者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组织劳动、支配劳动。本文简要概述其在理论上的贡献。
既有研究对平台劳动形成了多种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把平台看成平等的双边市场，把司机、骑手和众包劳动者看成通过平台出售服务的自雇者。法律研究和科技研究中常见的观点，是把平台看成数字基础设施，把平台企业看成控制基础设施入口的地主或食利者。还有一类社会学研究强调平台资本的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认为平台通过规避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和雇主义务，把本应由企业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劳动者。
这些解释各自抓住了平台经济的一部分特征。平台确实是市场中介，也确实控制着数字基础设施，更确实通过制度缝隙逃避劳动责任。但问题在于，如果把平台只看成市场或数字基础设施，就会把平台经济放在交换领域理解，仿佛平台只是撮合交易，而不没有介入生产活动。即便强调监管套利，也容易把平台劳动的不稳定性理解为制度监管不足的结果，好像只要把平台劳动重新纳入标准雇佣关系，问题就可以被解决。
文章的核心问题由此展开。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首要的问题是：平台劳动属于怎样的生产关系?平台资本没有像传统工厂那样，把劳动者集中到统一工作场所，也没有以标准劳动合同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台劳动者就是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司机、骑手、众包劳动者虽然在形式上保持独立，却在订单、评分、派单、价格、惩罚和账号规则中不断受到平台支配。平台不一定拥有劳动者的劳动力，却能决定劳动者能否接到订单、以什么价格劳动、在什么时间劳动，以及违背规则后会不会被排除出平台。
这就是作者提出“跨界统合”这个概念想要把握的关系。所谓“跨界”，指资本跨越了企业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边界。劳动者没有被平台正式吸纳为企业员工，仍然像个体生产者一样分散劳动、独立接单、自担成本。所谓“统合”，指这些分散劳动被平台重新组织起来，服务于平台资本的利润逻辑。劳动者以谋生为目的，平台以利润为目的;平台资本利用劳动者的谋生压力，把看似外部的个体劳动过程接入资本积累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这种生产关系并非全新产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讨论过现代家庭工业：资本家不一定把工人集中进工厂，也可以通过订单、原料和计件工资，把分散在家庭中的劳动者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家庭劳动者看似在自己家中劳动，实际上依赖资本家的订单，并承担生产波动带来的风险。资本不需要为他们提供稳定工资和生活保障，却可以在需要时调用他们的劳动，在不需要时把风险留给劳动者自己。
平台经济在技术形态上当然不同于现代家庭工业：它依靠互联网、算法、数据和移动终端，而不是依靠包买商传递原料和订单。但在生产关系上，二者具有相似结构：资本并不把劳动者完全吸纳进企业内部，而是保留其分散劳动、自担成本和自负风险的形式，并将这种形式转化为灵活用工和低成本控制的条件。过去，资本通过订单、原料和计件工资把家庭劳动接入工厂、仓库和市场;今天，平台则通过算法、派单和数字账户把司机、骑手和众包劳动者接入数字化订单系统。
因此，平台资本的劳动控制也由此不同于传统工厂。传统工厂依靠车间纪律和机器体系来控制劳动。平台经济依靠另一套机制：低门槛吸纳劳动者，订单竞争压低单位报酬，补贴和任务机制调节劳动供给，评分和账号规则惩罚不服从者，数字监控和算法派单持续塑造劳动行为。平台不需要监督每一个动作，却可以通过数据记录、服务评价和订单分配影响劳动者的收入预期。这种控制方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平台资本掌握了劳动者的谋生入口：劳动者持续接单，往往源于收入、债务、家庭生活和城市生存的压力。
由此，可以说平台劳动的不稳定性是平台经济用工方式的内在结果。平台所谓的灵活性，对资本来说意味着可以根据订单和竞争需要调节用工规模与劳动强度;对劳动者来说，则意味着收入和风险更多由自己承担。订单减少，收入随之下降;评分降低，接单机会随之减少;平台规则变化，劳动者也很难进行有效议价。平台资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市场波动、生产资料成本和等待时间转移给劳动者，并进一步把劳动者在谋生压力下形成的长时间劳动，转化为自身的低成本优势。
这也有助于重新理解平台技术。平台经济确实使用了先进数字技术，但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匹配、调度和控制上。网约车平台可以更有效地匹配司机和乘客，驾驶本身仍然依赖传统汽车和人的劳动;外卖平台可以精密安排配送路线，配送仍然依赖骑手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平台经济的低价和效率，并不完全来自服务劳动本身的生产率革命，也来自劳动者自担生产资料、自担风险、自我延长劳动时间，也即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沿着这一思路，对平台劳动的治理需要从“法律保障—权利”层面推进到“劳动组织—权力”层面。把平台劳动者纳入劳动法保护当然重要，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平台经济依靠什么需要把劳动者维持在半外部、半依附的状态?
平台劳动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平台在不承担完整雇佣责任的同时，仍然掌握了订单入口、定价规则和评分体系。因此，治理的关键在于限制平台资本滥用劳动者的谋生压力：平台应当提高派单、定价、评分和封号机制的透明度，建立最低收入、等待时间补偿和申诉机制，减少劳动者在算法规则面前的单方面脆弱性。同时，也要通过适合灵活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劳动者对单一平台的依赖。平台经济的治理目标，不应只是让平台承担事后的补偿责任，更应当改变平台组织劳动的方式，使所谓“灵活”不再以劳动者独自承担风险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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