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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通缩”五道口论坛暴露的集体沉默?为老百姓发声: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不容回避的责无旁贷。兼论西方现代性如何从自由市场走向债务收割

洪仔全 · 2026-10-01 · 来源:文明向东看 |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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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能回答“增长成果流向谁”的经济学,无论它的模型多么精致、术语多么专业,最终都只是增长形式的帮腔者,而不是老百姓的代言人。

一、一个论坛暴露的集体沉默

2026年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这个主题本身指向的,恰恰是当下全球经济最核心的矛盾: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极限,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深层重构,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这场重构的风暴中心。

然而,翻遍论坛的公开讨论,有一个词几乎被系统性地回避了——债务通缩。

论坛上并非没有触及债务。恰恰相反,债务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姚洋直言地方债“比房地产更严重”,三角债规模已达约30万亿元;余永定、李迅雷、鞠建东等人形成了明确共识:“当前宏观政策关键是由中央政府举债置换地方债”。这些判断本身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

但问题在于讨论的方式。债务被拆解为两个纯技术性议题:谁来加杠杆(中央财政空间充足,地方被土地收入下滑和债务约束掣肘,所以由中央举债置换地方债),以及低物价窗口期(余永定的原话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通胀低所以发债没有通胀之忧)。这两个议题合在一起,讨论的是债务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时机,而不是债务的运行机制和分配后果。

费雪意义上的债务通缩,核心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负向循环:价格下跌导致债务实际价值上升,债务人被迫抛售资产偿债,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更多违约,信用收缩,价格继续下跌。这个循环的关键不是“债务总量有多大”,而是名义价格下跌与存量债务之间的反馈关系。

论坛上有学者触及了通缩现象——张斌提到“居民、企业在收入和预期偏弱时都会采取谨慎行为,居民减少消费、企业减少投资,彼此作用后形成自我强化的负向循环”——但他把这个循环的驱动机制解释为“预期偏弱”,然后直接跳到“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的结论,没有回到费雪式的债务—价格反馈链。黄益平则更进一步,他说从2018年到2025年的数据看,“投资才是导致外部失衡持续扩大的主要推手,而非消费”,这个判断如果成立,意味着论坛主流的“继续靠投资拉动”的药方,在逻辑起点上就存在自我矛盾。

外部视角看得更清楚。IMF在2026年第四条磋商中明确建议中国“为支持国内需求并降低债务通缩风险”进行财政扩张,直言房地产部门的长期调整与地方政府财政溢出效应“在债务积压的背景下,导致了国内需求持续疲软和通缩压力”。IMF用的是“debt overhang”(债务积压)和“deflationary pressures”的框架,而论坛内部几乎没有人用这个框架来组织讨论。

这不是“失明”——这是分析范式内在地不允许债务通缩和分配问题成为讨论主线。在一个以“增长动力”为核心问题的框架里,分配只能作为“约束条件”或“后果变量”出现,而不能作为“原因变量”被追问。

二、西方现代性如何从自由市场走向债务收割

要理解为什么债务通缩和分配问题如此重要,必须看清西方现代性自身走过的路径:从自由市场经济到债务收割经济,正是增长名义下的分配掠夺。

大卫·哈维提出的“剥夺性积累”精准描述了这一转变:资本积累的重心从生产领域(通过剥削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转向分配领域(通过债务、投机、私有化来重新分配已有的财富)。它不是“市场失灵”,而是金融资本主动制造的积累方式——制造债务陷阱,以极低成本攫取公共资产和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内在地包含着反生产性的力量:虚拟资本持续扩张会削弱实体经济,信用体系过度滥用则必然引发债务危机。西方经济正是在“产业萎缩”与“债务危机”的交互作用下陷入停滞。

迈克尔·赫德森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同样的机制:现代金融体系中崛起了一个新食租阶层——金融寡头隐身于银行、保险和房地产之后,坐享经济租特权,同时把实体经济拖入债务通缩的泥潭。这个阶层的存在方式不是“创造价值”,而是“收取租金”;不是“服务生产”,而是“寄生分配”。美国经济乃至国家运行的基础已经债务化:民众靠借贷消费,企业和政府靠举债维持运转,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则利用债券体系进行再次榨取。

这套逻辑在形式上是自洽的:当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时,资本不是退出,而是转向金融投机。债务本身成为资产,利息本身成为收入。GDP在增长——因为金融交易被计入GDP;但增长的内容是债务的累积和财富的向上转移,不是生产能力的实质性扩张。“以GDP增长之名,行债务收割之实”,描述的正是这种增长的形式与实质的分离。

这套逻辑的后果是深远的:它让“增长”成为豁免一切追问的合法性外衣。只要GDP在增长,分配问题就可以被推给“涓滴效应”;只要GDP在增长,债务问题就可以被推给“未来”;只要GDP在增长,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就可以被“统计口径”所覆盖。而当债务通缩到来时——当名义价格下跌让存量债务的实际负担被动加重时——增长的名义也维持不住了,但收割的实质已经完成。

三、分配不是增长的“副产品”,而是增长的“前提”

论坛上并非没有人提分配。姚洋一直强调居民收入和消费,李迅雷反复讲分配问题,黄益平提到金融资源要更多流向普通家庭,鞠建东算了一笔账: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从249.4元提高到1000元,需要1.59万亿元。这些声音是真实存在的。

但这些声音在传播中被“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供给结构”这类技术话语所淹没。这不是偶然的:技术话语天然地比分配话语更适合在“专业”的论坛上获得合法性。说“扩大有效投资”是专业的,说“谁拿走了增长成果”是“敏感的”。

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如果分配结构不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成果凭什么会自动流向居民?

杨伟民在另一个场合说得比五道口论坛更直接:“分配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桥梁,化解供强需弱的症结是分配”;“刺激消费的政策应该逐步转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他进一步指出,2023至2025年中国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导致城镇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的增长“弱于、低于经济增长”,进而助推内需不足。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GDP的数字在增长,但增长成果中流向居民部门的部分在减少。这才是“闭口不谈分配”的真正代价——你可以在“三驾马车”的框架内无限优化投资效率,但如果你不问一句“投资创造的收入最终进了谁的口袋”,所有的政策讨论都只是在增长的形式上做功,而回避了增长的实质分配。

而债务通缩恰恰是这个问题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在通缩环境下,每一笔被置换的债务的实际负担都在被动加重——债务人还的是名义上不变的债,但收入在缩水。如果债务置换完成了,三角债清理了,但分配结构没有改变,那么被置换的债务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到了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被清理的三角债也没有消失,它只是从企业的应收账款变成了财政的应付账款。债务的存量没有减少,只是持有人变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通缩持续,每一笔被置换的债务的实际负担都在被动加重。

这就是为什么分配不是增长的“副产品”,而是增长的“前提”。不改变分配结构,债务置换只是买时间——买来的时间如果不用于修复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份额,那么通缩预期就无法被扭转,债务通缩的循环就无法被打破,而下一轮债务的起点就已经在酝酿之中。

四、为老百姓发声:责无旁贷的应有之见

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在五道口论坛上展现出的专业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余永定对财政空间的判断、姚洋对地方债严重性的直言、李迅雷对收入分配的关注、鞠建东对养老金缺口的具体测算——这些都是扎实的专业贡献。但专业能力不等于公共责任。

公共责任意味着:在专业判断的基础上,有勇气把那些被技术话语遮蔽的分配问题正面提出来,并坚持让它成为讨论的主线,而不是装饰性的点缀。

为老百姓发声,不是“替老百姓说话”的姿态,而是在分析框架中把老百姓的真实处境作为核心变量来处理。这意味着:

第一,把债务通缩的运行机制讲清楚。 不是只讲“谁来借、什么时候借、借来干什么”,而是讲“借来的钱最终由谁还、通缩如何让还债变得更难、不改变分配结构的话债务置换会不会变成下一轮债务的起点”。费雪的债务—价格反馈链不是学术古董,它是当下中国宏观经济最贴切的诊断框架之一。

第二,把分配作为独立的结构性问题来对待。 不是作为“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被提及,而是作为“增长成果流向谁”的核心问题被正面展开。杨伟民说的“分配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桥梁”,应该成为论坛共识,而不是边缘声音。

第三,把居民收入增长作为硬约束指标。 鞠建东算的那笔账——1.59万亿元可以把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从249.4元提高到1000元——相对于动辄数万亿的债务置换规模,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论坛的主流共识没有把“提高居民养老金”作为和“中央举债置换地方债”同等优先级的政策选项来讨论。它被当作一个“可以做的事”,而不是一个“必须做的事”。

第四,把“为老百姓发声”制度化。 不是依赖个别学者的道德勇气,而是在学术评价、政策咨询、公共传播的制度设计中,为“分配分析”和“民生诊断”留出不可替代的位置。一个健康的经济学共同体,不应该让“说分配”成为需要勇气的事,而应该让“不说分配”成为需要解释的事。

五、结语

西方现代性从自由市场走向债务收割,用“GDP增长”的名义豁免了对分配结构的追问。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如果也在“增长动力”的技术框架内回避债务通缩和分配问题,那么它在形式上与西方走了不同的路,但在实质上可能共享同一个盲区:把“增长”当作不言自明的前提,而不追问增长成果的流向。

“责无旁贷”如果只是“责无旁贷地呼吁中央加杠杆”,那它和“闭口不谈分配”之间的距离,可能比想象中要小。

为老百姓发声,不是要求经济学家放弃专业判断,而是要求他们在专业判断中把老百姓的真实处境作为核心变量,把分配结构作为独立问题,把债务通缩的运行机制作为分析主线。这不是“民粹”,这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解人类如何共存”的学科,本来就该有的公共责任。

一个不能回答“增长成果流向谁”的经济学,无论它的模型多么精致、术语多么专业,最终都只是增长形式的帮腔者,而不是老百姓的代言人。 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有责任、有能力、也有条件做得更好。这不仅是学术责任,更是公共责任;不仅是专业要求,更是道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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