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讨论与唯实践主义
归来士(向东)
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开始，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正式展开。从讨论的架势，看文议的意图十分清楚，是想通过批判“两个凡是”，解除华国锋保护自己的最后屏障，同时拆除对深入“揭批查”范围的限制，以求“思想解放”的目的。其实，这是对批判者的一种非常肤浅的认识，当真理标准大讨论还在酝酿过程中，策划者就已经植入了破坏力超过实用主义若干倍的病毒，究竟是什么病毒?是本文需要探讨的假设主题——“唯实践主义”。能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本身就是个错误命题，则郁于作者本人的水平，难以自解，故敬请大家指教!
评论员文章直言不讳：“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三个书本上找来拼凑在一起的连句，毫无破绽，但唬人的面孔上尽显对理论的抵触和愤懑。其腔调绝不亚于手持馏金铛的宇文成都。
在一个刚刚从奉行几千年封建制度、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国度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新文化艺术普及率还很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就对其刚刚兴起的文化运动大加鞑伐，无情摧残。这是一种什么社会现象?能说不是阶级斗争吗!?
本文进一步要问：《实践标准》文章组织者抱着什么心态?站在什么立场?是不是对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场阶级斗争的结果心存芥蒂?或者有什么其他历史根源?甚至别的更尖锐的原因，才有如此强烈的怨恨心理?这些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值得研究，值得警惕!即使时间过去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这一段文化斗争史、翻案复辟史，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遗产，依然值得国人、世人永远铭记。
(以下分四个方面叙述)
(一)“真理标准”讨论概况及对讨论的认识
(“‘真理标准’讨论与唯实践主义”之一)
醉翁之意不在酒。发生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不光在于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不只是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或是哪条理论有没有接受检验的问题。真正的矛头所向，在于指导十年运动的具体决策和指示。就对付“两个凡是”而言，叫做釜底抽薪。主持讨论的决策者真正目的，确实是需要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一个釜底抽薪，恰好借“讨论”之题，发挥讨伐之意。
“真理标准”讨论概况
“醉翁”之意是：必须把十年运动的理论依据批倒批臭。话虽未直说，但批判的锋芒，直指指导运动的继续革命理论，打着揭批某四人的旗号，把十年运动中发生的事件以及伟人对具体事件的批示、指示，一概列入深挖细找的范围。
既然是项庄舞剑，就必须找到每个可以下手的点位。
经过四年多全国性大规模清查，到四千人大会就露出了真相——直接剑指“沛公”了，对已故人民领袖形成了杀气腾腾、全面围攻的态势。
将近五十年过去，应该向全国人民交代、公布那次大会的形成过程和全部内容，看看与会者、组织者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态和出于怎样的目的、是以怎样的实际行动对待毛泽东主席的?究竟是对是错?可以摊开来，让人从一个个真实的细节看出端倪。虽然当事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但事情真相还是可以还原，绝不是“宜粗不宜细”就可以糊弄事实真相的。究竟对错?要相信人民群众的辨别、判断能力。
当时大会主要领导人，对四千人大会对起草“决议”的写作组负责人说：“要把文革写成鬼子进村一样”。这句话的信息量足够大，已经把这次大会的主旨和弦外之音，同时也连同“实践标准”讨论的目的意义，一股脑儿表达得清清楚楚，并意图将如此惊人的造假信息，当作中心思想，写进《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之中，强加给全国人民。
这是将有害病毒植入党的决议文件的犯罪行为。敢将病毒植入党的文件、党的思想机体，要有多大的勇气啊!?由此也可以看出，唯实践主义者为了他心中肮脏的目的，可以随便以实践的名义歪曲历史事实，任意添加、删除、涂改历史画卷，可以任意玩弄党的意志和玷污历史史实。要具有怎样龌龊心理和恶劣品格的人，才会做出如此毫无廉耻、毫无底线的丑事?
写作组成员毕竟经过党多年教育、培养，因而不敢造次。这是党史、国史上多大的一次“神经”错乱?多么离谱的党的奇耻大辱?读者可以自己去理解，笔者不作过多解读。
四千人大会，集中动员了全国上层建筑中极端反文的政治精英代表，是一次唯实践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革命真理的全面讨伐和围剿，其阶级背景可想而知。这是百年建党史上最大、全力以赴的一次“内叛”事件，其直接危害时间长达十年有余，并且结出了无数毒果，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产生了崩溃式影响，且延续四十余年之久，至今还在腐烂发臭。它的恶劣影响实际上已经扩散到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贻害无穷。
这次大会的成果，即后来的《决议》，将成为党史上最大的耻辱、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里必须声明：四千人大会并非完全清一色，仍有不少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共产党员保留了正确的意见。后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千人大会掀起的滔天恶浪，不仅使党组织政治根基动摇，而且使全体良知党员惊心动魄，中国人民为此心寒。知情党员多数人的反感和愤怒，终于使组会者也感到害怕。后来，在德高望重的党内元老努力下，当时党的纪委书记黄克诚将军决定仗义执言。在四千人大会后不久，党的十二大前夕，作了一个长篇讲话。暂时止住了一个庞然大物的倾倒之势。
黄克诚书记的讲话对唯实践主义不啻一记当头棒喝。那些否定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否定真理存在的必要性的实用主义、唯实践主义者们开始惊慌，其营垒开始瓦解。许多老同志、老革命、老干部被四千人大会反常行为所震撼，也开始从迷茫中惊醒。中央领导中，有以梦喻今的，有表示要重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治国理政的，也有同志直接选择支持农村中不分田单干、坚持集体经济体制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一场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唯实践主义病毒的斗争，悄悄地展开。
“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社会效应
一晃许多年过去，当批判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以后，如果批判者实行的社会变革获得了巨大成功，或者虽然不是巨大成功，哪怕是社会取得了比批判之前少许的进步，善良的人们也会容忍批判者的私心，甚至忽略其错误而选择赞许。可是，所谓成功的变革，并未促使社会进步。恰恰相反，唯实践主义的强势蛮推，把已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历史车轮拉回到私有制轨道，向着旧有的1949年以前的社会秩序、承载剥削制度的生产关系滑了下去。
五十年的实践证明，所谓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正是外国资本主义为中国量身定制的、他们竭诚欢迎的发展，是向着资本主义制度靠拢、有利于他们的文化侵略和经济殖民化政策的进步。
相反，人民群众真实感受到的所谓进步，仅仅局限于畸形的经济、科技、物质、流通等生产力发展层面，而且是有利于少数人先富起来，形成新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而涉及普通群众利益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层面，却出现了严重倒退甚至翻转。结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回来了，极少数人富可敌国了，工农兵劳动者当家作主没有了，超过半数民众出现了生存危机;而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生产过剩、工农商学失业等等经济危机周期性反应一样不少都回来了。这种发展与进步，使少数人大富大贵兴高采烈，而绝大多数人则生活在忧惧和焦虑之中。
与五十年前相比，普罗大众对前途的无忧无虑已经不再;奋发向上也已变形;社会上甚至家庭内部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稀少了;爱国、奉献、牺牲、舍己为人、不计报酬的精神不见了;从三湾改编开始积累了近五十年的许许多多优良传统，在最近五十年中慢慢消失直到彻底灭绝……
在优良传统消失的同时，五十年前曾经被扫除干净的东西重新出现：
社会上高利贷、红灯区、明暗两线黄赌毒;
坑蒙拐骗发展到偷抢人体器官;
转基因从主粮发展到各种农作物;
官府配合有钱人明目张胆制造冤假假案、卖官鬻爵、贪官污吏前仆后继，东窗事发后便狱中安度晚年，等待东山再起;
干群关系、人际关系正接受严峻考验，婚姻关系严重恶化，组建家庭困难重重，现存家庭轻易解体，社会生态严重西化等等;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极分化加速演进。一切以私利为转移、“无利不起早”的处世方式重回社会，西方精致利己主义弥漫于中华大地。
……
在“一部分人先富”的实践过程中，更加骇人听闻的事实是：
已被基本消灭的，1949年前的阶级和阶级剥削又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出现党政内外特大财阀、财团、贪污犯。
五十年前，曾经用二十八年消灭的是：1949年以前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以及他们的剥削行为，虽然被消灭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还在改造过程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已经确立，这个政权内部，肯定也包括曾经被打倒阶级的经过改造的具体人，他们已经不再是剥削者，而是人民的一分子，有的人还成为政府的官员，譬如傅仪、王耀武、杜聿明等等，曾经在战场上刺刀见红的敌人李宗仁，也回到祖国的怀抱，成为人民的一员。
也就是说：五十年前，在大陆地面上，原有的阶级差别已经不再是突出问题。
然而，阶级斗争规律和客观事实告诉人们：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阶级的消灭与再生，会循环往复地出现，旧的剥削阶级被消灭了，新的剥削阶级又产生出来。这是中国历史警告过我们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所担忧的和近五十年在中国大地所发生的事情，正好说明了周期律并未远去。
可是，唯实践主义者并不承认这个周期律，压根就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更不承认剥削阶级曾经被打倒乃至消灭的事实，更不相信剥削阶级被消灭后，还可能再生的理论。他们——唯实践主义者，只相信成功者的话语权，至于怎么说，那是成功者的事。
“真理标准”讨论催化剥削阶级再生
真正令现实中人最担忧的，是掌握政权的曾经是革命者的刘青山、张子善们，他们取代了被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打倒阶级的社会地位、继承了他们的权力，然后瓜分被革命集中起来的人民共同财富和资源，厚颜无耻地成为新时代的新贵——新的剥削阶级。
人们眼见为实的是：层出不穷的腐败分子出现，而且是曾经的革命功臣及其后代和现任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子女。这才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场革命最大悲哀之处。这种悲哀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伟人领导的十年革命，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作的探索。
第二个令人担忧的现实问题，就是外部资本主义的影响。外部资本主义势力，是一个强大的、新兴的社会载体，西欧那些曾经组成八国侵华联军的国家，哪一个不是强盗出身，哪一个不是侵略别国、血债累累的所谓宗主国!特别是仅有三百年建国史的美国，他们不仅没有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是靠几个冒险家航海世界侵占别国领土、掠夺别国资源、杀光土著民族起家的海盗国家。建国三百年，几乎每年都要发动侵略别国的战争，从别国掠夺财富与资源，他们靠强盗行为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这既成的客观事实，只是一个事实而已，虽然可怕，却并不能吓阻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反抗。
真正可怕的是：作为霸主外部的主权国家，而且是一个有悠久文明史、已经掌握强国之道、走在世界发展最前沿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去拿一个以实用主义强盗逻辑而暴富横强的国家，作为崇拜偶像、学习的榜样。是不是既十分可笑、可怕，又更令人担忧呢!?
难道忘记了印第安人的遭遇吗——人口以亿计算的一个庞大民族，竟然被仅有数千人的外来侵略者屠尽杀绝，国土被占领，国名被改称，土地上的族种彻底换岗。
难道不知道当今的侵略者，已经既定了灭绝世界大部分人口的多种方案?不知道十四亿国人已被列入盘中之餐吗?
第三个值得担忧的是：“五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已经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和阶级剥削又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这样的论断是不是过于草率或武断呢?
大家仔细看看“真理标准讨论”以后的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被消灭的剥削阶级重新滋生后的实际情况：
新建树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被摧残到荒漠化;
开始普及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引向一切向钱看的利己主义化;
人的观念形态被强迫西化;
实用主义使人迷失方向，造成阶级认知严重退化：
革命理论被清除、消解到极度贫乏化
……
这一切，导致人们的社会实践，脱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指导而走向实用主义极端，发展到“唯实践主义”的荒谬境地。
中国式赫鲁晓夫走着苏联“三夫”走过的一样的路。当初提出批判“两个凡是”的胡某，或许出于理论研讨的目的，只是太过幼稚。尤其是他的原文，已经由高层指定专人做了重大修改。使这一场“真理标准讨论”一开始就被一伙别有用心者利用，精心安排了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剧情，有意把一个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带歪成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最终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出人意表的是：在批判别人理论的时候，把自己假革命真发家的卑鄙行为和丑恶面目，顺带清清楚楚暴露了出来。
阻止阶级复辟乃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主席着重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指出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在党中央离开驻地西柏坡迁往北京时，毛主席提出了“上京赶考”的著名论断。语重心长地用闯王进京的典故，警告党内干部，不要像李自成第一考就答错，结果落第身死，在历史上留下泥腿子造反的笑柄。话音刚落，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爆发，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两个革命功臣、党的高级干部自动选择“糖衣炮弹”，首先撂倒。其实，当时全国性以“反贪污、反浪费”为主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倒下的干部数量是惊人的。刘张只是拿出来教育人民的例子。
此后的运动三五年来一次，赶考落第的干部前赴后继。这是不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课程呢!?直到十年运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大规模地展开。没有这些运动，无数的李自成、刘宗敏、洪秀全、韦昌辉、汪精卫等等就会争先恐后冒出来。即使搞了那么多运动，依然阻止不了汉奸卖国贼、腐败分子的滋生，更阻止不了革命队伍中产生剥削阶级的势头，阶级复辟在所难免。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最近五十年的活生生事例，充分证明：革命党革命成功以后的蜕变难以阻挡。中国的百年革命，辛辛苦苦把旧的剥削阶级消灭了，结果革命队伍里又重新滋生出新的剥削阶级。
新生剥削阶级，对待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比老的剥削阶级更加粗暴，手段尤为毒辣：在他们高喊着“实践检验真理”口号的同时，审判了一批中国历史上最清廉、最勤奋的文化革命领导干部;他们高喊着民主自由口号，却对天安门广场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和人民群众大开杀戒;在对党内清廉干部和爱国学生痛下杀手的同时，自己却张开了血盆大口，大量地吞噬着国有资产……
顺便举个小例子：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区开庄伊始，邓家公子在会上拿着铅笔在开发区地图中央区域画了一个圈，大言不惭地说：“这块地方我要了”。就这么一个圈，一句话，大片土地就成了邓家私产——这才叫敛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实践主义理论带领下，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爆发，做的基本全是无本生意：大笔一挥，钱财物到家;一声令下，公产变私有。仅仅十几年时间，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固定资产，几乎全部变成国内外资本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仅有的大型国企也被红后代加官僚买办世家瓜分垄断。
再说一例：国家最大铜业基地，江西贵溪有色冶炼厂生产电解铜，改开不久，还在实行按计划调拨物资，电解铜作为原材料调拨到产品生产单位。邓家公子突然光临“贵冶”，撂下一句话：“你们的电解铜，我全要了”，调走了全部库存。国家调拨计划他不管，国营铜制品生产单位只等饿死。电解铜拿去市场赚大钱——这才是以权发财。
毛主席用28年时间，领导中国人民基本抹平了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阶级差别，基本消灭了剥削阶级，中国第一次初步实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掌权。可惜在他身后，刚刚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被“一举粉碎”。更可恨的是：走资派趁势仅用短短十几年时间，以“唯实践主义理论”开道，使剥削阶级死灰复燃，重新熬炼出一代新的被剥削阶级，制造了新的阶级对立，中国人民从此又复辟到了阶级社会。
仅仅一甲子时间，中国从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社会，到重新复辟阶级和阶级对立，回到有阶级剥削的社会，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不同性质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对中国、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这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必须研究的课题，也是值得无产阶级政党和全体劳动人民深思的问题。
最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实践检验真理”最狂热的的时候，是一群腐败分子或者腐败预备队，推动了强奸法律的审判程序，强行审判了一大批中国最清廉的干部。现在已知幕后主使要判毛主席两袖清风的夫人死刑的人，竟然是中国最大的贪官、最大的腐败分子。这也是当今世界最搞笑的颠倒黑白，人类最大的讽刺，全世界绝无仅有。
自己家人人爱财如命，个个敛财有方，却说别人是腐化堕落。当年中苏交恶，几个中央领导成员疏散到江西，有一个受格外照顾的人，一家人住在步校将军楼，他自己说每天有喝不完的茅台酒，象征性地与当地工人搞三同。回到北京后，却说自己那时住的是牛棚。
衡量到别人头上，就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做法：同样是副国级领导人，花自己每月几十元工资中的钱，回购了国宴上吃剩的茅台残酒，因此成了资产阶级腐化分子;关押审查是在地下室，有高频电铃间断声响相伴过夜。这就是某些大人物的实践标准!?
许多活生生的事例证明：剥削阶级及其制度正在复辟，它们的观念形态和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生活习惯等等，正以各种方式在中华大地复活，有变本加厉之势。劳动人民已经尝到二遍苦的滋味、受到二茬罪的苦难。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空间和回旋余地已经被压缩到很狭窄的范围，党员群众的阶级意识已经非常淡漠，阶级矛盾加剧，阶级斗争态势不容乐观;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加速跃动，外国资本霸权对中华民族的侵蚀，也在加快步伐，民族存亡危机依然如影随影……这一切都源于阶级复辟，即剥削阶级的再生。
阶级复辟，对于中国人民是不是很可怕?对于劳动人民是不是灾难?对于中华民族，阻止阶级复辟是不是头等大事?
2026年9月25日于江西
(未完待续)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