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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亚当.斯密是人类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开山鼻祖。同样不可否认，在古代世界，虽然没有政治经济学理论，但是其原理实用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人类政治经济学简史(简易世界史)》上、中、下三部中，上部已写明了古代世界的人类政治经济学原理实用最好的是中国。中部写的是西方世纪，人类政治经济学理论诞生了，全面实践这一理论的事实上也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将这一理论的终结篇定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有二：一是经济发展任由资本主导，二是全盘私有化。其一的实质是如何创造财富，其二的实质是如何分配财富。印纸成金“钱变钱”的生产方式，当然创造财富最快，所以成了经济发展的主导者——资本的首选;全盘私有化，会让掌控这一生产方式的资本分配到占绝对多数的财富，所以也成了经济发展的主导者——资本的首选。其结果，财富都集中到了资本手中，国家都负债，人民都贫困。这一理论让资本获得了财富却失去了国家和人民，因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和西方世纪走向终结。
那么可以肯定，新自由主义一定不是人类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篇。至于人类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篇，为什么只能由中国人书写，是下部将要详细阐述的内容，本章只是点到为止的提前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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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全书围绕“财富从何而来”展开，颠覆了当时“重商主义”认为“金银即财富”的旧观念。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四大支柱：
劳动分工是财富的源泉：斯密认为，财富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提升的关键在于分工细化。他用“制针厂”举例——每人专做一道工序，效率可比单人独干提高上千倍。分工越细，市场交换范围就必须越大。
“看不见的手”与自由市场：这是全书最著名的概念。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如资本家追求利润)时，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无意中促进社会整体福利。因此，政府应充当“守夜人”，减少干预，让市场自动调节供求和价格。
政府职能严格受限：斯密反对重商主义的特权垄断，主张政府只做三件事：保卫国家、建立司法、建设公共工程(如道路、教育等私人不愿投资的领域)，除此之外“管得越少越好”。
三种收入决定价值：斯密提出，在文明社会，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部分构成，这为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
《国富论》对资本主义的贡献，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开天辟地”——它系统性地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第一套完整的经济学辩护和运行蓝图。可以说，它把资本主义从一种“事实”上升为一种“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具体贡献体现在三个维度：
思想奠基：给“逐利”正名。在它之前，追求个人财富被视为贪婪罪过。斯密首次论证“私利即公益”——面包师不是出于仁慈才给你面包，而是为了自己赚钱，但结果却养活了全城。这为资本家追求利润提供了道德合法性，瓦解了旧制度的道德束缚。
理论武器：反对国家干预。它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圣经”。斯密系统论证了政府只需当“守夜人”(保卫、司法、公共工程)，其他领域“管得越少越好”。这套理论成为19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废除《谷物法》、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强思想武器，直接助推了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实践框架：塑造制度逻辑。它提出的“劳动分工提高效率”、“市场自发调节价格”、“资本积累推动增长”等命题，为早期资本主义提供了操作指南。整个19世纪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减税、私有化、削减关税)几乎都能在书中找到理论源头。
总的来说，《国富论》是资本主义的“出生证明”和“宪法”，没有它，资本主义可能还停留在重商主义的碎片化实践中，无法成为一套影响全球的制度体系。
资本主义在封建专制的古代世界一直受到打压，所以资本主义天生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相克。《国富论》帮资本主义强大起来以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夺得权力的资本主义，要建立的一定是自由民主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所以，人类能够进化到自由平等法治的现代民主社会，《国富论》也起了至关重要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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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富论》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改变不了“必须靠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特有生产方式，避免不了剥削与被剥削、贫富两极分化、垄断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也避免不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争夺市场的殖民掠夺。马克思的《资本论》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国富论》的缺陷展开批判——斯密看到的是“市场和谐”，马克思看到的是“阶级剥削”。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殖民战争无疑是重大诱因之一。
所以，必然出现纠正《国富论》的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里先看看凯恩斯主义对《国富论》的纠正：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可以一句话概括：经济衰退时，政府别光看着，要主动花钱“拉一把”。它直接否定了《国富论》中“市场自动纠偏”的古典假设。
凯恩斯主义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
“有效需求不足”是病根：凯恩斯认为，大萧条的根本原因不是供给过剩，而是总需求(消费+投资+出口)不足。因为人们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心理(赚得越多，花得越少)，导致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企业只能裁员，形成恶性循环。
政府必须“逆周期”干预：这是最激进的主张。当私人部门不敢花钱时，政府要主动“补位”——哪怕只是雇人挖沟再填上，也能创造工资和需求。工具包括：增加基建等财政支出、减税，以及降息等货币政策。
短期内“需求决定供给”：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我们都死了”。强调在短期内，是需求创造了供给(有订单工厂才开工)。因此，为了保就业，允许以适度通胀换取低失业率，赤字财政也并不可怕。
与《国富论》相比，斯密相信“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而凯恩斯认为经济会长期卡在低谷，必须靠“看得见的手”猛推一把。二战后，这套理论成为欧美国家干预经济的标准模板。
因此，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贡献，堪称“救亡图存”——它是在大萧条资本主义濒死之际实施了“心脏复苏”，并给资本主义装上了一个“内置减震器”。其具体贡献分为三个层面：
思想颠覆：给“市场原教旨主义”判了死缓。在凯恩斯之前，《国富论》“看不见的手”是金科玉律，政府干预被等同于“邪路”。大萧条时美国失业率超25%，工厂闲置，市场失灵了整整十年。凯恩斯直接告诉西方领袖：“长期我们都死了”，别再等市场自然复苏，政府必须现在就花钱。这彻底扭转了资本主义的“基因”，让国家干预从此合法化。
政策工具：发明了“逆周期”调节的整套玩法。他系统论证了财政政策(减税、发债搞基建)和货币政策(降息放水)的操作逻辑。这套工具在二战后的西方被奉为圭臬，政府从此有了应对衰退的“标准作业程序”。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各国政府第一时间大规模发钱刺激，就都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翻版。
制度重构：用“福利国家”化解了社会主义革命危机。大萧条期间，资本主义面临被共产主义取代的生存威胁。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创造充分就业，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套方案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把部分蛋糕分给劳工，极大缓和了阶级矛盾。后来，“福利国家”演变为“高就业、高收入、高福利、高消费”，西方资本主义得以续命，很大程度归功于“四高”的“福利国家”。
最后总结：如果说《国富论》对资本主义所患的先天性心脏病束手无策，那么凯恩斯主义就给了资本主义一个“人工心脏”——它让资本主义学会了“自救”，但也让政府从此背上了“不能不管”的终身责任，还让国家终身背上了高成本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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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出现了滞涨，引发了80年代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攻——批评和“修复”。
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与“修复”，本质上是用“市场万能”的神话，替换了“政府万能”的假设。它并非只是要修补，而是要一场旨在彻底扭转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革命。
新自由主义抓住了凯恩斯主义的“死穴”进行批评，精准地攻击了凯恩斯主义的两大软肋，同时抓住了滞胀危机这个时机，因此赢得了话语权也赢得了胜利。
理论前提：挑战“政府全能”。凯恩斯主义依赖政府收集信息、精准调控，但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无法掌握充分信息，干预往往是“盲人摸象”，反而造成资源错配。同时，市场认为个人会理性预期政策，使政府的“逆周期”调控失效。
现实根源：直指“滞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因无法解释“高通胀+高失业”的滞涨而跌落神坛。新自由主义将危机归咎于过度干预、福利负担和国企低效，提供了看似“对症”的方案。
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修复”，并非补漏洞，而是釜底抽薪式的重建，是全面重构经济学，其核心主张可概括为“四化”：
市场化：将国家干预视为万恶之源，信奉“市场万能”，坚信市场自身能实现最优均衡。
自由化：将经济自由视为政治自由的基础和保障，反对任何限制资本与价格的管制。
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效率前提，反对公有制，主张将国企及公共服务全面私有化。
福利个人化：视福利国家为拖累，反对高福利，主张个人为自己的保障负责。
“四化”背后的逻辑是“规则优于自由裁量”：反对政府相机决策，主张用固定规则(如货币供应量)约束政策，避免人为失误。
所以20世纪70年代诞生了“后凯恩斯主义”，它被看作是凯恩斯思想的“死忠原教旨派”，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最坚定的“理论死敌”。后凯恩斯主义认定货币“内生于”经济，反对新自由主义“先控制货币量再稳通胀”的思路，认为是经济需要贷款，银行才创造货币，货币供应是被动的。因此，调控重点应是管住利率和信贷流向，而非货币数量。后凯恩斯主义还坚决捍卫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核心，认为分配比效率更重要，因为富人储蓄率高，穷人消费率高，贫富分化会直接扼杀总需求，导致生产过剩危机。一句话概括：新自由主义把经济问题归咎于“政府太多”，而后凯恩斯主义把大多数问题归咎于“市场太疯”。它主张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收入再分配和就业保障，来驯服那个本质不稳定的资本主义。
但是新自由主义背后的推手是以犹太资本为首的美国私人资本，美国私人资本又通过资本政变首先搞定了里根，推出了里根主义，同时还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遥相呼应，所以新自由主义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在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的主流。
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修复”，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才暴露其根本缺陷——放松金融监管催生了投机泡沫，最终反噬自身。这场“修复”最终被证明是用一个极端替代了另一个极端。它没能永久解决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等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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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250年期间的两次重大“修复”，虽然都是治标不治本，但是它们毕竟把资本主义发展推上了人类政治经济学历史上经济繁荣和政治文明的巅峰。
不过时至今日，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爆发了，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人类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篇，资本主义走出总危机之后，或许还有第三次重大“修复”的机会，尽管第三次重大“修复”也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世界之后，资本主义时代将缓慢地走向终结，因此资本主义不会再有治标不治本的第三次“修复”机会。资本主义要最大限度延长自己的生命，只有最后一次“修复”机会——必须是壮士断腕的“治本”“修复”。
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尽管前面已有多处论述，但在《人类政治经济学简史(中部)》的最后一章，仍有必要从七个方面集中总结性地论述一下。
财富异化的美元严重过剩，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核心危机。
在亚当.斯密看来，国家财富的增长并非源于金银，而是一个由劳动创造、分工驱动、市场协调的动态过程。他的核心观点是：终极源泉是“劳动”，增长引擎是“分工”，内在动力是“自利”，必要条件是“资本积累”。所以自亚当.斯密之后，“金银即财富”的旧观念逐渐被颠覆，“劳动创造财富”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
连金银都不是财富，美国竟让美元连金本位都脱离了。新自由主义任由资本主导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大小资本必然疯狂“钱变钱”，最终必然是美元严重过剩，美国严重产业空心化。
从“劳动创造财富”的角度看，就会发现美国严重产业空心化的实质，是美国没有货真价实的物质财富。也就是美国空心化的不是产业，而是物质财富。但美元毕竟是货币，支撑美元的“货”空心化了，只剩下可以无限多印的“币”，这种美元过剩的后果，要多严重有多严重。但是这种严重程度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为什么尚无强烈感知呢?因为现在美元的大头在世界各国手中，不在美国。如果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都跑回了美国，那时地球人都会强烈地感知到：美国的美元过剩到了废纸的地步，物质财富稀缺到了一把米要用一麻袋美元来换的地步。
至此就应该明白，美国为什么最怕世界去美元化吧?因为世界去美元化，就是美元开始或主动或被动跑回美国了。
何谓主动?何谓被动?举例说明：沙特卖石油给美国，所获美元大多买了美债或储备起来，后来发现美元日益过剩，一是不再买美债甚至减持美债，二是减少美元储备，三是石油交易不再只用美元，也用人民币等货币，不断减少卖石油的美元收入，这叫沙特主动去美元化。美国早先将购买沙特的石油作为战略储备油储备起来，后来为了降低贸易赤字，不得不由石油进口大国变成了石油出口大国，同时拼命吸引制造业回归美国。美国的这种出口石油和吸引产业回归美国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去美元化。所以，去美元化的不只是世界各国，美国自己也在去美元化，只不过美国是迫不得已的被动去美元化罢了。
那么美元严重过剩为什么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核心危机呢?因为资本主义各国普遍经济金融化了，与美元几乎都到了同生共死的地步，而当连美国自己都开始去美元化了，足以说明世界去美元化已不可逆，美元严重过剩危机或在几年内就要爆发，届时虽然会殃及整个世界，但是首先是资本主义各国会和美国一样遭受万劫不复的打击。
美国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大危机。
前文说过，以犹太资本为首的美国私人资本是大愚若智：它们一边利用美国大发其财，一边又利用全盘私有化拼命掏空了美国国家和美国人民，最终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美国完蛋它们也会完蛋。
一方面，美国国家越来越被私人资本掏空了，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越来越危机重重，随时需要借美债救经济，例如2020年二季度必须一下净借3万亿美债才能救股市。所以，2020年以来，美债年均新增约2.53万亿美元，到2026年8月，美债已突破40万亿美元。
美债早已进入借新还旧模式，原来主要是“还旧”压力，现在“借新”的利息压力更大。例如10年期美债，在2020年7月至8月，其周平均最低利息曾到过0.55%，当前走势在4.5%-4.75%区间高位震荡。截至8月28日，最新收益率约为4.73%。近期机构预测，短期内很难跌破4.5%。这意味着40多万亿美债，每年的利息就要支付1.2万多亿美元，是不是有点像高利贷?
即使有点像高利贷，美债也越来越难卖，乃至美国财政部最近不得不“回购”美债。为应对长债抛售、压低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单次回购上限从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以上，计划动用约9500亿美元的财政部一般账户(TGA)资金提供支持。
美国债务雪球在加速滚大，越大债务危机越深。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发达国家中，虽然只有日本的债务危机比美国更深，但是其他国家也大多和美国一样深陷债务危机。所以，美国债务危机可以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债务危机，算得上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大危机。
“龙头”濒临死亡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大危机。
前文说过，金融时代，世界经济形成了“一条龙”，“龙头”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几十年来一直靠“龙头”的高投资和高消费，拉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金融时代走向终结是必然的，“一条龙”的死亡也是必然的，当然最先死亡的会是“龙头”。“龙头”主要死因有三：一是世界去美元化导致美元只能回到美国，最终必然导致一麻袋美元或许买不到一把米，美元崩溃必然导致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龙头”)崩溃。二是金融过剩反而导致投资饱和，赚钱项目难找，投资效益下降，同时去美元化导致抵制热钱、挑剔投资货币等等，总之“龙头”的投资黄金时代正在逝去。三是金融过剩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患了综合症，其中最严重的综合症是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减少，穷人增多，甚至有民间机构测算，美国超70%的家庭处于“事实贫困”。因此，西方高消费不断下降，正在成为历史。失去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首先衰退的是“龙头”经济，其次才是“龙身”、“龙尾”的经济。
高成本危机爆发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四大危机。
其实从西方向东方产业转移的那一天起，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危机就已经开始爆发了。今天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靠借债维持国民的高福利，就说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四大危机已经很严重了，已经正式爆发了。
五，西方军事霸权失去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五大危机。
世界进入西方世纪以来，每一次的资本主义危机，西方总是能通过强大的军事霸权化解危机。但是时至今日，一者中国事实上成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中国的军力至少与美国不相上下;二者本属于西方的俄罗斯，被西方自己逼到了东方阵营;三者进入了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受到制约，所以西方军事霸权事实上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总危机再也不能指望靠军事霸权化解。
六，西方科技霸权失去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六大危机。
西方世纪以来，西方自始至终占据科技至高点，掌控科技霸权，多次资本主义危机，都是通过高科技的巨大成果而悄无声息地化解了。但是今天中国的科技已追赶上西方，很多高科技甚至超越了西方。关键是中国每一次或每一项高端制造赶超之后，就按“价廉物美”的原则市场化，一再让西方借高科技成果牟取暴利化解经济危机的希望化为泡影。
七，西方失去世界舆论霸权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七大危机。
《世界史》都是西方人写的，所以不同版本的《世界史》都是以西方为中心。二战之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一者东方阵营的宣传教育充满了政治说教，二者东方阵营因处于劣势而自设自我封闭的“铁幕”，所以世界的舆论霸权始终掌握在西方手中。苏联解体东方阵营崩溃后，世界舆论霸权更是完全落入了西方之手。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更加开放，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西方正在失去世界舆论霸权，西方很难再靠世界舆论霸权化解资本主义总危机了。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点一定在美国，一定是美国爆发一场惊天金融风暴，诱发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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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1，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且万事万物处于永恒运动、矛盾发展中)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阶级斗争，而非英雄人物的意志)。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内容)。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石，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3，科学社会主义(行动指南和最终目标)。在前两者基础上推导出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三者的简单总结：哲学是“怎么看世界”的眼镜，政治经济学是“剖析资本主义”的手术刀，科学社会主义是“走向未来”的行动纲领。
至于如何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核心脉络可以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之后有一个革命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步，建设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消灭阶级差别。第三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必要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其丰富;分配原则从“按劳分配”发展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国家消亡;人的解放。
马克思特别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他设想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后，才建立社会主义，那时生产力已极先进，所以他没有描绘建立社会主义的详细蓝图。至于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在落后的农业国俄国和中国胜利，恐怕更是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所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只能自己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从1918年到1921年，他推行的是极端理想主义的“直接过渡”——战时共产主义。他试图跳过商品经济，直接按马克思的设想实行全民所有、实物分配。具体做法包括：强制征收农民余粮、取消一切私人贸易、推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结果，虽然打赢了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国内革命战争，但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大面积饥荒和反抗。这证明：在没有高度发达生产力的情况下，强行“按需分配”只会带来灾难。
所以从1921年到1924年，列宁果断掉头推行务实的“迂回过渡”——新经济政策。俄国允许恢复商品货币关系，核心是“粮食税”：农民交完固定税后，剩余粮食可以自由买卖。还引入了国家资本主义(允许外国资本办厂)，利用市场来恢复农业和轻工业。列宁称之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承认“我们不得不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遗憾的是，他过早去世，这条路未能充分展开。
列宁的最伟大之处，是他留下了两个事关社会主义生死存亡、成功与失败的“硬核”遗产：一是“官僚主义是头号敌人”。他发现国家机关“完全脱离了群众”，警告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就会变成“旧沙皇制度的翻版”。二是坚决反对“命令式经济”。他主张用“个人利益原则”激励生产，而不是靠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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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继承列宁主义之后，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计划经济+集体农庄”的高度集中模式，虽然带来了老百姓日用品短缺、政治高压、“官僚主义是头号敌人”和“命令式经济”等问题，但是极有效率，至少短短十几年就让苏联实现了工业化，而且苏联GDP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斯大林时期虽然已然“官僚主义是头号敌人”和出现“命令式经济”，但是前者，一者是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二者是战争期间，三者当时的官僚主义还主要是干部作风问题，干部自身尚很少贪腐，很少脱离群众，更未形成特权阶层，所以苏联人民对官僚主义能理解也能接受。至于后者，一者因为是建国初期，二者因为是战争期间，苏联人民自觉劳动的热情还很高，所以尽管鲜有“个人利益原则”，劳动主要是“命令式”的，但劳动效益一直很高。因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既取得了极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又成了二战中打败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国，斯大林成了世界伟人，在国内外威望都高到极点。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尤其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主义是头号敌人”和“命令式经济”已严重到了决定苏联生死存亡的程度了。
这时的苏共内部不但官僚主义极其严重，而且普遍存在，形成了公然享受特供的特权阶层。干部高高在上，成了官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极少数富人拥有自己的巨额私有财富，天经地义，人民完全可以接受。在苏联，官僚阶层控制着国有财富，一边贪腐挥霍尽情享乐，一边不断强化对人民的管理，强迫人民劳动，人民感觉自己的财富被官僚阶层占有了，感觉自己在被官僚阶层强迫劳动，主人翁意识日益消失，心理越来越不平衡，越来越难以接受，越来越痛苦和愤怒，越来越用磨洋工对抗官僚阶层，与官僚阶层和苏共越来越疏远。
另一方面，苏联的“命令式经济”已发展到连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厂矿企业都不独立经济核算了，变成了全国性高度集中计划经济链条上的一个个生产车间，这意味着不但“个人利益原则”始终没有，连“集体利益原则”、“企业利益原则”也没有了，所有人都在按照“国家利益原则”劳动，劳动积极性自然完全被消磨光了。当所有的苏联人都没有劳动积极性，都在磨洋工，苏联人必须凭票购买的商品品种越来越多、需要排队购买的时间越来越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必须改革了，否则苏联经济必然崩溃。
前文说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糟糕透顶的。例如，他也痛恨成了“头号敌人”的官僚主义，认为是官僚主义阻碍了他的改革，但是他前期只是一再抱怨苏联没有像中国那样来一场“炮打司令部”(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则苏联就不会有官僚主义。后期干脆照搬美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苏联的官僚主义倒是被一锅端了，但是苏联也解体了。
事实上，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赞成保留苏联举行了全民公投，保留苏联的赞成票高达76.4%，反对票约占21.7%。苏联本不应该解体，它是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6个蕞尔小加盟共和国拖累走向解体的，也就是被极少数人拽着绝大多数人走向解体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敢于对这6个蕞尔小国、尤其是对最先闹独立的立陶宛采取果断行动，这果断行动并不是动武，只是将立陶宛有西方背景才当选的总统抓起来，苏联就不会解体。
这是因为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头号敌人”和“命令式经济”虽然严重，但是并没有严重到无药可救、苏联必然解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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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它们既送资本主义上天堂，又送资本主义下地狱。这一次资本主义下过地狱之后，还有新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让资本主义再次上天堂吗?不会再有。即使再有，也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短暂复兴之后再重复一次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也诞生在欧洲。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消亡、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终将普及到每一个国家。马克思主义自己都要求，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不是修正或阉割马克思主义，而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东欧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有两三个试图本国化的国家也受到苏联的无情打压，个别国家甚至被开除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这证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并没有得到丰富和发展。
“官僚主义是头号敌人”和“命令式经济”并非不治之症，苏联却因此而解体了，之后包括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在内的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都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反省。它们对自己的社会主义历史，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仍然深恶痛绝。这只能证明以欧洲人为主的西方人，性格和文化特征是：没有任何客观的中庸和中正，只有主观的霸道和极端，只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所以只有中国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够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形成了一套统一的完整制度。中国能够在48年里赶超美国跃升为事实上的世界第一强国，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世界能够形成东升西降的大势，得益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归根结底也是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制度才是恒久的第一生产力。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引领世界走向共产主义，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人类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篇。(未完待续)
作者 张国群 (人类政治经济学简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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