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组织形式,其治理结构不是单纯的管理技术问题,而是所有制关系在微观层面的实现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升微观效率的同时,也出现了所有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职工民主管理弱化、经营成果分配偏离全民共享等“属性漂移”现象。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框架,指出西方产权理论以私有产权为效率前提的假设不能承担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功能,只能在工具层面有限借用;进而对恢复职工代表大会、提高董事会中一线职工比例、由职代会选举企业领导人员、严格财务纪律、废除劳务派遣、实行同工同酬、利润上缴与全民共享、职代会负责制与国家统一调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等八项主张逐项作出制度化设计。本文认为,国企治理重构的实质是所有者归位;国企用工废除劳务派遣,则是劳动力非商品化这一社会主义前提在微观层面的落实。

一、问题的提出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争议最多的领域。四十余年的讨论,焦点大多集中在效率与产权两个词上,却较少回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国有企业究竟是谁的?
答案在法理上是清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1] 两条规范存在内在关联:既然生产资料由全体人民共同占有,作为所有者组成部分的企业职工,就应当在企业管理与监督中真实地“在场”,而不是仅作为被管理的劳动者“缺席”于所有权之外。
但在实际运行中,这种“在场”被层层代理消解了。全民所有表现为国家所有,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代表行使,国务院授权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机构再经由董事会、经理层实施经营。代理链条每延长一环,所有者约束就减弱一分。国有企业于是既不像私人企业那样受资本所有者约束,也不像真正的全民财产那样受公众监督,而形成经营者主导、内部人控制的格局。本文称此为“属性漂移”:法律所有权未变,所有权的经济实现方式却发生偏移,全民所有在事实上被虚化为部门所有、单位所有乃至经营者所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2]。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国有经济布局不断调整,新的国有企业大量设立,既有治理框架面临新的适配压力。讨论治理范式重构,不是回到政企不分的旧体制,也不是重复“一包就灵”的承包制思路,而是要回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民所有制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实现自身。
二、属性漂移:国企改革四十年的逻辑检视
(一)全民所有制的法理结构及其代理难题
全民所有制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结构:所有权主体是全体人民,但全体人民无法直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能,必须通过国家这一组织形式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3]。这完成了“全民—国家—国务院”的代表链条,也埋下结构性难题: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缺乏有效问责时,“代表”就可能蜕变为“占有”。
从委托代理角度看,这是一条超长代理链:全体人民—国家—国务院—国资监管机构—企业董事会—经理层。链条越长,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监督成本越高。私有制企业可依靠资本市场、控制权市场与经理人市场约束代理人,而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退出”机制,这些手段无法直接套用。于是,唯一可替代的约束来源,就是企业内部那些“在场”的所有者——职工。这构成职代会实体化的制度逻辑起点,而不只是民主价值的表达。
(二)改革取向的偏移:从改善激励到改变产权
1978年至1992年,国企改革的主线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两步利改税、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其逻辑是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前提下改善激励,成效与局限同样明显——企业活力增强,却伴生短期行为与“包盈不包亏”,“一包就灵、一包就乱”成为当时的共识性评价。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正确。但在实际操作中,“产权清晰”被简化乃至替换为“产权私有”。1995年提出“抓大放小”后,县市一级国有中小企业出现大规模改制,MBO、职工持股、零资产转让、承债式收购等形式并存,国有资产流失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同年国资委、财政部颁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针对的正是低估贱卖、隐匿资产、逃废债务、自卖自买等行为[4]。规范文件的存在本身,恰反证了失范现象的普遍性。
需要澄清的是,中央文件从未把“私有化”确立为改革目标,将四十年改革概括为“以私有化为重点”在文本依据上并不充分;但在财政压力、地方竞争与“改制即政绩”的激励下,一些地方和部门确实把“卖”当成主要出路、把“减员”当成主要手段。本文因此把“私有化取向”理解为对执行偏差的批评性概括,而非对政策文本的定性。这一区分决定了改革的出路:若是文本错误,需改弦更张;若是执行偏差,则需重建执行中的约束机制——而约束机制的核心,正是所有者的在场。
(三)内部人控制与职工身份的退化
青木昌彦、钱颖一在分析转轨经济时提出“内部人控制”,指企业经理人员与职工事实上掌握了剩余控制权[5]。中国国企的内部人控制有其特殊形态:经营权不断扩张,所有权约束相对弱化,而本应作为所有者监督载体的职工代表大会,在“新三会”建立后被逐步边缘化。
这种边缘化体现在三个层面:制度上,职代会职权多被限定为“听取审议”“提出建议”,对经营决策缺乏实质约束;人事上,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多为中层管理者或工会专职干部,身份依附于经营者,难以代表一线职工;话语上,“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评价企业的主要标准,职工被重新定义为“人力资源”与“成本项”。其后果是,投资决策与薪酬分配日益向经营层倾斜,利润大量留存形成由内部人支配的积累,职工从“所有者的一员”退化为“被雇佣者”。这不仅是分配问题,更是所有制实现形式的空洞化——当职工既不能选举、也不能监督、更不能分享时,“全民所有”便只剩下一个法律称谓。
三、理论坐标:两种经济学范式的分歧
(一)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核心命题
马克思对所有制的分析,重点不在"谁拥有资产"这一法权表述,而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社会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剩余产品归属。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信用与股份公司时,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是通向生产社会化的过渡形式[6]。这意味着股份制并非私有制的完成形态,而是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把它当作私有化的跳板,是对马克思的误读。
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马克思提出未来社会将“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7]。此处的“个人所有制”常被误解为私有制,实际上它指每一个劳动者作为共同体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占有主体是个人,占有方式是社会的、不可分割的。这为“全民所有、人人有份、不可分割、不得私相授受”提供了准确的理论表达,也为否定“国企是唐僧肉、人人可吃一口”式的瓜分逻辑提供了依据。在分配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8],其前提正是公有制: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分配才不必首先满足资本所有者的剩余索取。这一原理直接支持两个主张——报酬依据只能是劳动而非身份,故须同工同酬;剩余产品归社会所有,故利润应上缴并全民共享。
(二)西方产权理论的效率假设及其边界
西方产权理论为理解企业治理提供了精细工具:科斯以交易成本说明企业边界的决定[9];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分析团队生产中的计量与监督,指出剩余索取权配置对监督激励至关重要[10];詹森与麦克林提出代理成本理论[11];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把所有权归结为剩余控制权[12]。这些理论确实解释了国企中普遍存在的监督不足与激励扭曲。
但其效率结论依赖一组前提:产权可以清晰界定、自由交易,所有者有动力且有能力监督,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全民所有制恰恰不具备、也不应具备这些前提——全民所有的财产不可分割、不可交易,这是它的本质规定,而非缺陷。用建立在私有产权前提上的理论评判全民所有制企业"天然无效率",属于前提偷换。况且西方学界内部也并非只有股东至上一种传统: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企业应对职工、债权人、社区等多元主体负责[13];德国的共同决定制度更把职工参与决策写进了公司法。可见职工参与与市场效率并非不可兼容,关键在于制度设计的精细程度。
(三)指导思想与分析工具的分野
由此可提出一个方法论原则:区分“指导思想”与“分析工具”。指导思想回答“为了谁、依靠谁、成果归谁”,属价值判断,不能让步;分析工具回答“如何降低监督成本、如何设计激励契约”,属技术问题,可以借鉴。当前一些改革方案的问题,不在于使用了EVA考核、市场化薪酬、股权激励等工具,而在于把工具背后的价值排序整体接受了:当“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默认前提,职工就必然被视为成本,利润上缴就必然被视为“抽血”,全民共享就必然被视为“额外负担”。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不是拒绝现代管理技术,而是拒绝让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拒绝让“效率”成为取消所有制属性的理由。
四、治理重构:八项主张的制度化设计
(一)职工代表大会的宪法回归与实体化
职代会不是可任意取舍的政策安排,而是宪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民主管理形式。《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并赋予其审议建议、审查同意或否决、审议决定、评议监督、选举厂长等五项职权[14];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七条进一步要求公司建立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15]。法律并不缺位,缺的是实体化。
实体化至少包含四项:职权硬化,年度预算、重大投资、改制重组、薪酬分配、裁员安置方案应经职代会审议通过,而非仅“听取意见”;程序可启动,十分之一以上职工代表联名即可提议召开临时职代会;监督闭环,职代会有权听取审计报告,对经营层提出质询、评议与罢免建议;信息对称,重大经营信息定期披露,商业秘密可设保密义务,但不得成为拒绝披露的通用理由。鞍钢宪法总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正是本土形成的民主管理经验[16]。
(二)董事会构成:一线职工的比例代表
2023年《公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除依法设监事会并有公司职工代表的外,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17]。该条确立了“应当有”原则,但未定比例,实践中往往只有一名职工董事,且多由中层管理者出任,形成“有职工身份的董事”而非“代表职工的董事”的局面。
德国经验可资参照:1951年《煤钢行业共同决定法》规定煤钢企业监事会中职工代表与股东代表人数相等;1976年《共同决定法》扩展至两千人以上企业,监事会由双方各半组成[18]。但德国是监事会中心主义,中国是董事会中心主义,比例要求应落在董事会。建议分层设计:职工董事不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其中一线生产服务岗位职工不少于职工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三百人以上企业强制适用;公益类可提高至二分之一,竞争类三年过渡。对“董事会一半以上为一线职工”的主张,方向可取,但一步到位可能挤压外部董事与股东董事席位,影响战略决策与融资能力,宜“三分之一起步、逐步过渡”,并以职工监事、职代会否决权补足监督强度。
(三)选任机制:党的领导、职工民主与依法任命的统一
“两个一以贯之”要求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同时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19]。党管干部原则与职工民主选举并不矛盾,二者需要具体的程序载体:党组织在提名环节把关,负责资格条件、政治标准、廉洁审查与结构把握;职代会在候选人范围内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选举结果依法进入任免或聘任程序。
法律早已预留这条通道。《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厂长的产生,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由政府主管部门委任或招聘,或者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20]。该条长期虚置,原因不在法律障碍,而在缺乏实施细则与政治意愿。因此落实职代会选举权,重点不在立法而在程序设计:候选人须向职代会陈述治企方案并接受质询,选举必须差额,任期制须与中期信任投票结合——任期中段由职代会信任表决,未过半数者应启动解聘程序。
(四)财务纪律与对职代会负责的预算监督
要求企业领导对职代会负责,最实质的落点是财务。这并非让职代会审批每一笔支出,而是建立“预算—执行—审计—报告”闭环:年度预算与重大投资计划经职代会审议通过;审计报告向职代会全文报告;财务负责人任免征求职代会意见;建立职工监事与内部举报人保护机制,使财务违规能被内部人及时揭露。
这种监督与外部监督互补而非替代。国资监管机构的出资人监督、审计署的国家审计、纪检监察机关的党内监督构成外部约束;职代会监督则提供低成本、高频率、信息充分的内部约束。2024年施行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为财务违规、利益输送提供了追责依据[21],但事后追责无法替代事前防范,预算环节的民主审议才是成本最低的防线。
(五)废除劳务派遣:社会主义用工制度的本质要求
劳务派遣的制度特征是雇佣与使用分离:派遣机构是与劳动者签订合同的雇主,用工单位是实际支配劳动过程的使用者。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是一种灵活用工的技术安排;把它移植到全民所有制企业,触动的便不再是管理效率,而是制度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意味着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以主人的身份与公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劳动力不再作为商品出卖,劳动者之间也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派遣制却在公有制内部重建了一个“雇佣中介”:派遣机构以营利为目的经营劳动力,凭对劳动力供给的中介地位收取管理费,用工单位则付费"购买"劳动的使用权。劳动力在这里重新成为商品,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被一个私有中介隔开。这正是它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不相容之处,而不是一个可以靠“加强监管”“落实同工同酬”来修补的技术缺陷。
马克思早已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并在生产过程中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22]。社会主义所要废除的,恰是这一制度基础。《共产党宣言》宣告的未来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3];《资本论》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按劳动量分配消费品[24]。在这些规定中,没有留给“以经营劳动力为业的中间人”任何位置。邓小平同志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国企内部长期存在同工不同酬、社保低缴、随时可被退回的派遣工群体,就是在公有制内部制造身份分层,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南辕北辙。
现实后果有三。
其一,民主管理权利的制度性落空。《宪法》第十六条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均以“本企业职工”为权利主体,而派遣工的劳动关系在派遣机构:职工代表名额、职代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职工董事选举权均无从附着;用工单位的民主程序对其不开放,派遣机构又无职代会、不掌握用工单位的经营信息,形成“两不管”的权力真空[26]。
其二,劳动报酬的二次分割。用工单位支付的用工成本中,管理费与服务费被派遣机构截留,此为第一次扣减;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险按最低基数缴纳、福利与年终分配排除在外,此为第二次扣减。不参与生产的中介资本分取一份剩余价值,其机制马克思在分析商业利润时已经揭示:分割不改变剩余价值的来源,只改变其归属[27]。
其三,职工队伍的分裂。派遣工随项目进退、随时可被“退回”,构成厂内的产业后备军,持续压低在岗职工的议价能力;“编制内”与“派遣”的身份界线,又使职工难以形成统一的利益表达,职代会即使实体化,代表的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人。
法律上并不缺乏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本已限定派遣只能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并禁止用工单位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为数个短期派遣协议[28];《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将派遣用工上限定为用工总量的百分之十[29]。然而“三性”与比例上限只是限制,不是否定。国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超标”,而在于“本不应使用”:主营业务岗位与常年性岗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本就不在“三性”之列;全民所有制企业更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劳动者交给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中间机构去雇佣。因此,本文的主张不是“规范派遣”,而是“废除派遣”。
路径可分三步。
第一步即行停止:国有独资、全资及控股企业一律停止新用派遣工,存量派遣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第二步限期清零:以一年为过渡期,存量派遣工按本单位工龄直接转为合同制职工,工龄连续计算,社会保险关系无缝接续,原派遣期间不得以“临时”“试用”为由折减待遇。第三步制度替代:真正的临时性、季节性需求,由企业直接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解决,并纳入本企业工会与职代会体系;辅助性业务可整体外包,但必须是“真外包”——承包方自主管理、自负盈亏、独立承担用工责任,企业不得对承包方人员直接指挥、不得按人头结算、不得以企业名义组织作业。凡符合“假外包、真派遣”特征的,按派遣认定并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同时建立用工结构年度报告制度,企业每年向职代会报告各类用工的数量与岗位分布;工会对“假外包”享有异议权,可提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派遣用工为零、假外包为零”应纳入国企负责人考核与巡视巡察范围。短期合同与非全日制用工合并计算,仍适用百分之三十的上限。
派遣废除之后,同工同酬问题将转化为“编制内外”问题。同一岗位不得因编制、身份或用工形式设置薪酬差异;应以岗位价值评价为基础建立薪酬带宽,带宽内的差异只能来自技能、绩效与工龄,不得来自身份。
或问:废除派遣,国企用工的灵活性何以保障?此问预设了“灵活”必须以劳动者权利为代价。国企承担就业稳定与技能积累的职能,其灵活性应来自岗位调配、内部转岗、技能培训与生产组织优化,而不是来自一批随时可被退回、不享有民主权利的劳动者。
(六)利润上缴、全民共享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已搭建“全民共享”的初步框架。中央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按行业分档:烟草企业百分之二十,资源型企业百分之十五,一般竞争性企业百分之十,军工与转制科研院所百分之五,2014年起各档再提高五个百分点[30]。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从执行看,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2015年为18.6%,2019年为28%,2020年预算安排达35%左右[31];2017年启动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划转比例统一为百分之十[32]。
进展值得肯定,但仍存三个问题:收取比例总体偏低,大量利润留存于企业再投资,形成由内部人支配的积累;调入资金用途与“全民”的对应关系不够透明,公众难以感知“我是股东”;划转社保的股权收益机制尚未完全落地。建议分类提高收取比例,竞争类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建立"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的直达机制,如按人均定额计入基本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或设立全民分红基金;定期编制并公布“全民所有制资产负债表”,把家底、收益与流向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七)职代会负责制与国家统一调配的张力化解
职代会代表本企业职工利益,可能导向“企业本位主义”,甚至演变为“集体私有化”——把全民财产变成企业职工的小团体财产,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教训正在于此。因此必须明确职代会的权能边界:它行使的是占有、使用与监督意义上的民主管理权,而非处分权;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不因职代会职权扩大而改变,职代会无权决定出售、私分或变相私有化企业资产。
同时,国家保留国有经济布局调整、重大投资、兼并重组的最终决定权,但这一权力的行使须经职代会审议,并同步落实职工安置、技能培训与转岗保障。由此形成“国家—企业—职工”三层利益协调结构:国家以所有者身份收取资本收益并决定布局,企业以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并留存发展基金,职工以劳动者与所有者成员的双重身份参与管理与分享利润。职代会不是与国家争夺所有权,而是弥补所有者监督的不足;国家统一调配不是对民主管理的否定,而是对“企业本位”的纠偏。
(八)理论指导与评价体系的重构
现行国企考核以利润总额、经济增加值、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利润率等财务指标为主。这套指标源自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分析传统,能衡量资本回报,却无法衡量所有制属性的实现程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重构评价体系,至少应补充五类指标: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职工参与度,包括职代会召开频次、议案通过率、职工董事比例;就业稳定性,包括劳务派遣与外包用工数量、裁员率;内部薪酬差距,即高管与职工中位数薪酬的倍数;国家战略任务完成度。
理论建设同样重要。政治经济学在高校课程体系、课题指南、期刊评价中的位置,直接影响一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如果新一代企业管理者的训练完全建立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与公司金融的框架内,“全民所有”就只能是其知识体系之外的一个注脚。因此,教材建设、学科评估与培养方案都应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留应有位置,同时不拒斥西方理论中可用的技术工具。
五、质疑与回应
(一)效率成本:职代会会不会拖慢决策
最常见的质疑是:职代会决策成本高、责任不清,会削弱国企的市场竞争力。集体决策确实存在讨价还价与责任分散的问题,但公司治理本身就是成本与约束的权衡,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同样有成本;问题不在是否有成本,而在成本是否换来了更有效的约束。德国共同决定制实行七十余年,大量计量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鲜有证据表明它造成系统性竞争力损失。更关键的是,国企的目标函数本就不是利润最大化——它承担国家战略、公共服务、就业保障、技术创新等多重任务,用单一利润指标评价国企本身就是标准错配。
(二)兼容性:与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治理是否冲突
第二个质疑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公众股东,职代会选举董事长、总经理可能与《公司法》、证券监管规则冲突。这指向真实的技术难题,但并非无解。可行路径是分类施策:国有独资、全资公司全面适用职代会选举与高比例职工董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职工董事按比例进入董事会,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但须经职代会信任投票;公众公司可通过职工持股计划实现劳动者与所有者身份的部分重合。需要强调,职工参与不等于职工控制:职工董事的职权与其他董事相同,同样承担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受竞业禁止与关联交易规则约束。
(三)历史教训: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为何失败
第三个质疑最具杀伤力: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数十年,最终导致通胀、失业、地区差距扩大与企业资产分割,是否说明职工民主管理此路不通?南斯拉夫的经验需具体分析。1950年《工人自治法》将工厂交给工人集体管理,1974年宪法确立“联合劳动”制度,其失败原因主要不在“工人参与”,而在四点:社会所有制的所有权主体彻底虚化,企业资产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集体,无人对长期积累负责;产权不可交易,资本市场缺失;软预算约束与地方分权并存,亏损由银行与地方财政兜底;工人集体倾向于提高当期工资、减少积累。
中国的设计在关键点上不同:国家所有权明确,产权归全民所有而非企业集体所有;国有资本可在企业间重组流动,布局调整由国家主导;预算约束通过国资监管与财务纪律硬化;职代会权能限定为民主管理而非处分权。本文主张的不是“企业自治”,而是“所有者在场”——在保留国家所有权与统一调配的前提下,让职工成为所有者监督的执行者。
六、关键节点
国企治理的核心命题,不是“去行政化”与“市场化”的二元选择,而是所有者归位。本文的结论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全民所有制是法理前提,不是修辞。宪法第七条与第十六条共同确立了国有企业的属性与民主管理形式,任何改革方案都不能以效率为名取消这一属性。把国企当作“唐僧肉”,无论外部资本的瓜分还是内部人的独占,都是对全民所有权的侵犯。
第二,职工民主管理是全民所有制在微观层面的实现形式,职代会实体化是治理重构的支点。恢复职代会、提高一线职工在董事会中的比例、由职代会选举企业领导人员、严格财务纪律、废除劳务派遣、实行同工同酬、利润上缴与全民共享,这些主张看似分散,实则指向同一逻辑:让所有者回到企业治理的现场。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价值坐标,西方产权理论提供技术工具,二者不能颠倒。以工具替代坐标,改革会在“效率”的名义下偏离方向;以坐标拒绝工具,改革会在“原则”的名义下失去活力。
需要注意要点:这是一项规范性研究,缺少大样本实证检验;八项主张的可行性与实施节奏需通过试点验证;不同类型国企的差异化设计仍需细化。改革从来不是抽象的理念之争,而是具体的制度安排。当一名一线职工能够走进董事会,能够在预算表决中投下自己的一票,能够在年底看到全民所有的利润流入自己的社保账户,“全民所有”才不再是一个写在宪法里的名词,而成为可以被感知、被检验、被捍卫的现实。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第十六条,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正。
[2] 习近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开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2日第1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四十六条,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4]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3〕96号);国资委、财政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2003年12月31日。
[5] 青木昌彦、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499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8]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436页。
[9]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 1960, pp. 1-44.
[10] A. A. Alchian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No. 5, 1972, pp. 777-795.
[11] M. C. Jensen and W.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3, No. 4, 1976, pp. 305-360.
[12] O. Hart,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9-55.
[13] R. E. Freeman,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Boston: Pitman, 1984, pp. 31-51.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七条,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16] 毛泽东:《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1960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八条,2023年修订。
[18] Mitbestimmungsgesetz(《共同决定法》),1976年5月4日;Montanmitbestimmungsgesetz(《煤钢行业共同决定法》),1951年5月21日。
[19] 同注[2]。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四十四条。
[21]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781号,2024年5月21日公布,2024年9月1日施行。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200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25]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三条,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正;《企业民主管理规定》(总工发〔2012〕12号)第三条、第十三条。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2012年12月28日修正。
[29]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2号,2014年1月24日公布。
[30] 财政部:《关于"提高金融、通信、能源等垄断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建议的答复(摘要)》,2014年。
[31] 财政部:《关于202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说明》,2020年6月;财政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873号提案答复的函》,2019年10月30日。
[32] 国务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国发〔2017〕49号),2017年11月。
(作者:胡煜桐;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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