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津县志》内容：【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新津地区掀起了夺权斗争，大小单位，普遍抢夺公章，各级领导班子瘫痪。2月17日，成都军区散发了“二一七”信件。19日，新津公检法机关及驻军，配合一派群众组织，拘捕了一批“造反”者和“当权派”，名曰“二月镇反”。】
上面这段记载，还算比较客观。只是，【新津公检法机关及驻军，配合一派群众组织】中的“配合”不准确，用现在的话说，“群众组织”其实是“被配合”。
1967年2月17日 ，是 农历正月初九 。
我的记忆中，“二月镇反”前，新津县已经没有公开的“保守派”组织了。抓人那天，我刚好离开新津县城，准备到成都回北京（中央要求学生回校）。到新津汽车站时，发现，怎么在开行的汽车上有人被五花大绑着；有人说，抓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四川大学，立即知道，在抓造反派。很快，就有人来告诉我，新津县3211（人们少说个1，说成“三二妖妖”）抓人的情况。据说，四川师范学院（现在的四川师范大学）“红卫兵成都部队”唐永泰被人五花大绑。老唐是新津城关人，大学文科66级的，口才好，激情高，可能被有的人视为眼中钉。
我们把情况收集起来，我执笔，几个北京、东北来的原高中同学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到北京后，寄给了总理办公室。信内容当然实事求是，为“反革命”喊冤，哪敢有一句假话！
为什么敢为“反革命”喊冤？
1. 我们认为，这些人，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没有“反革命言行”；
2. 中央军委的信，要求军区门前的“四川大学8 -26” 学生离开军区，即使要抓那些坚持不走的学生，也不能抓其他的造反派啊。更何况，新津的造反派与“围攻军区”毫无关系！
后来在北京，我看见一个人拿着一本书，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编印的，有约 15毫米 厚，内容就是反映四川“二月镇反”情况的，我们那篇文章在最末尾。
反映新津县“二月镇反”的信，是寄给周恩来总理还是“江青同志”（当时的流行称呼）？我们几个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认为，“江青同志”虽然是毛主 席的 夫人，当时非常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真正能够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实际上在“一线”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说了算”的还是周总理。所以，信件必须寄给周总理。
最近才知道，抓人时，有人拿着绳索到我家要抓我。以前几十年，家里没有人对我说过。
2011年4月，听新津中学79岁的政治老师说，“二月镇反”时，全县抓了2700多人，新津中学55名教师，抓了25名；有人被打致残，比如 王某某 老师。
唐永泰说，他的手，也是那时被留下残疾。
有些人已经被准备宣布“判刑”，第一批包括郭学文（其实还没有抓到他）、唐永泰，现在有人还“收藏”着那张《布告》；不过，贴没贴出去，现在没有“定论”，郭学文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看见过。
我很多年都在思考，当年，为什么会发生“二月镇反”。许多人都把中央文革说的“二月逆流”等同于“老帅大闹怀仁堂”，把“二月镇反”又等同于“二月逆流”，结果，就把“老帅”与“二月镇反”搞成因果关系。我一直怀疑这种逻辑推理。“二月镇反”为什么那么“晴天霹雳”？平反为什么那么艰难？我一直怀疑，林彪、周总理、毛主席都与“二月镇反”有关系，起码，他们负偏听偏信的责任。最近，有朋友发给我一篇文章，是为林彪鸣冤叫屈，要求为林彪平反的，给了我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
文章中提到：【冲击军队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1月下旬，新疆石河子发生流血事件，部队官兵被打死打伤，林彪闻讯如坐针毡。一天下午，他让秘书打电话请叶、聂、徐几位老帅和杨成武来商量对策。】
后来，谁都知道了，新疆石河子流血事件，其实是军队开枪镇压造反派。可见，官僚们说谎，颠倒黑白，欺骗了中央军委，欺骗了林彪。可能正是这些谎报的军情，导致1967年的“二月镇反”，应该说，林彪对“二月镇反”负“领导责任”，偏听偏信的责任。中央与省市高层中，一派要改正“二月镇反”的错误，一派要维护“二月镇反”的成果，所以，文革进入“全面内战”的“持久战”——文革“三分错误”的“一半”。说谎的官僚们罪恶深重哦！
我猜想，要改正“二月镇反”错误的周总理、中央文革，“欺软怕硬”——也是“迫于势耳”，于是，策略地，把“二月镇反”与“二月逆流”等同起来，把“二月镇反”的“黑锅”让老帅们背着。无怪乎，林彪事件爆发后，毛主席说，不要再提“二月逆流”了。
11届3中全会后，否定文革派大张旗鼓地为“二月逆流”平反，再没有人提起“二月镇反”，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包括新津中学校史资料，都把“二月镇反”抹去了。《新津县志》还行，没有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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