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蒙哥马利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问毛主席“你们将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毛主席想了一会儿，说“我想我们已经找得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究竟什么办法呢？且不去论，但这“想了一会儿”却表明蒙元帅的问题很有分量。
大跃进所以出现偏差，各层面都有责任。一张白纸，缺乏经验，是问题。步子大、急于求成、强压指标，是问题。地方干部弄虚作假、邀功心切，是问题。打着私有制心理烙印的农民也有问题。比如吃食堂，饱就可以了，何必吃到撑？分明贪小便宜。
掉过头来走了相反的路，三自一包。有没有问题？有。何以见得？看看大包干的后果就知道了。温饱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回到封建社会了。组织涣散，小农经济，一盘散沙，贫富分化，黄赌毒黑重现，村支书恶霸化。作为整体，农村沦为最弱势群体。
邓小平说，改革就是放权，以放权调动积极性。放权，有放到哪里的问题。工人农民？厂长经理？省长市长县长乡长村长？结果众目睽睽，负责人独霸了权力，吃喝玩乐、皮包公司、儿子公司、承包、转移、私有化、他们用各种手段将自身变成了新的地主、矿主、商人、开发商、企业主，成了新的大山。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问题自古就有，现在也有，而且越来越不可控。
几天前，温家宝现总理撰文说“争取物价涨幅降低”。这两天，朱镕基前总理也出了文集，提到“离任前便担心房地产过热了”。着眼点不都是担心失控吗？
联系到温总理为农民工讨薪，期盼资本家的道德血液，及朱总理为破除地雷阵，准备的一百口棺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朱与温二位总理风格迥异，或雷厉风行，或春风化雨。但两者的心却无比善良，都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做好事服好务。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亦可以看出，虽然总理掌握着国家最高的行政权，仍有太多的无奈。担心房地产、担心腐败、担心物价、担心贫富分化。如果中央政府能以行政权有效地解决问题，还要如此忧虑，并试图以讲话和文章号召大家解决问题么？
由此可见，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任何人都不是万能的。
总理，相当于历史上的宰相。如果认真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不仅宰相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便诸侯、天子、皇帝，也有类似的困境。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分春秋和战国。春秋时有五霸，战国有七雄。无论五霸还是七雄，都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诸侯的来源大致有二，功臣或王室宗亲。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之王。但到了东周时期，情况变了，天子沦为“被挟的对象”，相对于周天子，诸侯国类似于地方。因此，尾大不掉，周朝时就有了。
汉朝呢？先有刘邦手下的异姓王造反，后有汉景帝治下同姓王的七国之乱。
可见，皇帝要不面对诸侯和地方大员。有了皇帝，再封王，皇帝是中央集权，诸侯王是地方分权。权力分出去了，也是放权。权力放到王的手里，地方逐渐坐大。皇帝管不了了，国家便开始内战。放权可能导致分裂，这道理贾谊讲的很清楚。
再往后，有旷世明主唐太宗，天可汗，真的万王之王了。唐太宗英明神武，罩得住藩镇。但李隆基就差多了，结果出现安史之乱。中央管不了地方。国家遭受重创。安史之乱后来平定了，但藩镇仍然割据。最后导致五代十国，天下大乱。
有道是，坚持XXXX一百年不动摇。仿佛在坚持真理。说不动摇就不动摇？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藩镇已经割据，手握重兵，李隆基自身难保拿什么不动摇？
放权，如果在民主集中制得前提下放到最基层百姓，的确可以遏制诸侯、藩镇与军阀。但，如果仅仅放到中层。让这些地方大员坐大成军阀，那么，这些新诸侯将冒犯中央，又压迫民众。结论是：放权，如果放给诸侯，必然动摇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类似的例子还有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的演变。
可见，即便周天子、汉高祖、汉景帝、唐玄宗、慈禧太后、蒋介石这样的最高统治者都面临过地方诸侯膨胀而危害中央集权的问题。何况任期八年的总理？
李鸿章错了很多，但有一点说的有道理。中华帝国碰到了千古未遇的变局。但李鸿章的说法也有局限性。李鸿章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外辱的角度看问题。
但中国面临的问题，却不仅仅是政治，而是经济，涉及科技、产业、生产力。中国农耕型社会的历史，主要是官僚治理下的地主阶级专政。但现代社会的问题则是商人、产业资本家、金融寡头。领地不仅是政权和地域，更是经济意义上的领地。
如今所谓的地方，不仅是政治意义的地方，同样是经济意义上的地方。
谁是诸侯？仅仅是地方大员？不，地方大员也没有七百亿资产，地方大员也有廉洁奉公的。即便贪腐，最大的犯罪也不过涉及三四个亿。一个资本家可以拥有三百亿、五百亿、七百亿的资产，资本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高于官员。
换言之，由于经济地位的上升，今日之诸侯，已经包括了富豪、大亨和寡头。
朱总理反腐败，主要针对官员。而“房地产过热”呢？主要是资本兴风作浪。温总理讨薪、希望物价涨幅趋缓、期盼资本家道德血液。有意无意中针对了资本意义上的诸侯、军阀和藩镇。古代战争主要是军事劫掠。今日之争斗则在经济命脉的控制。
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仍然要考虑，但范围无疑要放宽。政府统治与经济诸侯的博弈，已经变成主要矛盾。这时候继续讲放权无异于放纵和自戕。
那位说了，政府的行政手段要，要靠法律和市场，这是很幼稚的想法。
市场谁控制？资本控制，资本之间有矛盾，但资本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大一些。靠军阀灭军阀实现民主？可能吗？军阀为了相互较量，会更残酷地压榨。
靠法治？经济的控制力不仅表现在物价和工资方面，也表现在对媒体和代理人的控制的方面。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譬如南都、新浪、网易、搜狐、本身由资本家或大股东控制着。当媒体本身附庸于资本的时候，当协商和立法人员也掌握资本的时候，当行政人员与资本吃饭喝酒勾肩搭背的时候，这立法和执法，可能反过来治理资本吗？法是人立，关键是什么人立法呢？自古就有法，一直在治，问题在治谁。
法有法的作用，政府有政府的作用。法不可能包罗万象。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法总有滞后性。人才是先锋。基本性质、基本方向、基本流程，需要立法。但新事物新情况，需要人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并且，法也有不适应现实的时候，这时候法也需要变革。同样道理也适用于政策，政策也有时效性。当便则变。
坚持，这个词有两面性。可以是坚韧不拔，也可以是唯心主义。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一条道走到黑、不见棺材不落泪等等，何尝不是坚持？
强大的中国有过几次大衰败。究其原因，概源于数十年不动摇。秦始皇以法治国，霸道严苛，有虎狼之威，久了，人民与诸侯一起造反，二世而亡。唐王朝依仗藩镇，百余年不动摇。结果藩镇坐大造反。宋徽宗，书画俱佳，以文治国，莺歌燕舞，绥靖政策，投降主义，久了，自己也变成俘虏了。乾隆帝，好大喜功，奢侈浪费，久了，国库空虚，落后挨打。百年兴衰且如此，何况几个应景应时的政策？
历史人物能否成为历史英雄，不要看社会地位，要看对后世的影响。所作所为有利于国家崛起、强大、统一、人民幸福安康，则是英雄。如导致衰败、分裂、腐败、内乱、阶级分化、外辱，则无论有什么说辞，未来的现实都将给出恰当的评判。实践检验真理，在这里也适用。
总结三点。一，没有不变的政策，当变则变，不变等于僵化保守第。二，诸侯的含义已经延展到经济领域，放权已不合时宜。可以大张旗鼓地国进资退。三，要有大视野，按规律办事最重要。上吊绳越勒越紧，越紧越难解。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民生不能靠资本家，资本家就是新诸侯，搜刮大家发达自己。社会主义只有靠人民监督下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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