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汉按]：近日，偶读离休老同志于俊沂写的回忆录（书名：《百炼成钢》），其中第八篇《给朱九思同志的回信》，涉及到李锐早年在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令人不齿的行为。为了使国人了解著名反毛小丑李锐的历史真面目，特将其原文摘录如下：
尊敬的老领导九思同志：
你好！3月7日的来信收到了。得知你已91岁高龄，身体很好，十分欣幸。你谈道：“人老了，怀旧之情自然上升。”我也有同感。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关于在辽西和热河办报的情景，经常展现在眼前。最为想念的是你和何伟同志。因为你们二位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最多。。。。。。我觉得给老领导写信，只说些“拜年话”，没有意思。应该推心置腹，交流思想，提高认识。最近我看了作家宋晓梦写得一本书，名为《李锐其人》。书中谈到何伟离开报社的原因，李锐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业务上对他不够信任，某些工作应交给他，自己却独揽。”这是符合实际的。李锐同志既是你的老同学，又是老战友，也是我的老领导。关于他的是非功过问题，我作为当年的一名小兵，不揣冒昧，“班门弄斧”，也谈一点个人的浅见，并望给予指正。
我同何伟同志共事只不过短暂的一年，但对他的为人体会颇深。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联系群众，事事以身作则。《民声报》曾有三次战略转移，他总是“退却在后”；遇到艰巨任务，又是“冲锋在前”。因而受到大家的爱戴，可以说是一呼百应，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民生报》于1945年9月在锦州创刊。何伟同志任社长。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11月下旬撤离锦州，到达北票。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敌强我弱。《民生报》出版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然而在何伟同志的坚强领导下，却带出了一套“五脏俱全”的办报人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地的青年。在北票工作了一个多月，立足未稳，12月31日又继续向北退却。离开城市走向农村，还是原来那支队伍，人员有增无减。途经内蒙奈曼旗的夏洼，在挥戈西向过新惠，历尽千辛万苦，行程400多公里，于1946年2月到达赤峰。筹备工作只用了一个多月，《民生报》即宣告复刊。干部和工人的队伍，又有发展壮大，并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冀热辽日报》在承德创刊的时间，与《民声报》基本相同。社长李锐来自延安的《解放日报》，是办报的老行家，而且文采出众。但在延安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没有“当家”的经验。承德的知识分子也不少，然而他在看法上有片面性。他认为：“既不懂我们这一套，文化知识也差。”因此在培养和提拔新干部方面，做得很不够。承德撤退时，只带出了2名报务员；编辑、记者3人；行政管理人员2人；厂长1人——都是“老八路”。工人也寥寥无几，至关重要的是没有拼版技工。途经隆化、围场，印刷设备几乎随走、随埋、随丢，乃至“全军覆没”。社长犹如“光杆司令”。复刊的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在撤退时，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曾告诫：“李锐！你如果把机器弄丢了，就不要再见我！”结果损失如此惨重，怎样向上级领导交待？李锐同志面临着一个特大难题。
转机出现了。中共热辽区党委机关报《民声报》仍在赤峰正常出版。《冀热辽日报》的部分人员在李锐同志的领导下，于9月下旬到达赤峰，与《民声报》汇合。然而未过两周，国民党又调集重兵，向赤峰进犯。10 月8日《民声报》开始第三次大转移，“北上”林西。天空中有敌机扫射，地上有土匪袭击，其艰难不言而喻。但在何伟社长的精心组织安排下，撤退进行得井然有序，行程200公里，14日60人全部胜利到达目的地。其中老干部5名、战士2名，其余53名都是“新兵”。分布情况是：编采、通联、校对干部10名，电务人员20名，行政管理人员4名，熟练工人17名，勤务人员9名。全套印刷设备完好无损。由承德撤出的《冀热辽日报》的十几名同志，也分别经由赤峰、乌丹和围场到达林西。何伟同志因操劳过度，双目失明了。人们得知后，无不为之动容。这次转移的告捷，为《冀热辽日报》提供了生机。11月14日在林西出版的报纸，虽然仍称《民声报》，期数也接续《民声报》——125号。但报纸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报头下面写明：“《冀热辽日报》、《民声报》联合版”，成为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机关报。领导人员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社长由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兼任，李锐、何伟任副社长，李锐兼总编辑，朱九思任副总编辑。李锐同志从此摆脱了困境。由于地区缩小，中共热辽区党委并入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所属《民声报》也随之于1947年元旦改名为《冀热辽日报》。新的局面又展现在面前。
显而易见，《冀热辽日报》之所以能够扭转危局，得益于何伟同志领导的《民声报》的全面支持。李锐同志如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在同何伟同志的共事中，学人之长，补己之短，那会相得益彰的。李锐同志是个大才子，对文字的要求极为严格，是他的一贯作风。但对不同的人，也应有所区别，不宜千篇一律。至于何伟同志写的文章，如果没有大的原则问题，以不修改为好。但李锐同志没有这样，也给动了动“手术”。这就难免引起何伟同志的不满。他为此写下了以下几个字：“能用则用，不用则退，不必乱改。”何伟同志所言，也不一定就没有道理。因为他的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写的稿子基本上都是来自亲身的实践。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有所差异也属正常。李锐同志的所为，使何伟同志感到很难一起共事，因而不得不离开了报社。对于何伟同志的调出，李锐同志虽曾有过检讨，但似乎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从同年三月他给中央宣传部写的《冀热辽日报概况》（见李锐著《热河烟云录》）中有所反映。自从承德撤退后，不论在林西联合出版的《民声报》，或者是后来改名的《冀热辽日报》，其主要的任务都是原《民声报》的同志承担的。印刷设备也是《民声报》的。因此李锐同志写的报告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将其包括在内，把《民声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以详尽的介绍。然而该文对《民声报》几乎只字未提，且以“《民声报》原负责同志均外出，不能详述”为由，加以省略。这种做法不够实事求是，难怪何伟同志认为受“排挤”。当时李锐同志已经同原《民声报》的同志共同生活达半年之久，将《民声报》的业绩写上，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由于缺少《民声报》这部分重要内容，该报告既不客观也不全面。且令人费解。《冀热辽日报》由“全军覆没”变“重振雄风”，其主要原因是甚末？反复阅读后仍然摸不着头脑，很难设想这是出自李锐同志的手笔。他的这种做法，可能基于避免“喧宾夺主”或为他人“评功摆好”。这表明他不够宽宏大度，。。。。。。（以下内容从略）
敬祝健康长寿再长寿！
你的老部下 于俊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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