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知名度的提高也使陈永贵青云直上。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和全国几位劳模被正式邀请到首都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一万多名首都群众作报告。一个农民，到国家级的讲坛上发言，的确是世界上十分罕见的事。首都人民也奔走相告，传为美谈。陈永贵进京使首都人民眼馋了，都想看一看陈永贵是个什么模样儿，讲话的水平有多高。一阵雷鸣般的鼓掌声簇拥着陈永贵走上了大会主席台，和陪同他的中央领导同席而坐。这是陈永贵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么高的待遇。他自己的心里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经会议主持人介绍以后，一身庄稼人打扮的陈永贵更使人刮目相看，掌声又如冰雹落地般传来。知情的人们说，陈永贵的脸开始有点腼腆，言谈中也十分谦虚，讲着讲着，那种胆怯的心理逐步消除，和在大寨人面前讲话一样自如。他讲到“老少组”和“好汉组”，讲到三战狼窝掌，讲到战胜63年的特大洪灾和重新解释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整整讲了半天时间，连一句话也不重复。到结束他的报告时他表现得特别慎重：“我今年已经五十岁了，记性不多忘性不少，保不住有些地方说错。说错的地方请批评指正。”他讲的这些事，无疑在城里人听来是十分新鲜的，又与六十年代所有中国人的心理合拍。因而在讲话之间，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到会的人们看着他头上扎着的那块白手巾，又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话，越听越觉得陈永贵不是一般的农民。听说那次进京还受到了北京一些领导的接见，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鼓励他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还请他吃了饭。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的消息霎那间从首都传到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成为美谈。在人们的言谈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陈永贵从北京返回大寨，不知什么人走漏了消息，同车人几乎都知道他坐在列车上的哪一节车厢里。因此，各个车厢都为此骚动起来，都想看看这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风流人物，都怕错过这个良好的机会。列车长实在难以维持这种秩序，决定领着陈永贵在整个列车上走了一个来回，在经久不息的鼓掌声中完成了这次旅程。在这一千多名旅客中也成为一种难得的政治享受。
凡听过陈永贵讲话的人，无论是记者还是在理论界工作的人员，都有一种相同的看法：陈永贵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他的讲话却有一种哲学的论辩色彩。笔者曾经听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回忆说，陈永贵到大的场合下发表长篇讲话也需要人为他整理材料，但不能像通常整理材料那样把讲稿一字不漏地写出来叫他去会上念。陈永贵说要那样念非念乱不可！记得还是在1963年洪灾后不久，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李部长向昔阳打去电话，要陈永贵上省城作报告。因为这次的活动是使陈永贵走向新的台阶的重要一步。县里领导便特意要为他准备一个讲话稿，以便使陈永贵能够在太原打响，为大寨和昔阳争回光来。按照陈永贵的要求，这个讲话稿只是拟几个简单的提纲，这样就把全篇讲稿的结构摆布好了，一个提纲里只要求写几个有代表性的字就够了，再多反而累赘。陈永贵说越简单一点越好，整理材料的人也乐意这样安排。到了太原以后，第一场报告是由宣传部长李祺主持的。开会之前，陈永贵事先请示李祺：“允许我讲多长时间？”李部长说：“你愿意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陈永贵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四个多小时，会场上除了时而爆发出掌声外便鸦雀无声。第一场讲演时还安排了一个休息时间。陈永贵回休息室时问其他领导：“你看这么讲行不行？”这些领导也没想到陈永贵讲到这么高的水平，连连称道：“行！行！你把大寨的历史讲活了！”也更没想到陈永贵讲得使太原轰动起来，在省城人民的要求下，陈永贵一连讲了五场！凡是在太原的学者、名人都听取了陈永贵的报告，著名作家赵树理、著名晋剧艺术表演家丁果仙听了陈永贵的报告更是感慨不已。赵树理评价说：“陈永贵讲得真是令我五体投地，人才！人才呀！他没有提到毛泽东，但整个讲话都充满了毛泽东思想，他没有学过辩证法，但从头至尾都讲得是辩证法！太好啦！陈永贵了不起呀！”有人还担心陈永贵走不了太原，大寨的事情这么多，老拖着人家讲演误事嘛！这才请求领导硬把陈永贵从太原接走。就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陈永贵一直反对写材料总一、二、三，A、B、C，说人家接受不了，听来听去要打瞌睡。他说王金籽作报告一讲四个多小时，你有法讲人家还没法听哩！所以，他在人民大会堂讲演的效果也是不少人能够事先预料到的。因为他早已就具备这种素质。
时代的风云又使陈永贵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陈永贵从此又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一个显要的位置。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进行实况播放。播放以后，收到了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陕西、山西、四川、贵州、福建、山东、江苏、北京等十三个省市的听众来信一百多封。写信的大多数为公社社员、农场工人、社队干部，还有机关干部、机电工人、解放军战士、中专学校学生、小学教员等。他们表示要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参加天津市1964年郊区农业生产动员大会的2000多位代表，也听了陈永贵的讲话。信中对陈永贵和大寨人大加赞扬。河北听众刘艳芳来信说：“陈永贵同志深深地爱阶级弟兄，时刻不忘贫下中农，他领导大家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陕西听众刘天龙来信说：“陈永贵对社员进行阶级教育，关心社员疾苦，有事和社员商量，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一位机电工人何贵田听了陈永贵的事迹介绍，就给农村工作的父亲和母亲写信，让他们向陈永贵学习，做好农村工作。
笔者翻阅了不少这方面的信件，已经很清楚地回味到，当时的学大寨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成了形势的需要，非把大寨拿出来作为路标不可。
相关文章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