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肇始于耶纪1925年5月：当时，上海二十多家倭人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因厂方虐待、殴打、压榨与无端开除工人而先后展开罢工。5月15日，积极组织工人与厂方展开斗争的倭资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被倭人枪杀，这引发上海各界强烈抗议，数千学生赴公共租界进行演讲、示威，声援罢工工人，号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5月30日，英国巡捕对学生和其他集会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为此，上海工人成立总工会，并与上海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共同组成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全市展开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随即，全国大部分省、几十个大中城市和许多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人民，抗议外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后来被称为“五卅运动”。运动中，除了要求“惩凶、赔偿、道歉”外，还提出了“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等政治目标。虽然这些政治目标并未达到，但五卅运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为后来的“国民革命”和中共领导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五卅运动引起全国各界的关注。其中，城市社会名流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态度耐人寻味。
耶纪1925年6月，针对五卅惨案，章太炎带头署名发表通电：“英捕房自谓保护治安，而学生实未携带金刃，空言求请，何害治安?乃竟开枪杀人，波及行路，似此妄行威虐，岂巡捕之职当然?事后学生要求驻沪交涉员与领事谈判，请将行凶巡捕治罪，而该捕房犹始终狡展，连续两日，仍于马路枪杀市民不绝。是则租界吏役擅杀华人，一切可以保护治安借口，恐虽专制君主亦无此残戾也。某等以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7月，在回答学生代表的提问时，章太炎说：“五卅惨剧，举国悲愤，民气激昂，实行经济绝交，一致对外，足见吾民族精神未死。”同时指出：“军阀已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吾民众耳。”(以上资料出自王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耶纪2022.11出版的《革命儒生：章太炎传》一书，书中注明资料来源为汤志钧编辑的《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
可以看到，章太炎不仅严厉斥责租界外国蛮夷杀害中国人的罪行为“残戾”，而且要求本国政府就此收回租界。他高度赞誉五卅运动体现出“吾民族精神未死”，并从中领悟到“吾民众”的力量，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这种力量上并以此激励青年们，可谓旗帜鲜明。章太炎的这种态度，自然是来自于他后期站在中华文明的立场上辨析中国和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探究社会革命的坚定爱国思想。(参见：用头脑辨析世界的章太炎及其他)
当时的梁启超，对五卅惨案的评论则是：“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画，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见《革命儒生：章太炎传》一书第267页注释，其中说明资料来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耶纪1983出版的修订增补本《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由此可知，梁启超认为五卅惨案是中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只是帝国主义者不善于应对而已，其言下之意似乎是：共产党故意让工人、学生去激怒外国人、去送死，而外国人因为“顽固骄傲”上了当、干了蠢笨之事。他所谓的“真可恨”，一部分可能是对外国人“顽固骄傲”的埋怨，但主要显然是针对他认为“预定计画”的共产党的。看不到他对中国人死伤的痛惜，也看不到他对西方蛮夷杀戮中国人的愤恨，只看得到他对西夷占据的中国土地上的“文明秩序”被“破坏”的焦虑。他对五卅惨案都是如此态度，显然对整个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方针更是嗤之以鼻了。应该说，前期的梁启超做了些许有正面价值的事，这晚期的梁启超则是荒悖至极，西化公知气味儿非常浓厚了。
从现在网上可见的资料可知，梁启超说出上述论调后的次年在“美”国人出资的“协和医院”动了手术，之后病情加重，三年后(耶纪1929)就病亡了，年仅五十六岁，可谓正当盛年。关于他死亡的原因，有的说是因为被错误地割去了一个肾所致，有的则坚称没有误割肾而是“肺病”所致。(参见：《梁启超死亡真相：主刀医生错把健康的肾切除》https://zx.ankang.gov.cn/Content-2422505.html ，以及《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割肾疑云”》)不论如何，他是在“西医治疗”下短短三年就盛年而亡的。据说，他病死前还曾公开发表文章为“协和医院”辩护，生怕人们因此“否定西医科学”，产生“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种言行，颇有“西化教”教徒的愚妄之态，实在是可叹、可悲、可鄙。
对五卅惨案，胡适则公然在武昌大学对学生说：“五卅沪案，闹得全国纷扰，你们应该走的一条路，就是闭门读书，不管闲事。沪案打死的是少数人，你们反省一下，看看直奉战争，打死十几万人。你们对于奉直不说话，为什么对于沪案要说话呢?况且英国人没用机关炮打，用的步枪，这是的确的。”(见《革命儒生：章太炎传》一书第267页注释，其中说明资料来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辑、中华书局耶纪1979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的《李翊东致胡适》)这番话表明，胡适毫无中华之心，完全站在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立场上，他以表面上“举例论证”、实际上偷换问题实质的卑劣狡诈话语为西方侵略者强辩，企图消解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心。他的这种论调，与后来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论调一致。可以说，胡适的一生基本上就是替西方蛮夷进行反动欺骗性宣传的“文化”汉奸，他对五卅惨案的态度只是例证之一。
(写于共和二八六六年，新中国七十七年，干支乙巳年，夏历十一月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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