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第一节《“中国式的民主”》
在这本论文集中有一篇《革命教育与国史教育》，其中提到两点对中国历史的看法。第一点是说，中国历史上自秦到清末的政治并不是专制政体，第二点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至今仍有优异的价值的，而这两点也正是在《国史大纲》中全部内容所要证明的主要东西。关于第二点我们留到下面再说，先说第一点。钱穆先生在那篇论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象。中国自秦以下二千年，只可说是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五页)
我们首先应该指出，像这样的翻案文章，并不是钱先生一个人独倡的。近几年来“学者”“教授”中已有很多人纷纷著论，从各个方面来企图证明中国秦汉以来的政治并非专制政治(如张其昀先生，萨孟武先生)。很显然的，这种看法倒还不只是学术研究上的一种“新”见解，而且是和现实政治中的某种要求和呼应的，但为了现实政治的反动企图歪曲了历史的真象，那却是从根本上丧失了学术的态度和精神。
何以见得这是歪曲历史的真象呢?只要看一看在这本书中钱穆先生是怎样说明汉代政治的。
汉王室虽起于丰沛，汉国都虽建于长安，然非江苏人或陕西人得天下而宰制的，实系中国全国民众共同结合，组织中央政府，设首都于长安，而拥戴刘氏为天子。当时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明由全国各地人才，操使全国之政权。不仅服官从政之机会公开于全国，他如教育兵役赋税各项权利义务莫不举国平等，彼此一致。(页十一)
说是在二千年前，全国民众曾“结合”起来，“拥戴”刘邦做皇帝，这那里有什么事实的根据?刘邦即帝位后，和他臣下讨论何以能得天下的原故，他自己和他臣下也只说是由于他能“用人”，还不敢说是由于全国民众的“拥戴”。钱穆先生以为刘邦能用全国各地方的人才，就足以表明他的政权，代表全国人民，这更是把社会横断面的地区问题来代替了社会纵断面的等级问题。假如必须是从皇帝一直到将相僚吏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人，才算是专制政治，那么可以说中外古今都没有过专制政体了。问题是在：他虽然用了全国各地的人才，但这些“人才”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从那个阶级中产生的，并且更重要的是，他所施行的政策是对于那一个阶级有利?必须从这些问题上看，才能看到汉代以及每一个时代的政治的真象。在汉代不但社会中有着大量的奴隶(家僮，奴婢)，并且在汉代统治下，“富者连田千顷，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日渐的严重，而汉王室及其官僚就在这过程中，使自己成为大地主，纵然也曾企图实行社会改良政策，但其一切政策本不为了生产人民大众(农民)的利益，因此农民失掉土地，卖身为奴的现象，在整个汉代是只有一天天的严重。以汉代的这种社会情形而说，“举国平等，彼此一致”虽是贾谊晁错之流从九原下再生起来也不敢承认的吧。
钱穆先生及其他先生们不仅捏造了汉代的政治情形，而且把“一部二十四史”都照这样地改造了，他们所根据的理由不外乎钱穆先生所述的以下两点：
第一个根据是关于宰相制度，照钱穆先生的意思是有了宰相分掉皇帝的权，那就不能算是专制政治，而且他认为，纵在无宰相之时，也仍不就是专制政治。他说：
明代以前，宰相为政府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帝王认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页-一六)
中国传统政制，虽在明代废止宰相以后，而政府传统组织，亦非帝王一人大权独揽，今人力斥中国政体之专制，明为无据。(页一三九)
是不是有了宰相制度，在君主国家中就不是专制政体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如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那么在政体问题前先得把国体问题弄清楚。由国体上来看，汉唐宋明无非都是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所谓政体问题就是指他们采取怎样的方式来组织其政权机关，行使其政权力量。我们说：中国过去是君主专制政体，就是说：当时的统治政权是集中化在皇帝个人的人格上，通过皇帝个人的意志来执行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脱离了国体问题来单纯谈政体问题，是捉摸不到中国历史的真象的。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所要推翻的不仅是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而且是那种传统的国体，这正是孙中山先生比戊戌党人更进步的地位，因为戊戌党人所要改革的至多不过是政体而已。
并且在与国体问题分隔开来讲时，所谓君主专制政体也就弄不清楚了。钱先生以为君主专制政体的意义就是全国一切统治力量都由皇帝一个人直接行使，“大权独揽”。但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于是看见有宰相的设制，有六部的分设，有御史制度，有有系统的庞大官僚机构等等时，便以为这是证明其实当时政体并不是君主专制。但要知道，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地主阶级虽是通过皇帝个人的意志来执行政权，可是单靠个人的力量固然不够，而个人的意志有时也会胡作乱为，以致连地主阶级看了也不满意。因此就要设立宰相御史及各种政治制度来辅助，来牵制，甚至有些时候，地主阶级由于内部在政治上的分裂使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起来把他们所不满意的皇帝去掉另换一个。但无论如何，君主专制政体还是君主专制政体，这是因为地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维持并巩固皇帝个人的威权，而使整个国家机构在他个人的名义之下圆滑地进行。
以实际历史事实看，宰相与王室成为敌体也只是在个别时期的事实(在王室已经无力维持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时)。而且宰相的废立，权仍操在君主手里。钱穆先生把宰相当做政府的领袖，把君主看做只是王室的领袖，这样的分析是根本违背了历史事实的。钱先生书中常讥笑旁人袭用欧美民主政体的观念，但我看他提出这种说法也是偷袭来的。大概是因为欧洲近代民主政制中有三权分立，所以也把中国传统政制看做是二权分立，这样就抹煞君主专制政体的真实内容了。
还有第二个根据是关于考试制度的，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先生也充分发挥了这一点，他认为科举制度就表明了当时的“政权”是向全国上下人民公开的：谁只要读书应举，谁就可以做官。根据这点，钱穆先生甚至抹煞那二千年来国体的实质了。《文化与教育》一书中也说得很明白，他说：
中国传统政治，既非君主专制，同时亦非阶级专制，此等不须再说。然则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非难。吾人若为言辞之谨慎，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当知中国虽无国会，而中国传统政府中之官员，则完全来自民间，既经公开的考试，又分配其额数于全国各地，又按照一定年月，使有新分子参加，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织。……(页一四三)
用学者的口吻来抹煞事实，混淆名词，恐怕是再没有更胜过这一段话的了。难道用官员的来源就可说明一个国家的国体了。钱先生虽未用国体的名词，但这段话所说的意思显然是关涉到如笔者前面所讲的国体问题的。又难道中国历代的官员真是大多数出自民间么?而且所谓“民间”是什么意思呢?照钱先生的前后之所说，其所谓“民间”就是在王室及其姻戚以外的社会，那么在那里面不需要至少分别一下地主农民的不同么?科举考试制度在名义上固然是公开于一切人的面前的，但是有机会受教育，有可能投考应举的人大半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专制时代的科举制度的意义其实就是从地主阶级中经常选择出一批可用的人才来行使政权，那正表明这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国体。而在那时代一切考试用人之权又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这又正表明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主专制的政体。
固然，在科举制度下，也未始没有出身下层社会苦读应举，“一举成名”的人，但其出身如何与其在实际政治中代表什么人，并不就是一件事。正如我们不能根据刘邦朱元璋的出身来判断汉与宋的政权性质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范仲淹出身贫寒，就以为他在政治上是贫苦人的代表。因为在那样社会中，必须在受教育期，完全接受统治者的思想，才能应举考中，在出仕时期，更必须完全站在统治者的利益，才能够“步步高升”。
但科举制的实行，自也反映了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特质，非世袭贵族政治，而是官僚政治。这就是说，操行政实权的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经过科举及其他方法而产生的官僚-这些官僚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像金字塔一样地压在人民身上，而居于最高的顶点的则是专制君王。因此官僚制度之存在并不足以否定君主专制，恰恰相反，它只是在这样庞大的国土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得以维持的有力支柱。用官僚制度来补足的君主专制，这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体的全貌。
照钱先生在全书中各处所述，是甚至把当时有一定的法令规章，一定的铨叙规则，一定的赋税制度，都拿来做当时不是君主专制政体的证明，那更是不值一驳的说法。难道君主专制政体就是一切无秩序，无规则的意思么?任何国体政体下都有法律制度规章，问题是，这些法律规章是为保护什么人的利益而设的，是怎样制定起来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而行使的。而且在中国过去历代，虽然有成套的法律规章等，但正因为是君主专制政体，因此君主就有权随时加以改变或公然违背。这些事实，熟悉史实与掌故的钱穆先生所知道的应该比我们更多吧。
钱穆先生及其他同调的先生们，对于人人熟知的历史硬要来一个“翻案”，其真实意思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告诉我们，中国现在所当行和能行的民主政治就是那在两汉隋唐宋明历代所行使的政治么?所谓“中国式的民主”就是我们一般常人所称为君主专制政体的那种东西么?我很奇怪，想出这些意见的先生们都不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与事业，甚至还加以赞扬。但实际上他们是应该反对中山先生的，因为中山先生所要推翻的就是两汉隋唐宋元明清的那种国体与政体。假如中山先生还在，他听到人们说，他所毕生与之奋斗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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